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当年在港大念书的经历

早上起床后，发现今天的太阳分外的耀眼。今年的这个冬季，我感到格外的漫长，阴天和多雨。我可以想象此时的北半球那边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却正值酷暑与炎热。

我走在去社区图书馆的路上，不经意间，想起来前天丹妮发给我的信息，她是我以前在香港大学的同学，她如今已经定居香港，在当地做老师。

她通过脸书发给我信息，说是她要教学生鲁迅的《伤逝》这部作品，想参考一下我当年在港大读硕士时，写的关于《伤逝》的那篇论文。

一时之间，唤起了我潮涌般的回忆。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早已忘记，我真的不记得，当年还写过这样的一篇论文，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在电脑里找出了这篇论文。毕竟我早已离开学界多年了。

我这位同学怎么还记得它？居然在十年后，还提出要我分享给她这篇论文，她当然是赞誉它，让我非常受用。同时，我也感慨万千。

丹妮是来自山东，她是先在香港教育学院念本科，读教育，然后才在香港大学读文学硕士。

我当年是在华南师大做英语老师，每周的周一教完课后，风尘仆仆，立马坐大巴赶往香港，然后在那里念硕士课程。然后每周的周五下午，再坐大巴返回佛山。我的家住在佛山的一个小镇上。

我们当年是在香港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做同学的，当时，她是所有课，都跟我坐在一起，所以大家很熟了。

非常奇怪的是，在港大读书，同学之间壁垒森严。

来自海外的学生是一帮，比如，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还有南半球的，她们都是坐在一起。

香港本地的学生，占大多数，也是聚在一起。

只有我和丹妮，再加上另外一个在浸会大学上班的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她选修的课不多，我们三人来自中国内地，我们三个坐在一起。

这三大帮派之间，比较的楚河汉界分明，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为什么在一所名校里，同学之间，会这样的关系微妙，尴尬与压抑。

我花了这么高昂学费和其他费用，每周奔波两地，来香港读书，是仰慕香港文化，是来接受香港大学的高端教育的。

哪里能想到，在校园里，也时不时有政治的毒气和戾气。

在我们内地，同学之间，大家都是打成一片，海阔天空，天马行空，无所不谈，开开心心的，尤其是学语言和文学的学生。

可惜，在香港的校园里，出现了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生关系不是很融洽的局面。好在我们也慢慢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同时我们慢慢地被接受。有几个本地同学，还主动友好地接触我，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课外聚会。

也许是因为我平时上课，发言比较积极，他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在所有的老师中，我最喜欢那个来自法国的老师。他也非常欣赏我的言论，每次上课，他都要留出大量的时间，鼓励大家发言，有时会冷场，他总是望着我，希望我每次都说，都多说些。

我非常敬仰这位学者，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学者，具有深刻的西方哲学思维素养，这是我望尘莫及的。

对于西方哲学这块，我还基本上只是个小学生的素质，而且这位学者的中文和英文很好，尤其是跟他的英语，根本就没有法语的口音出现。他来香港大学教学前，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过。

丹妮也很喜欢他，不过更多时候，她总是说这个法国男人长得真帅。我只好摇头，笑话这个小姑娘，心思不在读书上。

他是典型的西方学者的素养，是那种渴望彼此平等对话，进行深层次的交流的学者。

为了打破尴尬局面，他多次打乱学生的座位，让学生搬动椅子，围着他坐成一个圆圈，这样大家可以面对面，目视对方，进行对话了。

很可惜，他只教我们一门课程，虽然他是我当时港大硕士论文的导师。同时他还是香港中法研究所的主任。遗憾的是，因为彼此都很忙碌，私下里交流却不多。

他每次发给我们的课外阅读的材料太多太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全部读完。

所以每次上课前，心里总是很忐忑，生怕他发现我并没有读完这些材料，就开始在课堂上，胡言乱语起来。

还好，每次我壮胆发言， 他是那么的温和地微笑鼓励我，给了我温暖和满足。其实我知道，我的西方哲学素养太差了，他给我们的那些深奥的哲学理论和文章，我根本没有办法读完和读懂，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也许是种缘分或补充，我对作品本身的把握性还是比较拿捏得准，可能能接近他，我猜想这是他，能够某种程度地欣赏我的地方。我唯一能得意的地方是，我早已经阅读了大量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作品，这纯属我的个人爱好，发自内心的喜悦。

毕竟我是中国人，课程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我早已经读过，再加上我来港大读书的几年前，我就已经在广东外国语大学读完了，一个两年制的英美文学的硕士。

当时去港大读比较文学的硕士，是希望能通过港大这个跳板，申请上一个博士的学位。结果铩羽而归，不但没有申请到博士学位读下去，连留在香港定居的机会也没有。失望之后，我得出结论，我不适合做学问，做学者。文学只是我的喜好而已。

在香港找工作方面，丹妮比我更有优势，她有香港的本科教育背景，很容易就找到一所当地学校任教，也就很容易地在后来拿到了香港的身份。

而我，当年非常失落地回到佛山，心情极其郁闷。直到移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曙光出现后，历经两个年头的周折成功移民澳洲，也就放弃了加拿大。

定居澳洲后，我没有办法回到教学岗位，只能是改行做了别的工作，毕竟兴趣要让位于生存。

所以当丹妮发信息给我，说她因为要教学生鲁迅的《伤逝》，提出要我分享我当年在港大念书是写过的论文时，我为什么会有以上这么多的感慨，同时也连带随机回忆起过去的在港大的往事，零零碎碎的，不成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