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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爛的香港,我想再看一次

2020/07/06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九年前。那時候要到中文大學參加一場會議,想說乘機到香港四處走走。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去陌生的地方走走,事前還特地在誠品買了本旅遊手冊,認真做了筆記。
香港沒有跟印象中差距得太遠,只是印象總是不夠深入。在還沒有付費寰宇電視的時代,馬來西亞的華人家庭在吃飯前總會看港劇。我不愛看,也沒學會廣東話,但一些街道的場景還是熟悉的。
香港跟吉隆坡一樣都是大工地。不一樣的是吉隆坡還在摸索自己的樣態,還一味想要變得更好更先進而出現許多大建設;香港已經走得很遠了,大建設多已完成,但還有更大的建設。我在香港的時候對竹棚很著迷,人來人往中我總是要站著看很久。
結果一開始的熟悉感卻不是街景。我抵達香港時天已黑,陌生的城市變得更摸不著方向,還帶著一股淒涼感。結果走過銅鑼灣的某座行人天橋時,斑駁的牆加上陣陣尿騷,我突然有種錯覺,覺得好像走在茨廠街的某個角落。這種感覺讓在台灣唸書唸了四年的我覺得自己已經真正地離開了台灣那個有點強迫症的國境。
還記得那時候千辛萬苦走到現在想不起是哪一樓的民宿,老闆很開心跟我聊起香港,說香港近年的變化非常大,不會講廣東話的人變多了,社區的氛圍也有很大的改變。我笑說我也不太會講廣東話怎麼辦,結果他冷不防說:就說你從台灣來的就好啦,你的台灣口音還不賴。事後我自己坐在房裡呆笑了許久,覺得社會的標籤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東西。
迷了路,剛好看到警察,我拿著旅遊手冊用半咸不淡的廣東話去問路。警察給我指了方向,背起手繼續巡邏。不知道多年以後的你還好嗎?為誰作戰了呢?
香港中文大學是一個很酷的地方。我參與的會議是一批研究生自己舉辦的,我在台大時,學生都沒有自主辦國際研討會的機會,或許也沒有很厲害的英文溝通能力。香港的同學通常中文、廣東話與英文都很好,讓我不禁也萌起要是唸博士的話,也來香港就好了。只是後來我還是決定留在台大,而且一年之後,台灣的就業市場讓我恐懼,只有中文比較好的我也會無法適應馬來西亞的就業環境,於是毅然放棄一切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鄉,這一摸索就好幾年。
八年後人在檳城的我看到中大淪為戰場,當晚我哭著看直播,看到隔天帶著黑眼圈去上班。剛好午飯必須跟反對香港暴民行動、認為年輕人都不知道好歹的老闆一起吃,我大概睡眠不足就理智斷線冷嘲熱諷了他一頓。這位年輕時因為國內的馬來文運動,無法上大學而遠走他鄉、又因為在新加坡智庫十幾年的工作經驗而被高薪聘僱回來、只有英文比較好的瑞典籍大馬華裔老頭,事後依然不放棄跟我爭論這件事。只是我知道我們是不可能說服彼此的。
中大的民主女神
但就跟台灣一樣,香港的局勢對馬來西亞華人還是有影響的。尤其像我這種只有中文比較好的文字工作者,卻跟大部分馬拉人(粵語稱馬來西亞人)的意識形態不太一樣,因此覺得危機四伏,很沒有安全感。有次因為在臉書上傳反暴力言論,被支持香港警察的朋友挑戰是否能支持那些被“暴民”攻擊的警察,並調侃我、說我故意忽視真正的暴力來自於“暴民”。我溝通不了,氣得把他刪好友。可是事後一直在想,如果是留洋幾十年覺得自己還是骨子裡反美帝的老頭就算了,為何同樣是留台的同齡朋友也會瘋了似的不斷在臉書版上轉載“暴民”的影像,而且看到意見不同的朋友就抬槓?當合法舉槍的警察不算施暴,舉棍子的民眾就是暴民,這個社會會有這樣的認知真的很畸形。我不是說香港,我沒資格說香港。我說那些馬拉人。
絢爛的香港,我想再看一次
邊寫著,邊同許久不見的香港朋友聊。九年來我們還在台灣見了兩次面,一起走過大道埕,一起去了苗栗度假,走在五月雪的小徑聊起各自的夢想。反送中後恍如隔世,緊張與焦慮打亂了彼此說話的節奏。即便聯絡,也多是在解答我的疑惑,而我在同一個時期有忙不完的事,同時又慌亂地補習英文,想要找尋更大的安全感。接著今年初馬來西亞又經歷了一次政治變動,之後又是疫情影響、百業蕭條。再聊時我語無倫次地說著自己的慌亂,結果朋友卻淡定地回應:“ ok 的啦,要抱著我們終有一天可以再在不一樣的香港重聚的心期盼著呀”。
九年前的我離開去機場前跟民宿老闆鄭重地道謝,許諾再回來香港的話還要在這裡住。結果他說:“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這裡了“。我大驚,他的語氣卻像我朋友剛才一樣淡定地說:“因為香港發展太快,你再回來時這棟樓可能也不在了”。
如果瞬息萬變是香港的本質,對香港人來說,明天永遠是新的挑戰。現在不管用什麼形式的恐嚇,明天的香港人依然是跨步向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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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弄裡的阿四
羅弄裡的阿四
自稱“阿四”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年初三撿到的貓就叫作“初三”。“羅弄”是馬來文“Lorong”的音譯,就是巷弄的意思。跟貓一樣喜歡在巷弄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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