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俄羅斯官方證實戈巴契夫已經病逝，享壽91歲。相較同年英國女王世紀葬禮所佔據的新聞及社群版面，這位傳奇性人物的逝去卻悄然無聲，徒留世人對其永無定讞的評價。他是和平締造、冷戰終結者，也是掐熄帝國榮光的千古罪人；你可以說他對民主持開放態度、拒絕暴力鎮壓，堅持「不會把中國人的手段用在華沙 *」；也可以說他眼見大勢已去，乾脆放任附庸國自生自滅，還順手拿了個諾貝爾和平獎。
自由
有別於對蘇共以鐵腕控制附庸國的認知，其實東歐共黨領袖向來都是一方面以馬列主義勒索莫斯科、要求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另一方面更對歐美等資本主義陣營索求鉅額借貸；相較美國不論左右派都相信美國價值與生活方式，他們大抵沒有人真正信仰蘇聯的政治制度，毋寧只有對權勢的陶醉執迷。
1979年東歐各共黨總書記會議中，保加利亞總理即直言如果人民的食衣住行都像西德那麼好，那也用不著在意識形態上合作。為什麼幾萬個西德人、奧地利人、丹麥人來我們黃金海岸旅遊，他們的生活都比我們好呢？
而戈巴契夫無疑是少數敢直視共產主義缺陷的領導人，看清了蘇聯整個發展都建立在錯誤的原則上：「我們永遠只會挖煤、挖鐵和製造重機械」。也因此，在改革過程中，除了得安撫軍方高層的不滿，他更必須面對其他附庸國的激烈撻伐。
「自由」應該是有所選擇，而非任一陣營的代名詞；就此而言，戈巴契夫或許是美蘇冷戰中真正自由的一方。從裁減核武協議、開放媒體，乃至自阿富汗撤軍，極權政體與計畫經濟逐步消融，同時象徵他做為冷戰巨頭的權力自指縫迅速流洩殆盡。不論起心動念是真心嚮往民主、追求和平，或其實是預見了蘇聯必然衰頹，他終究在舉世矚目之下，執意進行了一場民主實驗，過程中有折衝、妥協，但未曾回頭──當然，也毫不顧及因此所生的連帶損害。
時代洪流並非單槍匹馬能抵禦，但少了特定人，現今的樣貌也會截然不同，戈巴契夫便是這麼一個傳奇性的存在。他坐在車內參觀柏林圍牆遺址，身邊擺放一只Louis Vuitton手提包的廣告照，恰如他一直以來遊走在鐵幕邊緣，試圖跨越那道冰封深淵的政治生涯。
贏家
在主流的敘事脈絡下，美國 / 民主是冷戰贏家；惟不容否認的是，美國任一位總統或許都能扮演雷根的角色；但當時的共產陣營若非由戈巴契夫執掌，冷戰可能將以生靈塗炭、或某種我們如今難以想像的方式終結。
蘇聯於1979年入侵阿富汗扶植社會主義政權，最終在1988年撤軍，被視為蘇聯力量興衰的象徵之一。2001年，美國打著反恐名義揮軍阿富汗，對大規模轟炸昔日的援助對象塔利班；2020年，為了「替和平鋪路」，拜登與塔利班簽訂了和平協議後撤出，留下不戰而降的阿富汗政府。這段長達20年的泥沼，是否也能視為民主的潰敗？戈巴契夫的改革多被解讀為徹底失敗，然而無論是從共產/民主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消長、普丁的支持度、烏俄戰火再起，乃至於疫情所掀起的反全球化浪潮觀之，這場實驗其實還沒結束。
今天我們知道了我們當時無從得知的事──1990年代初期倉促宣布的「歷史之終結」並沒有發生。自1974年以來，一直評估核戰危險的芝加哥原子科學家公報最近將標誌性的末日時鐘調快半分鐘，我們更接近午夜了。上一次這種威脅的等級是在1953年。**
We tried.
《意外的和平》厚如磚頭，但以其涵蓋的時間之遼闊，以及鉅細靡遺的程度，幾乎每個章節都足以獨立成一部分成上下冊鉅作，免不了被龐大的資訊量壓到有點精神渙散，紮紮實實體會到歷史的重擔。而《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內容大多是梳理已發表的演講與採訪內容，以及意識形態的重新宣示；想一睹「缺席30年的完整角度」，恐怕會有些失望。縱使如此，綜觀這兩本書的內容（及重量），和平實際上來的一點都不意外，而是透過無數嘗試、足夠堅強的理念與互信，在滴水穿石之中打磨而成。
如同在紀錄片《戈巴契夫，幸會》中，德國導演何索問戈巴契夫，他希望墓誌銘要寫什麼？戈巴契夫毫不猶豫地回答：
We tried.
* 波蘭在1989年9月4號舉行大選，和坦克車壓過中國天安門抗議者為同一天。團結工聯取得勝利，波蘭共產黨大敗下台。
** 1947年該鐘設立時，鐘面距離午夜剩7分鐘。之後共調整過24次，距離午夜時間最遠時為1991年的17分鐘，最近時則為2020年1月的1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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