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書生意氣作三冗

日在九天

發佈於千年國運之變—中英兩個文明的轉身

2022/11/02閱讀時間約 26 分鐘

我們用今天的觀念去穿透历史，但不可以用今天的觀念去塗抹历史

— — 旭

仁宗的慶历新政，起因是西夏三戰立國，對宋朝的沖擊太大。北遼的壓力未除，現在又多出來一個西夏，讓宋疲於應付。所以仁宗的新政目標就是強兵固邊。

神宗的熙寧變法，也是因為神宗遵從法家，立志成為唐皇漢武一樣，開疆拓土的一代雄主，變法的目標是強兵拓疆。

用兵就是用錢，但是對於富可敵國，超越盛唐的大宋，真的缺錢嗎？

當代的历史學家們，糢糊了慶历新政和熙寧新法強兵的目標，冗於儒生的想象，認為新政和變法目標是革除三冗。而三冗不斷的被當代史學過分誇大，糢糊了新政和變法的目標。即使這樣，深入思考，三冗至多不過是號脈之後，找出財“窮”的原因之一而已。而真實的變法目標，反而糢糊不清了。

紅杏尚書

宋祁（998年-1061年，字子京，安陸[今屬湖北]人，徙居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和兄長宋郊（996年-1066年，字公序，原名宋郊，後改名庠[xiáng]。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一起參加科考。宋天聖二年（1024年）同舉進士，宋祁原為殿試第一。當時輔政的章獻太後（章獻明肅皇後，969年-1033年5月11日，姓劉，名字無記載，野史稱劉娥，益州華陽縣[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境內]人，是宋真宗趙恆的皇後，宋朝第一位攝政的皇太後）覺得弟弟比哥哥名次高不合禮法，所以改判宋郊為第一，宋祁第十。宋郊在鄉試、會試、殿試都是第一，可謂連中三元。兩個人詩名不分上下，時呼“小宋”、“大宋”，合稱“二宋”。著有《宋景文公集》。

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輿[yú]，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的历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註》、《多識錄》。《文獻通考》历時二十餘年，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宋寧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為田賦、戶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類。

郊與弟祁均以詞賦得名，時奏郊第一，太後不欲弟先兄，乃擢[zhuó]郊第一，祈第十。

— —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一·科舉考四·舉士

宋祁登第後，召妓群歡，笙歌達旦。兄長宋郊(庠)寫信責備他：你現在夜宴笙歌，忘記了當初就著碎薑、蒜末煮飯時候的情景了嗎？宋祁回信道：難道兄長忘記了當初吃這些苦是為了什麼嗎？

範欽（1506年-1585年，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浙江鄞縣莫家漕[今寧波市]人，祖籍京西路鄧城[今湖北襄陽]），明朝政治人物、藏書家、學者，晚年在浙江省寧波市月湖西側的天一街，建立浙東第一的藏書樓 — — 天一閣，至今尚存。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圖書典籍，最多時藏書7萬餘卷。其中藏有《錢氏私志》一卷。舊本或題錢彥遠(994–1050，字子高，宋錢塘[今杭州]人。吳越王錢倧之孫，錢易長子）撰，或題錢愐（?-1136，字子平，宋會稽郡王錢景臻第三子。杭州臨安[今屬浙江]人，生於汴京[今河南開封]）撰，或題錢世昭撰。

宋庠居政府，上元節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雲:“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jī]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學吃齏煮飯是為甚底？”

— — 錢氏私志

宋祁寒窗苦讀就是為了出人頭地，這點毫不掩蓋，算得上是性情中人。他與歐陽修同修《新唐書》，《新唐書》大部分其實為宋祁所寫，前後長達十餘年。

魏泰（?-?，字道輔，號漢上丈人，晚號臨漢隱居，北宋襄陽鄧城[今湖北省襄樊市]人），約活動於宋神宗、哲宗、徽宗時期。為北宋著名女詞人魏玩（1040年-1103年，又名魏芷，人稱魏夫人，字玉汝，一作玉如）之弟。著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東軒筆錄》十五卷、《襄陽形勝賦》、《續錄》一卷。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馀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 — 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五

宋祁生性風流，家里姬妾眾多。成語”半臂忍寒”的故事就出自宋祈。他修《新唐書》時，常命人點起兩根椽木一般粗的紅燭，身邊侍立著美姬嬌妾為他磨墨伸紙，宋祁心曠神怡之際，這才欣然命筆。而且宋祁有意敞開院門，讓街上的百姓都能望見他“望之如神仙”的派頭。

宋祁自稱“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但有詩《玉樓春》名動一時。

東城漸覺風光好，縠[hú]皺波紋迎客棹[zhào,櫓]。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
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 — 宋祁，玉樓春

宋祁也因詩句“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被人們譽為“紅杏尚書”。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又號永觀，諡忠愨。浙江杭州府海寧人）是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他和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最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是1910年所作《人間詞話》。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 — 王國維，人間詞話

三冗

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西夏李元昊（1003年6月7日-1048年1月19日，又名趙元昊，小字嵬[wéi]埋）遣使正式通告宋廷獨立。仁宗於寶元二年（1039年）六月，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準備對西夏用兵。

宋祁此時擔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註、權三司度支判官，負責一部分朝廷財政。對西北用兵，財政調度困難，為此他曾上疏提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道，三費是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

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而悉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舍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眾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

— — 宋史·宋祁傳

冗官

中國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基本依據上代體制建立官職。宋朝也一樣設官分職，均有定數。但是隨著政治管理的精細化，定制官員不足，於是一個官職，就會出現多個“冗員”去管理。历史上，政治治理是不斷從粗放式，到更加精細化，中央權力也不斷從上層深入到民間。因此官員增加，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何況還有人口基數本身的增長，這在世界各國历史上都是必然。

這里不排除一些因恩蔭、私情提拔的官員。官員增加，需要在財政增加的基礎上進行。中國古代缺乏數字化管理，很多數據缺失，所以我們不太容易判斷“冗官”帶來的財政負擔。

李心傳（1167年-1244年，字微之、伯微，世稱秀嚴先生。南宋隆州[四川]井研人）十四歲隨父李舜臣居於臨安（今浙江杭州）。李舜臣（?-?，八歲能屬文。紹興末，著《江東勝後之鑒》十篇）博通古今，時任宗正寺（管天子宗族事）主簿，因此兒子李心傳有機會閱讀官藏史書。心傳到了三十歲，還沒有中進士，遂絕意於仕途，專心史學，仿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體例，編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記述了建炎元年（1127年）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共三十六年的史事。另著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丁醜三禮辨》、《西陲泰定錄》等書。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 —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祁上疏中記載宋真宗趙恆（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原名趙德昌，又曾名趙元休、趙元侃，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在位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時，文武官員，總計九千七百八十五員。到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北宋第四代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時，內外官總計一萬七千三百餘員。為了突出“冗官”，宋祁上疏說這增加了近一倍的官員，還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職事的候補官員在內 — — 這是誇大其辭了，因為历朝候補人員都有，只要不補上實差，就沒有用。很多人終身都不會補缺。所以只能計算真正吃財政飯的實職官員。

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十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匹，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匹，綾三十四萬四千餘匹，絁一十三萬七千餘匹，紗縠二萬五千餘匹，錦綺二萬八千餘匹，布三百五萬七千餘匹，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一十六萬三千八百餘石，香藥、真珠、犀、象七十萬餘斤條片顆，竹木、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石，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三千餘萬斤束。

— — 宋史·食貨志

據清人趙翼《廿二史紮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仁宗皇佑年間和真宗天禧相比，財政收入增加了1/3，但是官員增加了一倍。看來是多了不少，這些多出來的官員是哪里來的？包拯《論冗官財用等奏》中說來自

“蔭序之官” — — 即因祖上做過官、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進納之輩” — — 即用金錢或買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優待宗室 — — 宋代優待宗室，宗室7歲就授官，有的甚至在繈褓期間就有官身，宗室人數不斷增加繁衍，再加上外戚，官員人數呈幾何數量增長。科舉考取 — — 如果說秦漢重軍功、隋唐重門閥，那麼有宋一代就是科舉文官體制了。每次科舉考試也要錄取幾百至一千餘人為進士授官。

官員多了，但其實耗費的財政卻有限，有宋一代，真正耗費財政的，是軍費支出。軍費在財政收支出的比例一直在70%到90%之間，所以財政捉襟見肘的主要矛盾是“冗兵”。

冗兵

冗兵之困，對於宋朝也有說不得的苦衷。首先宋朝立國就不穩，西北控制不住，北方一直備受遼的壓制。失去了西北馬匹的來源，不僅可以機動的騎兵少，而且運輸補給都有問題，就是步兵也寸步難行。這樣就不得不大量建立城寨駐守，兵員龐大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錢恩鑅，字賓四，是出身江蘇無錫，吳越錢氏的後代），清末出生，明國的历史學家、哲學家及作家等。是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的共同創辦人。與呂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誠之，筆名駑牛。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今常州市]人。華東師範大學历史系教授）、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號“勵耘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宗教史學家，历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研究所首任所長）、陳寅[yín]恪[kè]（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江西省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東方史學家）被稱作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

再說到國防資源問題，這也是宋代一個最大的缺憾。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穀，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里。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徵之一。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註意到養馬。但在中國內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里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把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爭需要，在臨時集合。這種事，民間當然情願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馬死了要賠錢，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挨派，於是保馬變成一秕政。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 — 錢穆，中國历代政治得失

目前有人反對宋朝缺馬的論點，理由是的宋史記述戰馬數量達十萬匹。

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 — 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徵討。是歲，平太原，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馀匹，國馬增多，內皂充刃，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 —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兵考十二

這些記載都是在宋初。中原王朝養馬之地主要是北方的幽雲十六州，和西北的靈武等地。幽雲十六州被遼朝占領。等到西夏立國，靈武之地又被夏占領。宋朝在內地，尤其是河東路和永興軍路等戰馬產地，也設立了養馬的“牧監”，最多時為十四監。

仁宗嘉祐（1056年九月-1063年）年間，歐陽修曾經上書提出養馬的策略，建議在河東路設置養馬的牧監。

群牧使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淪於侵佃，不可複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跡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

— —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

但到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推行保馬法，讓人民負擔養馬的費用。重創了國家的牧監政策。可見熙寧改革，不僅沒有強兵，還在斂財的同時弱兵。

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宋五路大軍號稱百萬徵討西夏時，西夏的對策就是根據宋朝沒有馬匹，運輸不利的政策制定了堅壁清野的政策，擊敗了宋軍。

由於失去了機動性，各路大軍無法互相支援，只能各自築城為戰，因此兵力很難減少。宋太祖時養兵二十二萬，到宋仁宗慶历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宋神宗即位後變法改制，軍隊人數下降到八十萬左右，北宋末年軍隊人數也差不多是這個數。

據美國學者見邁克·C. 邁克格拉斯（Michael C. McGrath）的《中國北宋的軍事與地方行政》（MILITARY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126]）指出，真宗時期，75%的國家稅收被用於軍費開支，而且每年開支的增長速度令人擔憂。1020年，軍隊總數達到91.2萬，而仁宗在位時，軍隊人數已經是125.9萬。大約40年後，神宗在位末期，軍費開支已經占到國家預算的80%。

宋朝兵制分為三種：

禁軍：守衛京師，備徵戍之用。宋太祖時計十九萬五千人。半數駐京，半數更戍。太宗時擴增為三十五萬人，真宗時又增為四十三萬二千人，到仁宗時，因對西夏用兵，更增加為八十二萬六千人，連同地方廂軍四十三萬人在內，全國軍隊共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用於養兵的費用幾乎占全國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廂軍：屬於地方州鎮之兵從事各種役使，多屬招募而來，曾規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災荒時，大批饑民無以為生，就被葬充廂軍，於是農耕者越來越少，當兵冗食者則越來越多。仁宗對西夏用兵時，人數達四十三萬人。鄉兵：屬於按照戶籍推選或僱募，專為防守鄉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時邊塞地區的番兵，均列於鄉兵範圍。鄉兵的一切開支不屬於國庫支出，兵員數也不列全國兵員範圍之內。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謨，號莆陽居士，福建路興化軍仙游縣[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縣]人）是慶历新政前，輔佐仁宗成就一代明君的賢相。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稱計相，為最高財政長官）時，掌管全國錢穀出納和財政收支，所以對北宋的軍費統計了如指掌。當年他寫有《論兵十事疏》，其中論《養兵之費》，具體細致地詳列了軍費統計資料：

現錢開支9940147貫，占現錢收入總額36822541貫大約27％；
絹帛開支7422768匹，占絹帛收入總額8745535匹的大約85％；
糧食開支23170223石，占糧食收入總額26943575石的大約86％；
草開支24980464束，占草收入總額29396113束的大約85％。

蔡襄多年輔佐仁宗，深知宋朝積弱的根本在於，朝政花大錢養了規糢龐大的軍隊，但是這些軍隊龐大而無能。

臣約一歲統計，天下之入民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兵曰益多，官曰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國之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術。臣故曰今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

— — 蔡襄，強國疏

慶历新政，以及後來的熙寧變法，均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宋朝所有國策的核心都應該是先強兵，強兵而後精兵，精兵簡政，自然國富。所以強兵才是重中之重。只有強兵固邊，才有可能淘汰積弱，減輕財政負擔，稅收才能支持其他方面的變革。

三冗本質是財政問題

第三冗冗僧，以及後面的三費其實都是小問題，不值一論。

宋祁提出三冗問題後，在宋朝其實沒有太大影嚮。到了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林大欽（1511年-1545年，字敬夫，號東莆[東峯?]，小名大茂。廣東潮州府海陽縣東莆都[潮州潮安縣金石鎮]人，祖籍福建莆田，明代狀元）赴京參加會試，被錄為第十二名進士，是年三月參加廷試。林大欽在《廷試策》中指出“昏混衰世之政”可概括為“三冗”，即冗員、冗兵、冗費。他把宋祁的冗僧道和三費，合並為第三冗，冗費 — — 這樣指出了三冗的核心其實是冗費。

因此三冗就是財政問題。中國历朝历代，以及現代主要國家幾乎永遠存在這個問題。解決財政問題，就要在財政制度上下手。官員到底多少合適？軍隊多少才不多，根本沒有定論，所以說三冗是各國政府普遍，且永遠存在的。財政體制控制得好，經濟正常，控制不好就是財政危機。當代美國一樣冗官、冗兵、冗費，搞的年年財政赤字，也沒見危機，原因就是三冗在可控範圍之內。

美國財政部2021年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財年（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2.77萬億美元，低於上一財年創紀錄的3.13萬億美元。數據顯示，2021財年美國財政收入約為4.05萬億美元，高於上一財年的3.42萬億美元；財政支出約為6.82萬億美元，也高於上一財年的6.55萬億美元。2021財年聯邦財政赤字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上一財年的15%降至12.4%。

而中原王朝治理一直在儒生手中，缺乏數字計算。畢士安（938年-1005年，原名畢士玄，為避宋朝始祖趙玄朗諱，改名士安。字仁叟，一字舜舉，代州雲中[今山西代縣、一說山西大同]人）曾經向宋真宗推薦過寇準，後兩人同任宰相。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契丹進犯，兩人一起商量對策，共同促成真宗禦駕親徵駕澶淵，最終得勝後簽訂了澶淵之盟。

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 — 宋史·畢士安傳

畢士安的曾孫畢仲游（?-?，字公叔。“鄭州管城[今河南鄭州]人”）又對司馬光說過“對全天下的錢財進行匯總，弄清楚支出與收入的數字，把地方上各路積儲的錢糧，全部收歸戶部管理，讓天子知道天下的錢財是有餘的，那麼對民眾徵收過重的賦稅制度就可以廢除了。”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

— — 王夫之，宋論·卷七哲宗

可見民富的宋朝，對自己的財政一直無法做到中央、地方的統籌安排。國富而不能有效使用，才是“缺錢”的關鍵。

呂思勉治史甚嚴，但觀念偏頗。例如為秦檜翻案，痛罵岳飛是軍閥，而高贊秦檜是一個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觀點論據都基本屬於貽笑大方的牽強附會之說。也正是呂思勉開的頭，後世一些希望靠翻案急速出名的學者跟隨，把三冗這個國家財政的共性問題，換了個大馬甲，附會成宋朝獨有的問題，構成了中國史學界一個巨大的學術陷阱。

所以說，史學家只適合辨別史料真偽，不適合對历史的論述。記而不論才是史學家的工作。

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認為“历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 — — 信之。

由此觀之，無論仁宗的慶历新政，還是神宗的熙寧變法，目標就是先強兵，後富國 — — 這里的富國其實就是國家財政健康。

宋朝民富而國不強，根源在軍隊積弱。而宋朝勵精圖治的改革者，都是儒生秀才出身，拿不出有效的強兵之策，只能在財政、吏治上下功夫。前者很容易陷入與民爭利，後者又必然形成黨爭，結果變法的目標盡失，手段又失之於謬誤，焉有不敗之理？！

旭，2022年9月6日，10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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