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西夏立國·慶历和議

2022/10/27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宋夏求和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規糢戰役，都以宋的失敗而告終，史稱“鎮戎三敗”。尤其葛懷敏戰敗的消息傳到京城汴梁，宰相呂夷簡（979年-1044年，字坦夫。北宋壽州[今安徽壽縣，一說鳳台縣人]人）哀嘆：一戰不及一戰。

田況（1005年-1063年，字元均，宋朝開封府人）在《儒林公議》中記載：

寶元初，拓跋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範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逾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並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躒陣，所向披靡。然賊眾十馀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複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為賊縶。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葛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馘千馀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阱焉。時呂夷簡複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籲！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羌酋以為國患也。

— — 田況，儒林公議

這種打擊下，宋朝失去了再次決戰的決心。西夏雖勝，但掠奪所獲不足抵償戰爭中的消耗，與先前依照和約及通過宋夏民間貿易所得的物資相比，實在是得不償失。民間貿易中斷後，西夏貨幣上漲，百姓十分困苦，怨聲載道。而且西夏與遼也出現了矛盾。元昊也不得不與宋和談。

宋仁宗慶历二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定川寨戰役之前，元昊被唃廝囉（一作嘉勒斯賚。藏語意為 “佛子”。十一世紀初，吐蕃贊普後裔欺南陵溫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首府在青唐城 [今青海西寧市]）打敗。西夏境內又發生旱災和鼠災。

青澗城（在故寬州舊地延州[今陝西延安]東北200里處）知城事种[chóng]世衡（985年-1045年，字仲平，工部侍郎种放之姪子，父种昭衍）派部下王嵩攜蠟書謁見野利旺榮，試圖離間元昊和野利旺榮部落的關系，野利旺榮上報元昊。元昊將王嵩囚禁於窖中。

同時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貴前往東京議和。左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龐籍（988年-1063年，字醇[chún]之，單州成武[今山東省成武縣伯樂鎮龐樓邨]人。其父龐格是國子監博士）不相信元昊是真心議和，也將李文貴扣押在青澗城數月。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範仲淹為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複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知青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為此兒戲耶！”囚嵩窖中歲馀。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款吾軍，留之數月。

— — 宋史·四百八十五

定川寨之戰後，宋廷“益厭兵”，無意再戰，遼朝契丹使臣也來說和，“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於是仁宗在十月下旬命龐籍招納元昊，讓元昊向宋稱臣。龐籍乃放回李文貴，向元昊傳話“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禮數必優於前”。

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於是密詔公招懷元昊：元昊茍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於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為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以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禮數賞賜必優於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

— —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

元昊不願由自己提出講和，看到宋允許和談，便釋放了王嵩。一個多月後又派李文貴帶著野利旺榮、野利旺令、嵬名環、臥譽諍等的書信來延州，與龐籍議和，但表示“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仍不肯去帝號。龐籍圍繞“僭[jiàn]號”問題，與西夏使臣李文貴反複談判，最終雙方約定元昊去帝號，才能將其國書轉達宋廷。

重熙增幣

宋朝一方面在宋夏邊境加強防備，同時也力求通過外交對西夏增加壓力。唃廝囉其實是在宋朝的支持下，對西夏進行劫掠，牽制了西夏兵力。

宋仁宗慶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遼興宗耶律宗真（1016年4月3日-1055年8月28日，契丹第七位皇帝，1031年6月25日-1055年8月28日在位，契丹名只骨）看到宋夏戰爭打得火熱，聽取張儉（962年-1053年，字仲寶，宛平[今北京]人）的建議。決心趁火打劫，出兵圖謀瓦橋關（位於河北平原中部，因地屬古瓦橋，以地為名。約唐末置這關以防契丹。其時在這關的東北面又連置益津關和淤口關，合稱“三關”）南十縣地。

位於河北前線的對遼三關

瓦橋關

遼一面在邊界重兵壓境，一面派遺南院宣徽使蕭特末（?-?，漢名蕭英，字何寧，蕭和尚弟。為人機辨任氣）和翰林學士劉六符（?-1058年，河間[今河北省河間市]人）與北宋交涉。

今日的瓦橋關遺址，就是現在河北省雄縣縣城西南郊，不遠就是白洋澱。

遼興宗致宋仁宗的信函，就以下四個問題對宋朝進行責難：

一，周世宗不該奪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

二，宋太宗進攻燕薊，師出無名；

三，李元昊與遼有甥舅之親，且早己向遼稱臣，宋興師伐夏，不應不事先告知；

四，宋朝不應在邊界上增築工事，添置邊軍。

在提出指責後，要求將原遼的藩屬北漢的領土及關南十縣地歸還，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北宋事先得到了遼興宗的要求，提前進行了謀劃。宋仁宗選定右正言知誥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彥國，河南[今河南洛陽東]人）為回謝遼方信，除了複信外，又帶去了妥協退讓的口信。

富弼為官清正，做事謹慎，而且有決斷。在赴遼途中懷疑國書與口信不一致，私自打開國書檢視內容，確認國書中果然和口信不一致。馬上返回京城，求見仁宗，要求仁宗更換國書。仁宗最終同意更換 — — 富弼深知為官之道，領導總是偉光正，官場（、職場）務必要手書，切忌做個背鍋俠。

宋仁宗慶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富弼和副使張茂實（995年-1063年，字濟叔，改名張孜，開封祥符人，母岐國賢壽夫人朱氏，養父張景宗。悼獻太子[宋仁宗嫡出兄長]奶媽的兒子）到遼朝。富弼堅決拒絕割地，但提出宋可與遼聯姻，或者增加歲幣，二者可擇其一。遼方堅持割地，富弼不與。

富弼勸遼興宗與宋保持和好，言說如果宋遼開戰雙方勝負未知，即使遼勝，搶掠的財物都是群臣所得，君王能得到什麼呢？如果雙方通好，歲幣“盡歸人主”。

於是富弼又提出“議婚即不增歲幣，不如增幣對遼更有利。遼如能令夏國對宋臣服，則歲幣增金帛二十萬，不然則只增十萬。”

遼興宗在位時，遼國勢已日益衰落。而富弼從興宗立場說辭，終於打動興宗，決定要錢不要戰。

及見遼主，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朕以為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牜刃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yú]，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遼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複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遼主無言，徐曰：“元昊稱籓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遼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洲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邪？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

— —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四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遼，遼興宗要求宋對遼輸送歲幣應稱“獻”，富弼認為此乃下奉上之詞，不可用於兩個對等的朝廷之間，且宋為兄，遼為弟，豈有兄獻於弟之理。遼退而求“納”，富弼亦堅決不從。興宗見他不肯讓步，再遣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河間人，遼北府宰相劉慎行之子。六符兄弟六人：劉一德、劉二玄、劉三嘏、劉四端、劉五常、劉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應遼方。但宋仁宗求和心切，期望盡快評定宋遼之爭，好專心對待西夏的戰事。於是聽從晏殊[shū]（991年-1055年2月27日，字同叔，撫州臨川文港鄉[今南昌進賢縣]人，北宋前期政治家、婉約派詞人，與歐陽修並稱“晏歐”。晏殊是詞人晏幾道父親，世稱晏殊為大晏，晏幾道為小晏）的主張，許稱“納”。

這樣宋遼達成協議，在澶淵之盟所議定的輸遼歲幣基礎上（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增加了“納”遼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但也有條件，就是遼以主國的名義要求夏收兵。

增幣之後，宋遼關系趨向緩和，而遼夏卻不時出現緊張。

宋仁宗慶历三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遼興宗為了實現答應宋朝增幣以約束西夏的條件，派遺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979年，字巴速堇，為遼太宗第四子，宮人蕭氏所生）、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出使西夏，諭令西夏與宋講和。

西夏侵宋，遼國獲取了巨大的收益。李元昊心中不滿，開始侵擾遼朝邊境，招誘部落，同時也加快對宋和議，避免兩面受敵。而遼朝於1044年、1045年、1049年對西夏發動三次戰爭，皆敗。

慶历和議

宋仁宗慶历三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元昊派六宅使兼伊州刺史賀從勖（?-?，西夏六宅使）攜國書出使宋朝，自稱為宋帝之子，即“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宋廷批準他來開封，並同意冊封元昊為夏國主，開放榷[què]場，提供絹、茶等“歲賜”。

四月，派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以著作郎頭銜出使西夏。

七月底，西夏使臣呂你如定、幸舍寮黎等，與邵良佐來到開封，宋仁宗在紫宸[chén]殿接見了他們。西夏方面提出十一項要求，包括：

求和；
求宋割土；
求宋割屬戶；
求至開封貿易；
求宋罷修沿邊城寨；
求宋派朝臣接待夏使；
求稱男而不稱臣（保留“僭號”）；
求賣青鹽；
求進奉乾元節（宋仁宗生日）及賀正；
求歲賜；
求頒誓詔。

宋朝群臣對元昊的多數要求都反對，尤其是“稱男而不稱臣”一款。

八月，宋朝派大理寺丞張子奭、右侍禁王正倫出使西夏。

十二月，元昊又派張延壽出使宋朝。此時元昊面臨遼威脅，遂對宋做出妥協，同意稱臣。其後主要圍繞歲賜數額展開談判。

宋仁宗慶历四年（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五月以後，元昊連續派尹輿[yú]則、楊守素出使宋朝，敲定條件。

九月派楊壽素向宋呈上誓表，遵守和議內容，宋仁宗於十月初二日賜誓詔，標志著慶历和議的達成。

元昊去帝號，對宋稱臣，宋冊封其為夏國主；
宋給西夏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加上乾元節和賀正回賜及仲冬賜時服，合計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茶三萬斤，此外西夏國主生日時賞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作為生日禮物；
宋夏戰爭中雙方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戶不再歸還對方；
從此以後，如宋夏雙方邊境之民逃往對方領土，都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
宋夏戰爭中西夏所占領的宋朝領上栲栳、鐮刀、南安、承平等地和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區全部從中間劃界；
宋夏雙方在本國領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

元昊的立國之戰其實是一場命運的賭博。三戰之前，宋軍占據優勢。但是應對失策，每次戰役都發生重大誤判。三戰之後，宋軍依舊占據優勢，西夏其實已經兵疲民窮。但是上天眷顧，元昊賭博功成。

輔佐元昊的重臣張元，原為北宋永興軍路華州華陰縣人（今陝西華陰人），本姓張，名不詳，年輕時“以俠自任”、“負氣倜[tì]儻[tǎng]、有縱橫才”，才華出眾。在北宋屢試不第，終於有一次到了殿試。當時殿試採用末尾淘汰制 — — 臨時決定二取一，或者三取一。張元不幸被淘汰。也不知為了什麼事，張元又曾經被當地的縣令打過一頓板子。導致懷才不遇，期望證明自己的張元，叛宋投夏。

洪邁（1123年-1202年，字景盧，號容齋；饒州鄱陽人[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洪皓第三子）是南宋名臣，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洪邁著有《容齋隨筆》、《夷堅志》聞名於世。

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游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幹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範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範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範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

— — 洪邁，容齋三筆·卷第十一·記張元事

王栐[yǒng]（?-?，南宋人，字叔永，原籍無為軍廬江[今屬安徽]，寓居紹興府山陰縣，自署稱晉陽人，號求志老叟），南宋人，出身官宦世家，王之道（1093年-1169年，字彥猷，廬州濡須[今安徽合肥]人）的孫子，，自言曾在淮安做官，撰有《燕翼詒謀錄》五卷。他在《燕翼詒謀錄》中記述，正因為張元當年的“走夏州”，給宋朝以極大震撼，宋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改革了當時科舉進士中的殿試，凡是中了進士之後的人，一律授以進士出身。即使那些科舉成績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進士出身”，盡量防止再出現文人叛逃為敵所用之事。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7年1月3日。字子才，號簡齋，別號隨園老人，時稱隨園先生，浙江錢塘縣[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慈谿）是清代的詩人、文學家、散文家、美食家。他認為詩中表達出性情倔強，不被馴順的人，並非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