當地時間3月12日，烏克蘭媒體《每週鏡報》（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披露，從「可靠外交人士」處，獲悉俄羅斯新提的6點停戰條件：第一，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羅斯將保證烏克蘭的安全；第二，將俄語作為烏克蘭的第二官方語言，取消所有對俄語的限制；第三，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第四，承認「頓涅茨克共和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獨立；第五，烏克蘭去納粹化，禁止極端民族主義、納粹和新納粹政黨，廢除現行美化納粹和新納粹的法律；第六，烏克蘭去軍事化，烏克蘭完全放棄進攻性武器，成為非軍事化國家。
如此條件，據稱是3月10日俄烏外長於土耳其會談時提出，烏方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表示，若烏克蘭同意俄方條件，俄軍將立即停火。但《每週鏡報》同時稱，如果答應上述6點條件，烏克蘭實與「投降」無異，且根據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要求，其中前5點須載入烏克蘭憲法，對當今反俄為大的烏克蘭政壇而言，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而衝突爆發至今，俄方要求看似持續變動，實則思路一脈相承，且主軸日漸明晰。2月24日俄軍行動時，普京表示欲讓烏克蘭「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3月7日，俄方首提停火四點：烏克蘭去軍事化、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修憲去除加入北約的內文並放棄加入「任何聯盟」；今日6點條件，則多了保障俄語地位、取締納粹等明確要求。綜上所述，四大符碼貫穿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後秩序構想：讓渡部分領土、外交中立、限縮軍備、打擊極端反俄情緒。如此要求，勾勒出普京此次行動的理想結果：一個「芬蘭化」的烏克蘭。
被嘲諷的「中立政策」
回顧歷史，芬蘭經驗可謂是烏克蘭的前車之鑑。
1939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為擴張蘇聯緩衝區，對芬蘭發動了冬季戰爭，雙方於風雪中血戰多時，最後暫簽停火協議；1941年，芬蘭選擇與納粹德國合作，進軍蘇聯，結果招致後者於1944年的強烈反擊，芬蘭領導人最終飛往莫斯科尋求和談，並與蘇聯簽訂和平條約：割讓佩琴加（Pechenga）、卡累利阿（Karelia）與薩拉（Salla）的部分領土、芬蘭灣的些許島嶼，並將波卡拉（Porkkalanniemi）租借給蘇聯50年。蘇聯亦向芬蘭提出賠款要求，後者須在6年內向蘇聯支付高達3億美元的巨額賠款。
此外，蘇聯還要求芬蘭進行「自我整頓」：允許芬蘭共產黨在修改部分黨章後，成為芬蘭的合法政黨；取締蘇聯認為是法西斯主義的芬蘭政黨；驅逐芬蘭境內高達20萬的德國駐軍，否則蘇軍將「親自驅趕」；在蘇聯監督下重組芬蘭國防軍，放棄軍備升級。上述要求，芬蘭皆應允並執行。
1946年起，兩位芬蘭總統確立了戰後的中立化政策，由巴錫基維（Juho Kusti Paasikivi，1946年至1956年）到吉科寧（Urho Kekkonen，1956年至1981年），兩人先後與史達林、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建立了深厚互信，對外拒絕加入北約，對內壓制仇蘇言論，並在傳媒、出版品、教科書等場域廣泛自我審查，削減兩場蘇芬戰爭的呈現版面，避免喚起民眾的歷史仇恨，影響政治上的中立空間。另外針對選舉，立場過於反蘇的候選人往往會遭取消資格，或被迫自行退選，也是為避免反蘇政策的再起。
如此策略實踐，被稱為「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持續直到冷戰結束，並在西方得到了「芬蘭化」（Finlandization）的貶稱。1979年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甚至如此訕笑芬蘭：「在一種可悲的狀態下，一個弱小的國家屈服於強大的鄰國，對自己的主權自由做出可恥的、令人尷尬的讓步。」然而這般理想主義式譴責，聽在當年芬蘭人眼中，實是來自歷史深處的殘酷冷笑。
回顧1939年的蘇芬戰爭，芬蘭的游擊式反抗吸引了全球目光，諸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皆予以聲援，更有多達12,000名外國志願兵前來參戰。但細究「外援」內容，身為芬蘭鄰國的瑞典擔憂觸怒蘇聯，因而拒不出兵、嚴守中立，但有部分未受完整軍訓的瑞典民眾前來助陣，構成了1,2000名「外國志願兵」主體；德國因與蘇聯簽定《互不侵犯條約》，而不願給予實際作戰援助；美國一來鞭長莫及，二來奉行「孤立主義」，故也只能作壁上觀；英法則正與德國交戰，於是僅送來庫存的殘槍舊炮，供芬蘭軍隊使用，後兩國雖答應出兵，但其真正目的是為奪取瑞典鐵礦石產區，芬蘭的死活依舊無人管顧。
如此求告無門的慘痛經歷，讓戰後的芬蘭領導人學到教訓：芬蘭的存亡和獨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只有當蘇聯「感覺安全」，芬蘭才能安全。歐美各國自可說著冠冕堂皇的漂亮話，但巴錫基維與吉科寧明白，弱小的芬蘭不能對西方援手抱有期待，與其重演流離失所、國破家亡，不如理解蘇聯的戰略與地緣顧慮，並與蘇聯各級政府官員保持密切往來與對話，用行動證明自己「值得信任」。
而也正是在兩任領導人努力下，蘇聯的「信任」給了芬蘭發展空間：蘇聯不僅削減戰後賠款數額，更寬限了支付期限；1955年，蘇聯海軍、砲兵部隊撤離芬蘭；1956年，蘇聯提早歸還本該被租借到1994年的波卡拉。與此同時，芬蘭逐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合作，降低同蘇聯的貿易往來，並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更在1960年代起提高軍事預備役比例與國防預算，走向依賴大片國土與民防的「全面防衛」路線。上述舉措，皆在蘇聯眼皮底下進行，莫斯科亦有能力阻止大部分行為，但正因雙方共享了高程度互信，而未發生明顯衝突。
在歐美主導的後冷戰敘事下，「芬蘭化」成了小國自棄尊嚴的代名詞，但回顧歷史脈絡，戰後芬蘭領導人實是憑藉了精細複雜的內外操作，強化了與西方陣營的聯繫，同時保持與蘇聯的良好關係，最終芬蘭並未加入北約，也未淪為蘇聯衛星國，並得以茁壯為高工業化的自由經濟體，同時擁有大批後備軍人。
烏克蘭的未來方案
而對當今烏克蘭來說，其也面臨了類似處境與戰略抉擇。
戰爭開始後，烏克蘭軍民恰似當年芬蘭，身軀雖小卻有堅強意志，但終究難敵滾滾鋼鐵洪流，雖對俄軍造成損傷，卻是大勢已去、難挽戰局；西方表現則與當年面對蘇芬戰爭時如出一轍，口號喊得震天響，誇獎烏克蘭人（芬蘭人）抵抗意志堅強，展現全球聲援的熱情，實際卻是運送老舊的不對稱作戰武器（殘槍舊炮）、口惠而實不至，令人懷疑其是否意在創造東歐版的阿富汗，使俄軍身陷戰爭泥淖。
在此局面下，基輔的「最佳選擇」也不幸與當年芬蘭相同，那便是走向談判桌，與莫斯科協商。而綜觀普京所提條件，亦與過往蘇聯對芬蘭的要求類似：讓渡部分領土主權、對內降低仇恨情緒、對外維持中立、消除對莫斯科可能構成的軍事威脅。
過去芬蘭付出了佩琴加、卡累利阿等地，今日俄羅斯則要求克里米亞與烏東獨立；過去蘇聯強制芬蘭取締「法西斯」政黨，恰似今日要求烏克蘭整頓政壇「納粹」風氣，為的都是拍熄已然燎原的反蘇／反俄情緒，此次俄方明確提出確認俄語為「第二官方語言」，便是意在阻止烏克蘭日漸強烈的「去俄羅斯化」政策，並讓過往被迫關閉的俄語學校、電台、新聞台重新開啟，如此方有長期維持親俄民意的可能；當年蘇聯雖未明言要求芬蘭不能加入北約，卻是直接駐軍芬蘭，直到確認芬蘭確有中立「誠意」後才撤軍，今日則是要求烏克蘭修憲放棄加入北約，確保中立地位；過去蘇聯主導了芬蘭國防軍的重組，今日莫斯科則要求烏克蘭放棄攻擊性武器。
四大領域條件，與1944年的邏輯一脈相承，普京盤算亦與當年史達林類似，並非出於「大斯拉夫主義」等意識形態構想，決定發動戰爭，而是在地緣政治視野下，要替國家建立戰略緩衝區，並深知西方僅能提供口惠實不至的援助，故不惜違反國際法，並以軍民生命、俄羅斯經濟與名聲為代價。
然雖說如此，今日的「芬蘭化」背景仍與1944年有些不同。如今的俄羅斯已無過往的蘇聯國力，故而容忍了北約的多次東擴、直到逼近家門口，這才賭上國運發兵烏克蘭；眼下的國際環境亦非戰爭年代，俄羅斯也無當年蘇聯自成一格的巨大體系，故逐漸發酵的經濟制裁必然吞噬其部分發展成果，即便戰爭結束，全球反俄獵巫仍會持續；且俄烏如今談打交織，倘若烏克蘭缺乏有遠見與膽識的政治精英群，和平條約可能持續難產，拖延下去徒增變數。
但不論普京的規劃最終能否實現，芬蘭與烏克蘭的經驗皆為國際政治的殘酷體現。正如芬蘭總統吉科寧所說：「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並非是絕對的，無須屈服於歷史必然性的國家是不存在的。」當外界一廂情願期待英雄卻又只能開出空頭支票，恥笑「芬蘭化」是懦夫行徑卻又一兵不發，站在輿論高地煽動衝突甚至持續「拱火」，吉科寧的話足為弱勢方借鑑：「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小國絲毫沒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為一談的餘地，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情感。」
原文發表於2022/3/18《多維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