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是我大學時期打工的同事，這幾年，他事業有成，和其他兩位朋友合資成立一間公司。前陣子我們聚會時，他告訴我，最近他的公司出售土地獲利甚多，打算全數分配給三位大股東。他聽人家說，只要在公司分配獲利給大股東前，稍作安排，就可以避免高額的股利所得被課重稅。他想聽聽我的意見，順便請我幫忙安排。
我聽得出來，他指的「稍作安排」是什麼。我沒有先回答他的問題，倒是講了一個，我10多年前承接過的案件給他聽。
法律有規定的，就是合法節稅？故事的主角，是一間家族企業A公司，與團結的一家四口。A公司的負責人甲，同時也是A公司的大股東，與配偶乙，及兩個小孩丙、丁，共同持有A公司（資本額5,000萬）。
A公司在95年度第1季，因出售土地獲取鉅額利益。95年度的除息基準日為95年6月16日。甲在95年5月27日，也就是除息基準日前，將其持有的A公司股票200萬股，轉讓給另一間於95年4月15日成立的B公司（資本額500萬）。而這間B公司的負責人，正是甲的配偶乙。B公司的股東，也同樣是甲乙丙丁一家人。
這一家四口之所以如此規劃，主要是因為，甲如獲配股利，屬於甲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營利所得」。依當時規定（106年度以前），股利所得應併入甲的綜合所得總額計算，適用累進稅率，最高為40%。
如果依現行規定（107年度起），股利所得的課稅方式有兩種，一是將股利併入甲的綜合所得總額計算，適用累進稅率；另一則是分離計稅，A公司應就分配給甲的股利，採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
當個人的所得稅率落在5%-20%時，選併入計稅最有利；但如果個人本身已經是最高稅率40%的高所得族群，例如本案的甲，則當然適用28%的稅率較為有利。換言之，在甲未作任何安排時，至少應就其股利所得，繳納28%的綜合所得稅。
但如果甲事先規劃，將其對A公司的持股，轉讓給另一間B公司，也就是改由B公司持有A公司股份。情況就有所不同。
原因是，為了避免同一筆盈餘在不同公司間被重複課稅，依據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當B公司投資A公司，並自A公司獲配的股利，不計入B公司的所得額課稅；而是要等到未來分配給股東時再行課徵。因此，A公司的當年度盈餘，如分配給B公司，B公司無須繳稅。
B公司當年度盈餘，如未作分配，自107年度起，依據所得稅法第66-9條規定，僅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106年度以前為10%）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藉由上述股權安排，將原本應課徵個人40%（自107年度起為28%）稅率綜合所得稅的營利所得，轉換為營利事業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的營利所得，即使加徵10%（自107年度起為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也遠低於原由個人受配所需繳納的綜合所得稅。
甲認為，上述每一個條文，都是所得稅法明文規定，他們是合法節稅。B公司即便未分配或延遲分配盈餘給個人股東，也只是個人股東晚一點繳稅，並沒有違法的問題。
再多的敗訴判決，也阻擋不了避稅的決心
但事實上，本案真正有稅務風險的地方在於：
首先，本案股權買賣雙方的關係。甲即便將其對A公司的持股，轉讓由B公司持有，但由於A公司與B公司的負責人及股東，為股權交易的當事人或當事人的近親。甲對B公司實際上有控制能力，或至少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換句話說，甲仍可藉由B公司，掌握對A公司的股權支配，與未出售A公司股權的效果相當。
其次，本案股權移轉的時機。甲將其對A公司的持股，轉讓給B公司時，是在A公司獲取鉅額處分利益後，且在A公司分配盈餘前，與A公司股權買賣的時間點非常緊密。
再者，本案股權承買公司的背景。B公司是在本案股權交易前才剛設立完成。且B公司的資本額較小（僅為A公司資本額的10分之1），與購入股權成交價額顯不相當。此外，B公司幾乎沒有其他營業活動。這些背景事實，很容易讓人對於B公司的成立目的，是在規避或減少甲的納稅義務產生連結。
此外，本案交易收付款的資金流程。B公司買受A公司股權時，僅帳列應付帳款，未實際付款。等到A公司股權移轉至B公司後，B公司才以獲配的現金股利償還應付股款，與一般正常的股權交易流程不同。
最後，這個案件，甲不僅被補稅，同時還被處罰。行政法院和國稅局採取相同立場。而且，這還不是當時被連補帶罰的少數案例。
此種類型的案件，究竟屬於稅捐規避或稅捐逃漏，仍應視個案事實而定。在106年底施行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中，對於納稅義務人的稅捐規避行為，雖然已嚴格限縮稅捐稽徵機關的處罰權限。但無庸置疑地，此種類型的個案，至少屬於被禁止的稅捐規避行為。
我笑著和Peter說，我如果幫你「稍作安排」，一旦被查獲，我們兩個都會笑不出來。
因為所有同類型的案件，進到法院後，要全身而退，似乎只能期待「命運安排」。
10多年了，同類型的法院判決，已不知作了多少回。
勇敢的台灣人，前仆後繼為哪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