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俄羅斯何以從全面西化走向俄烏戰爭？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8月30日報道，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又譯戈巴卓夫或戈巴契夫）因病離世，終年91歲。對此，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在第一時間表達了深切遺憾。

而長年高度評價戈爾巴喬夫、稱其終結冷戰功不可沒的西方媒體，也紛紛將此事與當下的俄烏衝突、俄羅斯內政相聯繫，稱「戈爾巴喬夫的遺產正被普京摧毀」。在其論述內，冷戰末期以降的俄羅斯歷史似乎分作兩段，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Boris Yeltsin，又譯作葉爾欽）是第一段，普京之後則是另一段：前者因為發生蘇聯解體、政經路線全面西化，故是開放民主與自由的時代；後者則因普京持續掌權，又爆發車臣戰爭、俄格戰爭、俄烏戰爭等多場衝突，故是黑暗獨裁的時代。

如此敘事，在近年的美歐俄關係一路下行後，持續於西方輿論場中湧動。媒體人與政治精英紛紛提問：哪一路線能主導俄羅斯的未來？是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民主化，抑或普京主義的暴政？

然這般粗糙二分的提問遮掩了一大歷史關鍵，即不論戈爾巴喬夫或普京，其都曾對西方路線抱有好感、予以信任，但殘酷的政治現實迫使其反思立場、調整政策。戈爾巴喬夫因已不在其位，故只能通過各式發言懺悔、追悼蘇聯的逝去；普京則因身處權力之巔，又逢「東昇西降」、自由主義鬆動的國際變局，故選擇了戰爭作為激烈回應。

往復之間，俄羅斯經歷的不是戈爾巴喬夫或普京的模式抉擇，而是如何反思甚至反抗西方秩序的靈魂拷問。

1985年，戈爾巴喬夫以54歲之齡，成為最年輕的蘇聯領導人，並開始着手推動「新思維」改革，希望挽救政權命運。然而正是種種改弦易轍，為後續的蘇聯解體、俄羅斯全面西化埋下引信。

首先，戈爾巴喬夫為求樹立改革形象，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甚至開始削減經費，導致了軍方與戈爾巴喬夫的離心；更重要的，是戈爾巴喬夫推動「公開性」改革，開始了對政治體制的全面檢討，放寬社會批評，最終導致蘇聯意識形態戰線的全面潰堤，為體制的解體摧枯拉朽。

「公開性」一詞最早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提出，意指通過對黨內事務、國家事務的「適當公開」，讓民眾及時了解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狀況，然而到了戈爾巴喬夫任內，「公開性」改革逐漸走向對蘇聯歷史的全面檢討。

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要求「蘇聯社會不應有不受批評的禁區」；1988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其又提出「要校正一個多世紀以來被共產黨人視為準則的我們實際行動的主航道」；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批准了《新聞出版法》，強調任何政黨或組織「不允許壟斷任何一種輿論工具」，並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1990年7月15日，戈爾巴喬夫又發布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政令，規定蘇聯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對其進行壟斷。而上述改革的結果，便是導致蘇聯境內湧現數百家反共報刊，直至解體前夕，蘇共掌握的報刊僅佔整體的1.5%，克里姆林宮徹底失去了輿論陣地和話語權。

平心而論，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複雜政治事件，並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本意，也不僅戈爾巴喬夫一人對此負有責任。但其推動的「公開性」改革，卻對蘇共的垮台、乃至俄羅斯1990年的全面西方路線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同時瓦解了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並將日後的俄羅斯全面引向資本主義，導致了多年的經濟浩劫。

第二，「公開性」改革摧毀了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從學術界到媒體界，各式報刊與研究開始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同時大舉清算列寧與史太林（Joseph Stalin，又譯作史達林、斯大林）。群眾不再談論偉大衛國戰爭，而是群起抨擊諸如大清洗等歷史污點，蘇共更是失去基層支持。1991年7月，蘇共中央公布了1年內的退黨人數，數字高達420萬，黨員數量也由1,900萬人減少到1,500萬人，退回1973年的水平；沒有退出蘇共的黨員則是普遍喪失理念，故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時，蘇聯境內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抗議，日後的俄羅斯也在政治制度上全面西化。

從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措施來看，其雖有意推動蘇聯僵化體制的自我革新、凝聚民心，卻忽略了冷戰背景下了美蘇博弈主旋律，不知對輿論話語、執政路線的全面棄守，將讓西方標舉的「自由主義」話語大舉滲透、如入無人之境，既動搖蘇共的執政，也讓日後的俄羅斯深受其害；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也對西方的「善意」毫無防範，故也輕信了「北約不會東擴」的承諾，導致自己日後的多次追悔。

2005年針對「新思維」改革20周年受訪時，身披「西方英雄」光環的戈爾巴喬夫便公開表達了對美國「勝利情結」的憤怒，並認為受到了「背叛」；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戈爾巴喬夫公開支持普京，並表示克里米亞公投入俄是「人民意志」的展現，「普京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保護俄羅斯的利益」；2021年美俄針對烏克蘭問題展開談判時，戈爾巴喬夫亦抨擊，蘇聯解體後，美國變得「傲慢和自信」，並主導北約持續東擴，「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怎麼仰仗與美國和西方的平等關係？」

而同樣的情緒起伏不僅戈爾巴喬夫有之，普京亦然。

2000年普京正式接掌俄羅斯國政。執政之初，其重用信仰自由化與西化路線的「聖彼得堡幫」，沿用自葉利欽時代起持續活躍的專家學者與技術官僚，希望推動俄羅斯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故其不僅持續表態希望加入北約，也積極耕耘美俄關係。

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發後，普京表示為「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俄羅斯同意與美軍共享阿富汗相關情報、為美軍的作戰行動提供搜救支持，同時允許美軍使用中亞國家的領空和軍事基地。此一舉措引發了「西羅維基」（Silovik，意指俄羅斯軍警情報等強力部門官員）的不滿，時任俄羅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更與幾名官員聯合表態，公開反對與美國在中亞進行軍事合作。但最終普京壓制了反對聲音，美方由此在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先後建立了軍事基地。

對「西羅維基」們來說，普京此舉勢必引發無窮後患，中亞將從此不穩；但在彼時的普京看來，讓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首要之務，且其也希望美軍在中亞的反恐努力，能削弱車臣恐怖組織的反抗能量，故最終獨排眾議，向美國遞出了合作的橄欖枝。

然由結果來看，普京與戈爾巴喬夫落入了類似境地：相信西方的善意，但遭到了背叛的打擊。

2001年12月底，美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不過月餘，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作小布什、小布希）就宣佈退出美蘇於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ABM Treaty）；2004年3月，北約進行了第五次擴張，一口氣容納了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7國，導致俄羅斯正式與北約國家接壤；2003年至2005年，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先後爆發「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極端反俄的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和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由此上台，「加入北約」也逐漸成為兩國熱議話題。情況發展至此，普京的温和攻勢宣告失敗，俄羅斯西化派也遭受了巨大挫折。

與此同時，2008年的金融危機終結了俄羅斯經濟的高速增長，俄羅斯股票市值轉瞬蒸發7,000億美元，經濟增速也由8.5%下降至5.2%。如此劇變，重創了俄羅斯民間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信仰，更讓許多老一輩俄羅斯人回憶起蘇聯解體之初的黑暗年代，西方模式的神話開始碎裂，普京的執政正當性也遭遇史無前例的挑戰。2007年，普京所在的統一俄羅斯黨還能囊括國家杜馬2/3的席位，但到了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11年，便只能驚險過半，還引發了街頭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自由派抨擊普京選舉舞弊，保守派則抨擊普京太過軟弱、面對西方沒有膝蓋。

在此之後，普京逐漸改變執政路線，褪去了全然西化派的色彩，並在面對西方進逼時採取了強硬立場。2012年5月7日，普京正式開始第三個總統任期，時值「阿拉伯之春」催生敘利亞與利比亞內戰，俄羅斯軍艦於同年駛向了敘利亞港口，莫斯科由此成為阿薩德（Bashar al-Assad，又譯作阿塞得）政權的最有力支持者。

2014年面對烏克蘭再度爆發顏色革命、親俄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普京選擇發兵收回克里米亞，但有鑑於其要避免被西方全面圍剿的風險，故面對頓巴斯衝突時，普京仍有所克制，不願無底線支持烏東親俄武裝，也與烏克蘭簽署了《明斯克協定》。

但與此同時，俄羅斯啟動了進口替代戰略，努力降低對國外技術和工業品的依賴，截至2020年，俄羅斯已完成1438項國家級重大進口替代專案，涵蓋了高科技、工業、農業等領域，增強了俄羅斯的抗風險能力。此外俄羅斯也逐步降低美元外匯儲備，並嘗試推出涵蓋本土與獨聯體的交易體系，希望最大程度降低金融制裁風險。最終，在俄羅斯持續自我準備、美俄談判屢屢破裂的情況下，烏克蘭局勢走向了全面戰爭。

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先後裂解了蘇聯、包圍了俄羅斯，並迫使兩位親西方領導人自我反省、改變立場與路線。但戈爾巴喬夫的反思受限其在野身分與西方「歷史終結」的全面大勝氛圍，僅能發出「千金難買早知道」的感嘆；普京則掌握了美國戰略收縮、中國崛起等國際格局變動時機，強悍對西方宰制一切的秩序發出挑戰，只是代價亦十分慘烈。

歷史見證了西化路線在蘇聯與俄羅斯的雙重破產，但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國際局勢已有所不同。或許終有一日，人們重新評價俄烏戰爭時，會發現這不僅是俄羅斯的地緣反撲，更是繼「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美式民主話語漸次破產後，對冷戰以降國際秩序的又一次摧枯拉朽。

原文發表網址:

20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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