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 7號，歷時 5年的伊藤詩織對山口敬之的民事訴訟案，終於劃下句點。
最高法院駁回雙方上訴，維持二審判決結果，本案定讞。本日（20），伊藤詩織偕同本案的委任律師（西廣陽子、佃克彦與山口元一）召開記者會，分享這 5年來的心路歷程及面對本次結果的意見。
這場記者會很可能是伊藤詩織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本案，這也是日本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性侵訴訟案的落幕，別具意義。
案件提要
2015年4月，伊藤詩織和山口敬之在東京・惠比壽的一間餐廳用餐之後，被山口敬之帶到東京港區一間飯店性侵得逞。伊藤詩織雖然在隨後向山口敬之提出準強制性交罪（當時在日本仍稱「準強姦罪」）的告訴，卻遭東京地檢署以罪證不足為由，不起訴山口敬之。
2017年5月，《週刊新潮》報導本案後，伊藤詩織以本名「詩織」召開記者會，成為日本 #MeToo 運動第一人（註：#MeToo 運動在美國其實是同年年底才爆出來）。由於檢方維持不起訴山口敬之的決定，刑事訴訟受阻，同年（2017）9月，伊藤詩織改向山口敬之提出民事訴訟，並在 10月出版《Black Box》一書。在民事訴訟進行的過程中，山口敬之反告伊藤詩織誹謗個人名譽（民事），形成雙方互告民事訴訟合併審理的局面。
2019年民事訴訟一審判決結果，伊藤詩織告山口敬之一案勝訴，山口敬之告伊藤詩織一案遭駁回。山口敬之不服判決結果，本案上訴二審。
今年 1月，二審判決結果出爐。伊藤詩織告山口敬之一案雖然維持勝訴，山口敬之必須要賠償伊藤詩織 330萬日圓，但山口敬之告伊藤詩織一案的二審判決結果和一審不同：法官認同山口敬之的部分主張，要求伊藤詩織需賠償山口敬之 55萬日圓。
約會強姦藥物（date rape drug）成關鍵
山口敬之告伊藤詩織一案，之所以會在一、二審判決結果出現差異，關鍵在於《Black Box》一書中提到的「約會強姦藥物（date rape drug、デート・レイプ・ドラッグ）」。
承前，伊藤詩織在 2017年出版《Black Box》一書（中譯版書名為：《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訴說自己的被害經歷，及案發後走向螢光幕前與邁向訴訟之路的點滴。伊藤詩織在書中寫到，她懷疑自己當時是被山口敬之下藥，才會整個人斷片。這個藥，伊藤詩織認為是當時在美國時有所聞的「約會強姦藥物」。
這 5年來陪伴伊藤詩織走過訴訟的律師西廣陽子在記者會上表示，伊藤詩織剛出面控訴本案時，當時在日本很少人聽過「約會強姦藥物」。對於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的人來說，雖然是不熟悉的名詞，但會知道這是很惡質的手法，給予外界很強烈的印象。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因為伊藤詩織算是在日本讓這個詞發揚光大的人，所以二審時法官會認為，伊藤詩織在書中這樣寫，確實會造成山口敬之在社會上的名聲受到影響，才會判伊藤詩織要賠山口敬之 55萬日圓。
雖然最高法院駁回兩人上訴，等於二審判決結果就是本案最終結果，伊藤詩織在書中提及「約會強姦藥物」成為伊藤詩織得賠山口敬之的關鍵。但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正因為伊藤詩織喚起大眾對於「約會強姦藥物」的注意，現在在日本，如果警方發現有加害者疑似使用藥物迷姦受害人的情況，都會要求證據保全。
今後不能再提起此事？
這次最高法院是直接駁回雙方上訴，所以沒有機會聽到最高法院的看法。判決結果維持二審訴訟結果的話，接下來會面對的課題就是《Black Box》一書中提及「約會強姦藥物」的段落。
伊藤詩織在記者會上回應《每日新聞》記者宇多川はるか的提問時談到，她認為今後《Black Box》一書中關於「約會強姦藥物」的段落應該會刪掉，但她也提到，她雖然並沒有山口敬之真的下藥的證據，但書中這個段落是她自己比對美國網站上關於「約會強姦藥物」的描述後，覺得服用後的症狀和自己很像，她在文中也有明確寫出她並沒有證據，這樣就算毀損他人名譽？光是寫下自己的受害經歷，把自己懷疑被下藥但警方不願協助蒐證的經歷寫下，就是毀損他人名譽，這是否意味著從今以後不能再說這件事？今後又該如何訴說自己的受害經歷？這是伊藤詩織目前面臨到的難題之一。
這一連串訴訟浮上的法律問題
不過，對於伊藤詩織來說，這 5年來的訴訟過程，感受最深的應該就是，在訴訟過程中發現到這類型的訴訟有多困難、對於當事人來說精神上和經濟上的負擔有多大，以及作為一名記者，要如何謹記這段經歷教會自己的事。
訴訟過程拖得越長，對於受害者來說，精神上和經濟上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像伊藤詩織的案子最後是打民事訴訟，受害者就必須在法庭上和加害者正面對決，加害者為了保護自己做出的發言，對於受害者來說都是二次傷害。
在記者會上，伊藤詩織除了表示自己今後會持續思考，要怎麼樣才能改善現行的訴訟進行方式，不要讓加害者有機會在法庭上當眾攻擊受害者。伊藤詩織也提到，在這次的民事訴訟中找到了之前在刑事訴訟中沒有的證詞，對於找出真相來說是一大進展。但就算打贏民事訴訟，如果對方一直不賠錢或拿不出這麼多錢，現行的法律也不能怎麼辦，這也是一個問題。
此外，記者會上面對《東京新聞》記者望月衣塑子的提問，伊藤詩織也談到，回顧這一連串的訴訟過程，山口敬之不停地主張「自己沒有違法」、「自己沒有犯罪」，她覺得某種程度上山口敬之其實是在向日本的司法提問，而在日本，現在就是一個可以大聲主張「未獲同意的性行為（同意のない性行為／同意なき性行為／不同意性交）不是犯罪」的社會。面對這個現狀，我們大家該如何面對及反應，將會是今後的一大課題。
回到記者本業
在記者會接近尾聲的後半段，伊藤詩織談到自己作為一名記者，透過這一連訴訟感受到的新聞媒體現狀與困境。
承前，在伊藤詩織決定出面召開記者會控告山口敬之之前，其實是有《週刊新潮》的田中記者撰文爆料此事，才能讓這起案子打從最一開始的控訴記者會就備受矚目。像這樣挖掘事件內幕，將內部吹哨者（whistleblower）的訊息帶出來，這件事情很重要，這也是媒體才能做的事情。
但是，這樣其實還不夠。伊藤詩織分享到，像是她和山口敬之是在東京打民事訴訟案，記者如果不去東京地方法院旁聽，就沒有辦法看到在法庭上才能公開的證據。如果不是本來根據地就在關東地區的記者，根本沒有辦法三不五時就跑東京地方法院旁聽。不只是記者，外縣市的民眾也沒有辦法。伊藤詩織就談到，某次她去福岡演講時，遇到一名完全不相信伊藤詩織的民眾，伊藤詩織在當下沒有辦法請這名福岡男子去東京地方法院聽看看她和山口敬之在法庭上的辯論。從這個角度來看，她覺得日本的司法程序還不夠公開透明，至少對於外縣市的人來說，要取得這些資訊的難度太高了。
作為一名記者，即便伊藤詩織今後的主力還是會在影像上，在她的心中，作為一名記者除了要一直找尋心中還沒有解開的答案，今後也會一直謹記著要如何把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故事，透過鏡頭傳遞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