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5日,英國《衛報》揭露俄羅斯密件,內容指出俄國總統普丁設立專門的機構,藉此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以確保「精神不穩定」的川普贏下總統之位。此舉造成美國社會的動盪,嚴重影響了選舉的公平性。
此機構透過散布相關假訊息影響民意,內容包括挑起種族衝突、攻擊政治人物的文章。例如藉由網路傳遞「希拉蕊是複製人」、「希拉蕊本人已經死了」等荒誕言論。
台灣從2013年起,就已位居「全世界受境外假訊息侵擾」第1名
這在現今社會看似荒謬至極,但數據顯示俄羅斯在美國所創的粉專,粉絲人數破百萬人,甚至NBA(名)球星詹姆斯都曾轉發俄國用以製造種族對立的影片。
雖然無從得知這些惡意散播的資訊究竟對選情造成多大的影響,但不可否認,這確實嚴重侵害選舉公平性以及人民「接收正確資訊」的權利。
假新聞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存在多年,雖然有許多民間的持續呼籲,但問題終究沒有獲得徹底的根除。台灣政府在107年通過假訊息防治相關政策,並建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Line訊息查證系統,教育單位也持續推動媒體素養相關課程。
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的調查,全世界受境外假訊息侵擾最嚴重的前3名,分別是台灣、拉脫維亞、巴勒斯坦,而台灣從2013年起就已位居第1 。
過去政府採取的相關政策以及民間長期性的呼籲似乎成效有限。為何過去所採用的措施都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台灣在打擊假新聞的這條路上又該何去何從?
一、假訊息與他們的產地
假訊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防範他們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他們如何被製造與傳播。
首先,假訊息大量運用AI技術,例如:網紅小玉使用DeepFake技術,盜用百位名人的臉製作限制級影片。此種手法運用深度學習建構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輸入成千上萬筆數據至一個函數集,並一一分類歸納,需要時再從中提取資料。
為了解決人力資源大量耗費的問題,更發展出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讓兩個類神經網路進行對抗。其一是生成網路,負責製作假影像,另一是鑑別網路,學習辨別影像的真偽。藉由AI自行訓練以製作出更逼真的假影像。
再者,假訊息製造者除了技術外,更掌握了充分的市場資訊。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表示 :「所有資訊戰最先要做的是收集個資!」。收集個資不只是購物紀錄,還包括滑鼠軌跡、瀏覽模式,例如Facebook的後台記錄使用者的偏好,以利投放對個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廣告內容。
「假訊息的機制就是對你精準投放,他們想要操縱你的議題。」
俄羅斯在美國大選期間所散布的假訊息,就是藉由收集個資,並在網路臉書、IG、推特設立許多假帳號、假粉絲團,專門爆料白人警察打黑人,以挑起種族衝突。精確鎖定受眾,然後在目標客群最可能出沒的網站,以最容易吸引他們的標題文字,散播特定的虛假資訊。
當他們相信了文中的內容,開始散播出去後,就會吸引大量觀眾,尤其當訊息是知名人士傳播時,會有更多人因為他們的身分而相信。
筆者團隊經過調查發現:23.7%的人對於自己所信任的網站發布的訊息缺乏查證。另外,只有約50%的人保證在確認資訊無誤之前不會轉發這則訊息。
過於信任網路資訊,也可能導致錯誤的資訊出現。即便不是出於有心人士刻意偽造、廣為散布,仍能透過網路迅速影響民眾思想。
二、科技防禦術 ? !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用雄蜂(終生享用工蜂努力的成果並繁殖)比喻不付出只享受成果的人。他也把人分成這兩類,具攻擊性的工蜂會佔據發言台;只享受的雄蜂就成為旁邊跟著起鬨的人。
正如這個時代的網路鄉民,一旦由一、兩個人佔據發言位置,發表錯誤的資訊,就可能導致整個網路平台風波四起。
假訊息就是這個機制下理所當然的產物,對資訊科學家來說,修正錯誤的方法往往是運用更多資訊科學,即使修正錯誤相當複雜,還是可以藉由建立演算法來糾舉假影片。
以造假影片為例,一種方法是嵌入數位簽章,如同印刷鈔票時用於防偽的精細標誌,在每台數位攝影機可以嵌入獨一無二的簽章。另一種方法則是利用偵測工具自動糾舉假影片。例如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所推動的媒體鑑識(Media Forensics, MediFor)計畫。採取策略包含數位指紋、科學查證(例如:檢查影片是否符合物理定律)等,透過深度學習實踐自動糾舉。
只不過上述方法依然是官兵捉強盜的戲碼,造假者還是可以仿製數位浮水印,或建立深度學習工具騙過偵測工具。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資訊科學與電機工程教授艾佛羅斯(Alexei Efros)正與MediFor合作,他說:「我們贏不了這場競賽,我們只是讓造假者越來越難偽造。」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舉辦的「2022年假訊息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中,有近7成民眾認為政府、科技公司平台方應限制假訊息在網路流傳,即使相關作為可能會損害人民的言論自由。9成民眾支持政府應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建立假訊息的自律機制。
如果把假訊息比喻成病毒,那麼打贏這場資訊防疫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封鎖。但現代的民主國家的資訊開放性,長期以來已經成為了大眾所接受的價值,資訊上的封鎖與防堵,也可能導致政府壟斷新聞媒體,侵害國家的意見自由。
三、教育藥丸:不見藥效?
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律教授波西利(Nate Persily)表示,科技專家把焦點放在「偵測假影音的解決方案時,反倒很少花時間釐清這些方案是否讓人們不再相信假影片。」
波西利表示遏止假訊息的工作,需要心理學家、社會科學家和媒體專家共同出力,避免假新聞導致我們對於政府和新聞業這類民主機制的信任減弱,並培養社會大眾判讀新聞的能力。
近日各國提倡的媒體素養教育,就是希望學校透過課程來提升孩子們的辨別能力。對於缺乏媒體識讀概念的父母而言,學校是他們的孩子唯一有機會學習媒體識讀技能的地方。課程中他們學習如何評估接收到的訊息、進行批判性思考,並辨認謊言。
媒體素養的課程應及早開始。雖然目前美國、台灣的許多大學都陸續開設相關課程,但美國紐約石溪大學新聞素養中心(Center for News Literacy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執行長霍華施奈德(Howard Schneider)提到,指導大學生時發現他們已經養成了不進行查證的壞習慣。
我國教育部也在2002年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媒體素養教育被納入九年一貫課程。2008年世新大學承接教育部的「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畫」,計畫中包含了教材編列、師資培育、巡迴講座規劃、種子學校輔導、活動及競賽推廣和資訊平台這六大面向,期望透過一系列政策培養孩童基本的資訊素養與媒體識讀能力。
不過,國內的媒體素養教育還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
首先,國內對於媒體素養課程的核心缺乏共識。
部分課程著重於引導學生主動釐清新聞來源,但卻可能導致學生忽略出版廠商和記者的潛在立場;另外,也有課程強調資料收集以及意見徵詢,但學生周遭的人也各有自己的立場,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完全客觀又直接地讓孩童從虛構訊息中分辨事實。
另外,師資來源也是一大問題。
究竟甚麼樣的人有資格教授這樣的課程?授課老師應該受到什麼樣的培訓?由於媒體資訊判讀是一個具有高度開放性的問題,每個人因應的處理對策也有所不同,難以架構出一個統一的課綱跟教學方式。
四、結論
其實,身為高中生,雖常聽師長提及假新聞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但也不知如何改變。然而,筆者團隊藉由這次的新聞專題報導,親身參與媒體製作的一環,在蒐集資料、實際撰稿的過程中,深刻體認到網路上虛假或是未經查證的訊息氾濫,在老師的引導下,上網自學媒體判讀技巧等相關知識。
現行台灣的資訊素養教育著重在課堂上、講座上的宣導,卻缺乏讓孩子實作的機會,導致孩子不了解媒體素養的意義,不懂得真正去思考資料的真偽。
而現今網路發達的時代下,無論是政治團體刻意操作的虛假資訊,抑或是民眾在無心之下外流的錯誤訊息,我們都無法完全依賴更高階的科技技術解決。唯有培養民眾的媒體素養,透過教育賦予下一代媒體識讀的能力,在「訊息轉發」、「資訊接收」等面向上把傳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下,享受網路所帶來便利性的同時勢必有所犧牲,而假訊息只是其中一個副產物。
無論是讓民眾藉由討論互換資訊的開放性資訊交流平台,還是假訊息自動糾察系統,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人民都具備媒體識讀能力的基礎之上。
眼下的目標就是讓未來的孩子能夠受到相關的教育,來減少更多誤判假訊息,而台灣在這個領域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高一記者/胡安鈞、王薇甯、李挺瑋、楊芳丞 採訪報導】
「亮孩」是專欄作家,也是暢銷書作家,看看我們的「
暢銷好書」。
※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