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九年前。那時候要到中文大學參加一場會議，想說乘機到香港四處走走。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去陌生的地方走走，事前還特地在誠品買了本旅遊手冊，認真做了筆記。
香港沒有跟印象中差距得太遠，只是印象總是不夠深入。在還沒有付費寰宇電視的時代，馬來西亞的華人家庭在吃飯前總會看港劇。我不愛看，也沒學會廣東話，但一些街道的場景還是熟悉的。
還記得那時候千辛萬苦走到現在想不起是哪一樓的民宿，老闆很開心跟我聊起香港，說香港近年的變化非常大，不會講廣東話的人變多了，社區的氛圍也有很大的改變。我笑說我也不太會講廣東話怎麼辦，結果他冷不防說：就說你從台灣來的就好啦，你的台灣口音還不賴。事後我自己坐在房裡呆笑了許久，覺得社會的標籤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東西。
香港中文大學是一個很酷的地方。我參與的會議是一批研究生自己舉辦的，我在台大時，學生都沒有自主辦國際研討會的機會，或許也沒有很厲害的英文溝通能力。香港的同學通常中文、廣東話與英文都很好，讓我不禁也萌起要是唸博士的話，也來香港就好了。只是後來我還是決定留在台大，而且一年之後，台灣的就業市場讓我恐懼，只有中文比較好的我也會無法適應馬來西亞的就業環境，於是毅然放棄一切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鄉，這一摸索就好幾年。
八年後人在檳城的我看到中大淪為戰場，當晚我哭著看直播，看到隔天帶著黑眼圈去上班。剛好午飯必須跟反對香港暴民行動、認為年輕人都不知道好歹的老闆一起吃，我大概睡眠不足就理智斷線冷嘲熱諷了他一頓。這位年輕時因為國內的馬來文運動，無法上大學而遠走他鄉、又因為在新加坡智庫十幾年的工作經驗而被高薪聘僱回來、只有英文比較好的瑞典籍大馬華裔老頭，事後依然不放棄跟我爭論這件事。只是我知道我們是不可能說服彼此的。
但就跟台灣一樣，香港的局勢對馬來西亞華人還是有影響的。尤其像我這種只有中文比較好的文字工作者，卻跟大部分馬拉人（粵語稱馬來西亞人）的意識形態不太一樣，因此覺得危機四伏，很沒有安全感。有次因為在臉書上傳反暴力言論，被支持香港警察的朋友挑戰是否能支持那些被“暴民”攻擊的警察，並調侃我、說我故意忽視真正的暴力來自於“暴民”。我溝通不了，氣得把他刪好友。可是事後一直在想，如果是留洋幾十年覺得自己還是骨子裡反美帝的老頭就算了，為何同樣是留台的同齡朋友也會瘋了似的不斷在臉書版上轉載“暴民”的影像，而且看到意見不同的朋友就抬槓？當合法舉槍的警察不算施暴，舉棍子的民眾就是暴民，這個社會會有這樣的認知真的很畸形。我不是說香港，我沒資格說香港。我說那些馬拉人。
邊寫著，邊同許久不見的香港朋友聊。九年來我們還在台灣見了兩次面，一起走過大道埕，一起去了苗栗度假，走在五月雪的小徑聊起各自的夢想。反送中後恍如隔世，緊張與焦慮打亂了彼此說話的節奏。即便聯絡，也多是在解答我的疑惑，而我在同一個時期有忙不完的事，同時又慌亂地補習英文，想要找尋更大的安全感。接著今年初馬來西亞又經歷了一次政治變動，之後又是疫情影響、百業蕭條。再聊時我語無倫次地說著自己的慌亂，結果朋友卻淡定地回應：“ ok 的啦，要抱著我們終有一天可以再在不一樣的香港重聚的心期盼著呀”。
九年前的我離開去機場前跟民宿老闆鄭重地道謝，許諾再回來香港的話還要在這裡住。結果他說：“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這裡了“。我大驚，他的語氣卻像我朋友剛才一樣淡定地說：“因為香港發展太快，你再回來時這棟樓可能也不在了”。
如果瞬息萬變是香港的本質，對香港人來說，明天永遠是新的挑戰。現在不管用什麼形式的恐嚇，明天的香港人依然是跨步向前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