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葉郎,也就是《錄影帶生與死》這個寫作計畫背後的文字工。
最後想跟各位讀者交代一下為什麼要寫錄影帶這樣一個早就被遺忘的的故事:
錄影帶曾經是我個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扇窗。
小弟我只比最早的錄影帶格式 Betamax 早了幾個月在台灣南部的高雄出生。成長於沒有金馬影展、沒有太陽系MTV、沒有電影圖書館的台南,在我十多歲時現身的大叔大嬸錄影帶店就是我的全部。那裡就是我的電影學校,就是我的藝術啟蒙。《My Life As A Dog 狗臉的歲月》、《Dead Poets Society 春風化雨》和《Amadeus 阿瑪迪斯》就是我的人生導師。
我的成長經驗中,電影從來沒有跟電影院劃上等號。過去不是,顯然未來也不是。
我家那個不算寬敞的客廳才是我人生最常前往的影廳。
那個影廳甚至早在家父買了第一台錄影機之前就已經開張營業好幾年。2年前過世影評人景翔老師,在1980年代會替無線電視台的電影放映節目做演前、演後導讀。我永遠記得小學6年級守在不比我現在的筆電銀幕大多少的電視機前看完《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第三類接觸》時,那種頭皮發麻、無法言語的恍惚狀態。多虧景翔老師的演後解說某種程度上收回了我已經魄散四方的靈魂。
必須提到另外一個沒能寫進這個寫作計畫的另外一個電影花園:
我高中就讀的台南一中隔壁,正好是來自美國的天主教神父紀寒竹的華燈藝術中心。紀神父在那個勝利路的地下室小房間裡定期放映自己的電影收藏,也特許我們這些隔壁的高中生可以用類似圖書館的書卡檢索那些錄影帶和LD光碟的片名和演職員表等資訊(那些卡片就是我人生第一個 IMDB),並且支付微薄的費用租下場地跟一中電影社的同學們一起觀看。
紀神父的這個作法肯定在法律邊緣,然而卻是這些十六、七歲南部少年在那個當下絕無僅有的一道電影的光。
我當然也會把青春期的每一個週末耗在如今廣為人知的全美戲院,欺騙父母說在學校溫習功課,然後跟同學騎著腳踏車飛馳前往全美(對!我們就是活在《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語》的宇宙),一口氣連闖兩廳看盡4部電影。
然而錄影帶、光碟的體驗終究是專屬於我這個世代的生活體驗。這種實體媒介的體驗正因為串流的全面統治力量,而像電影片尾的牛仔一樣,背向著觀眾緩步騎向遠處的夕陽。
這就是為什麼我責無旁貸必須代表錄影帶的世代寫下這個故事。
而且企圖將這個即將滅失的故事印成紙本這件事本身就很錄影帶。很夕陽,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