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土耳其與沙特再握手：中東變局何以成形？

4月2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到訪沙特阿拉伯，是為2018年異見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謀殺案後，土沙關係的新回暖，亦是埃爾多安5年來對沙特的首次出訪。

在此之前，埃爾多安已在2020年11月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通話，為兩國回暖釋放訊號；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üt Çavuşoğlu）亦在2021年5月、2022年3月兩度訪問沙特，表示將在「未來一段時間」採取改善關係的「具體步驟」；4月7日，土耳其法院宣布將卡舒吉案移交沙特司法當局處理，意謂土方將不再過問此案。

此次出訪期間，埃爾多安除與沙特國王薩勒曼（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會面外，也與沙特實際掌權者、王儲穆罕默德會談。據土方新聞稿所述，雙方就推進兩國各領域關係、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埃爾多安亦於29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土耳其和沙特共享歷史、文化和人文紐帶，雙方致力於加強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關係，並為開啟兩國關係的新時代而努力。」其同時表示，兩國重視海灣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並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綜觀上述互動，土沙兩國皆對改善關係有所期待，土耳其一方或許更加渴切。然兩國的結構性矛盾年深月久，眼下雖因時局變化有所解凍，卻未必能順此態勢「心靈契合」。未來種種，仍需時日觀察與檢驗。

回顧土沙關係的跌宕起伏，卡舒吉案宛如大國政治的皮影戲，為外界展演了衝突張力。

2018年10月2日，沙特記者卡舒吉為辦理離婚證明，與土籍未婚妻一同來到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堡領事館，卻於入館後人間蒸發，未婚妻遂在枯等許久後報警。土耳其警方隨後通報稱，卡舒吉已遭沙特特工謀害，且事件與沙特「王室高層」有關。如此指控暗示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涉案，導致了土沙官方的公然齟齬，兩國矛盾由此浮上台面。

然由歷史視角觀之，卡舒吉案風暴更多是土沙交惡之果，而非導致兩國衝突的關鍵。換言之，若非土耳其與沙特早有摩擦，土方或許不會為此高調追責沙特、甚至將矛頭對準王儲，卡舒吉案也根本難有曝光機會。故與其說是卡舒吉案重挫了土沙關係，引爆雙方多年不睦，不如說是兩國早有嫌隙，土耳其遂藉此事打擊沙特國際形象，結果招致後者的強悍回擊。

而論及土沙兩國矛盾之源，政治伊斯蘭與地緣政治的交纏可謂關鍵。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簡稱穆兄會）曾於埃及短暫崛起，卻在執政一年後旋遭軍方政變下台，並被沙特、巴林、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如此「過街老鼠」待遇，與其對中東政治秩序「構成挑戰」有關：對埃及軍方而言，穆兄會是江山的競爭者；對本就與國內宗教勢力相互牽制的海灣王室來說，穆兄會是潛在威脅。而沙特又以「兩聖地監護人」自居，自不樂見伊斯蘭世界出現話語對手，故穆兄會的崛起可謂在政教兩大場域上，同時刺激了沙特的敏感神經。

然於一片「倒穆」風潮中，偏有兩國逆流而行，持續為穆兄會提供政治庇護，一是與沙特同為海灣國家的卡塔爾，二是身為阿拉伯局外人的土耳其。對卡塔爾而言，其不願常做沙特附庸，而是希冀走出自主獨立路線，做海灣的區域小燈塔。在此思維下，其不顧政治風向同伊朗交好、庇護穆兄會，甚至通過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抨擊沙特，最終也招致了沙特的怒火反撲，後者於2017年聯合埃及、巴林、阿聯酋等國，對卡塔爾宣布斷交，並祭出禁航、禁運、關閉半島電視台辦公室、取締同情卡塔爾言論等制裁。

而土耳其之所以庇護穆兄會，用意也與卡塔爾類似，即將政治伊斯蘭勢力當作經緯地緣政治的支點，既對忌憚穆兄會的阿拉伯國家形成牽制，更為土耳其爭取伊斯蘭世界話語權，正如其也為搶佔「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輿論陣地，而長年支持哈馬斯（Hamas）般。如此作為復刻了卡塔爾模式，結果同樣點燃沙特怒火，2014年10月土耳其欲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便在沙特的「不同意票」動員下鎩羽，兩國的敵意對峙由此螺旋上升。

2017年卡塔爾斷交危機中，土耳其便與伊朗堅定支持卡塔爾，沙特遂與阿聯酋共同表示，海灣地區面臨「土耳其擴張主義」威脅，埃爾多安則回嗆沙特是「非伊斯蘭異端」；2018年3月，沙特宣布停播頗受歡迎的土耳其電視劇，並表示土耳其、穆兄會、伊朗為「邪惡三角」，土耳其則於同年10月，回敬以卡舒吉案的全球曝光。

此後土沙關係持續低盪，沙特先是在2020年納卡衝突中支持亞美尼亞，抨擊土耳其煽動戰爭，更指安卡拉濫用巴勒斯坦議題謀取利益；埃爾多安則稱，若非沙特背叛巴勒斯坦人，土耳其根本不必出面「主持公道」。簡言之，土沙分歧起於雙方對穆兄會的立場差異，而這一變數又發酵出了地緣政治敵意，以至在卡塔爾斷交危機、卡舒吉案、納卡衝突交織作用下，兩國持續交惡，難見和解契機。

然而如此黯淡前景，竟還能有埃爾多安出訪的柳暗花明，兩大政治局勢的變化堪為關鍵：第一，新冠疫情重挫了土耳其經濟，後者欲向海灣國家尋求輸血；第二，美國有意減少對中東的戰略投注，轉向亞洲，沙特由此被迫調整對外政策。

首先，埃爾多安希望爭取沙特投資土耳其，以緩解眼下的經濟困局。土耳其將在2023年6月舉行總統與議會選舉，但受新冠疫情影響，眼下土耳其經濟正是一片水深火熱，通脹率已飆破61%，創下20年新高，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持續上揚、電費暴漲也引發不滿群眾上街示威。如若埃爾多安無法在年內緩和經濟情況，恐將嚴重衝擊明年選情。

早在2019年3月，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便曾因里拉暴跌引發金融危機、經濟萎縮、停滯性通脹，而於地方選舉中失去伊斯坦堡等大城執政權。彼時埃爾多安雖在第一時間主張「選舉無效」，但待至6月重選時，仍由共和人民黨（CHP）推出的市長候選人拔得頭籌，是為鳴響埃爾多安政權的嚴重警鐘。

此次新冠疫情襲捲下，本就脆弱的土耳其經濟再受重創，面對高失業率與高通脹，安卡拉陷入兩難：若要維持經濟成長數據，降低失業率，便須出台降息政策，以活絡市場運作；若要控制通脹、平抑物價，便必得加息。兩相權衡下，安卡拉最後選擇拯救景氣與失業率，期望水漲船高的經濟情勢，能緩衝高通脹與物價帶來的民生苦痛，故於2021年9月宣布降息，結果里拉應聲重挫，對美元匯率暴跌至歷史新低點，許多包括蘋果在內的國際公司，紛紛取消以里拉計價的售賣服務，土耳其物價自也持續飆升。

然如前所述，埃爾多安的目的是藉景氣回暖改善民生，帶動經濟成長，故其始終不願在降息政策上有所讓步，而是努力維持支撐降息的所需條件。2022年1月，土耳其便與阿聯酋簽署價值49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用以挹注土耳其因金融動盪而耗損的外匯儲備，阿方亦將成立價值100億美元的基金項目，以支持對土耳其的投資計劃，埃爾多安隨後於2月14日出訪阿聯酋酋；如今其再訪沙特，土耳其國內同樣期待，其能循阿聯酋模式，爭取沙方的資金挹注。

第二，面對美國進行戰略調整，逐步撤出中東，區域行為者紛紛啟動戰略校正，以探索後美國時代的生存之道。在沙特的戰略視野內，其自認與土耳其、伊朗共構了戰略三角，只不過在美國長年奧援下，這一三角嚴重傾斜：伊朗受美壓制，土耳其地緣野心未能施展，故沙特既能整肅海灣內部，也能同時與土伊交惡。

然如今美國的存在日漸稀薄，沙特只能被迫正視現實：美國正集中精力重返亞洲，澳英美聯盟（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戰略意義遠勝塔利班再起，更高過圍堵伊朗什葉新月。眼下伊朗積極佈局敍利亞、伊拉克、也門，土耳其亦在利比亞、敍利亞維持軍事存在，沙特若還憑過往血氣之勇，對土伊左右開弓，恐怕只會腹背受敵。

在此思維下，沙特開始了地緣戰略調整。首先是海灣風暴的落幕，卡塔爾已於2021年1月同沙特等國恢復外交關係，並於同年8月向沙特派駐大使；接着是緩和同土耳其的敵對關係，恰好埃爾多安也有急切的經濟、選舉需求，兩國回暖一拍即合；第三步雖艱難，卻也是沙特持續耕耘的方向，那便是恢復同伊朗的對話。

在戰略三角關係中，一旦同時見罪兩方，便會落入戰略被動；若能與兩方維持鬥而不破的競爭狀態，反倒能在衝突迸現時，爭取成為樞紐的優勢地位。沙特並非真要與伊朗、土耳其「化敵為友」，其也深知土伊兩方將繼續操作現有籌碼，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但美國的退出已成定局，沙特為己身利益考量，將在「不與土伊同時交惡」、「鬥爭中保持對話」兩大目標下，續走後美國時代的對外路線。

2022年5月8日《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