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今天的觀念去穿透历史,但不可以用今天的觀念去塗抹历史
— — 旭
仁宗的慶历新政,起因是西夏三戰立國,對宋朝的沖擊太大。北遼的壓力未除,現在又多出來一個西夏,讓宋疲於應付。所以仁宗的新政目標就是強兵固邊。
神宗的熙寧變法,也是因為神宗遵從法家,立志成為唐皇漢武一樣,開疆拓土的一代雄主,變法的目標是強兵拓疆。
用兵就是用錢,但是對於富可敵國,超越盛唐的大宋,真的缺錢嗎?
當代的历史學家們,糢糊了慶历新政和熙寧新法強兵的目標,冗於儒生的想象,認為新政和變法目標是革除三冗。而三冗不斷的被當代史學過分誇大,糢糊了新政和變法的目標。即使這樣,深入思考,三冗至多不過是號脈之後,找出財“窮”的原因之一而已。而真實的變法目標,反而糢糊不清了。
紅杏尚書
宋祁(998年-1061年,字子京,安陸[今屬湖北]人,徙居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和兄長宋郊(996年-1066年,字公序,原名宋郊,後改名庠[xiáng]。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一起參加科考。宋天聖二年(1024年)同舉進士,宋祁原為殿試第一。當時輔政的章獻太後(章獻明肅皇後,969年-1033年5月11日,姓劉,名字無記載,野史稱劉娥,益州華陽縣[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境內]人,是宋真宗趙恆的皇後,宋朝第一位攝政的皇太後)覺得弟弟比哥哥名次高不合禮法,所以改判宋郊為第一,宋祁第十。宋郊在鄉試、會試、殿試都是第一,可謂連中三元。兩個人詩名不分上下,時呼“小宋”、“大宋”,合稱“二宋”。著有《宋景文公集》。
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輿[yú],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元之際的历史學家,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註》、《多識錄》。《文獻通考》历時二十餘年,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宋寧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為田賦、戶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類。
郊與弟祁均以詞賦得名,時奏郊第一,太後不欲弟先兄,乃擢[zhuó]郊第一,祈第十。
— —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一·科舉考四·舉士
宋祁登第後,召妓群歡,笙歌達旦。兄長宋郊(庠)寫信責備他:你現在夜宴笙歌,忘記了當初就著碎薑、蒜末煮飯時候的情景了嗎?宋祁回信道:難道兄長忘記了當初吃這些苦是為了什麼嗎?
範欽(1506年-1585年,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浙江鄞縣莫家漕[今寧波市]人,祖籍京西路鄧城[今湖北襄陽]),明朝政治人物、藏書家、學者,晚年在浙江省寧波市月湖西側的天一街,建立浙東第一的藏書樓 — — 天一閣,至今尚存。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圖書典籍,最多時藏書7萬餘卷。其中藏有《錢氏私志》一卷。舊本或題錢彥遠(994–1050,字子高,宋錢塘[今杭州]人。吳越王錢倧之孫,錢易長子)撰,或題錢愐(?-1136,字子平,宋會稽郡王錢景臻第三子。杭州臨安[今屬浙江]人,生於汴京[今河南開封])撰,或題錢世昭撰。
宋庠居政府,上元節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雲:“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jī]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學吃齏煮飯是為甚底?”
— — 錢氏私志
宋祁寒窗苦讀就是為了出人頭地,這點毫不掩蓋,算得上是性情中人。他與歐陽修同修《新唐書》,《新唐書》大部分其實為宋祁所寫,前後長達十餘年。
魏泰(?-?,字道輔,號漢上丈人,晚號臨漢隱居,北宋襄陽鄧城[今湖北省襄樊市]人),約活動於宋神宗、哲宗、徽宗時期。為北宋著名女詞人魏玩(1040年-1103年,又名魏芷,人稱魏夫人,字玉汝,一作玉如)之弟。著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東軒筆錄》十五卷、《襄陽形勝賦》、《續錄》一卷。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馀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 — 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五
宋祁生性風流,家里姬妾眾多。成語”半臂忍寒”的故事就出自宋祈。他修《新唐書》時,常命人點起兩根椽木一般粗的紅燭, 身邊侍立著美姬嬌妾為他磨墨伸紙,宋祁心曠神怡之際,這才欣然命筆。而且宋祁有意敞開院門,讓街上的百姓都能望見他“望之如神仙”的派頭。
宋祁自稱“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但有詩《玉樓春》名動一時。
東城漸覺風光好,縠[hú]皺波紋迎客棹[zhào,櫓]。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
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 — 宋祁,玉樓春
宋祁也因詩句“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被人們譽為“紅杏尚書”。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又號永觀,諡忠愨。浙江杭州府海寧人)是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他和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最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是1910年所作《人間詞話》。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 — 王國維,人間詞話
三冗
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西夏李元昊(1003年6月7日-1048年1月19日,又名趙元昊,小字嵬[wéi]埋)遣使正式通告宋廷獨立。仁宗於寶元二年(1039年)六月,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準備對西夏用兵。
宋祁此時擔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註、權三司度支判官,負責一部分朝廷財政。對西北用兵,財政調度困難,為此他曾上疏提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道,三費是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
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而悉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舍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眾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
— — 宋史·宋祁傳
冗官
中國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基本依據上代體制建立官職。宋朝也一樣設官分職,均有定數。但是隨著政治管理的精細化,定制官員不足,於是一個官職,就會出現多個“冗員”去管理。历史上,政治治理是不斷從粗放式,到更加精細化,中央權力也不斷從上層深入到民間。因此官員增加,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何況還有人口基數本身的增長,這在世界各國历史上都是必然。
這里不排除一些因恩蔭、私情提拔的官員。官員增加,需要在財政增加的基礎上進行。中國古代缺乏數字化管理,很多數據缺失,所以我們不太容易判斷“冗官”帶來的財政負擔。
李心傳(1167年-1244年,字微之、伯微,世稱秀嚴先生。南宋隆州[四川]井研人)十四歲隨父李舜臣居於臨安(今浙江杭州)。李舜臣(?-?,八歲能屬文。紹興末,著《江東勝後之鑒》十篇)博通古今,時任宗正寺(管天子宗族事)主簿,因此兒子李心傳有機會閱讀官藏史書。心傳到了三十歲,還沒有中進士,遂絕意於仕途,專心史學,仿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體例,編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記述了建炎元年(1127年)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共三十六年的史事。另著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丁醜三禮辨》、《西陲泰定錄》等書。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 —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祁上疏中記載宋真宗趙恆(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原名趙德昌,又曾名趙元休、趙元侃,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在位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時,文武官員,總計九千七百八十五員。到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北宋第四代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時,內外官總計一萬七千三百餘員。為了突出“冗官”,宋祁上疏說這增加了近一倍的官員,還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職事的候補官員在內 — — 這是誇大其辭了,因為历朝候補人員都有,只要不補上實差,就沒有用。很多人終身都不會補缺。所以只能計算真正吃財政飯的實職官員。
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十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匹,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匹,綾三十四萬四千餘匹,絁一十三萬七千餘匹,紗縠二萬五千餘匹,錦綺二萬八千餘匹,布三百五萬七千餘匹,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一十六萬三千八百餘石,香藥、真珠、犀、象七十萬餘斤條片顆,竹木、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石,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三千餘萬斤束。
— — 宋史·食貨志
據清人趙翼《廿二史紮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仁宗皇佑年間和真宗天禧相比,財政收入增加了1/3,但是官員增加了一倍。看來是多了不少,這些多出來的官員是哪里來的?包拯《論冗官財用等奏》中說來自
“蔭序之官” — — 即因祖上做過官、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進納之輩” — — 即用金錢或買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優待宗室 — — 宋代優待宗室,宗室7歲就授官,有的甚至在繈褓期間就有官身,宗室人數不斷增加繁衍,再加上外戚,官員人數呈幾何數量增長。科舉考取 — — 如果說秦漢重軍功、隋唐重門閥,那麼有宋一代就是科舉文官體制了。每次科舉考試也要錄取幾百至一千餘人為進士授官。
官員多了,但其實耗費的財政卻有限,有宋一代,真正耗費財政的,是軍費支出。軍費在財政收支出的比例一直在70%到90%之間,所以財政捉襟見肘的主要矛盾是“冗兵”。
冗兵
冗兵之困,對於宋朝也有說不得的苦衷。首先宋朝立國就不穩,西北控制不住,北方一直備受遼的壓制。失去了西北馬匹的來源,不僅可以機動的騎兵少,而且運輸補給都有問題,就是步兵也寸步難行。這樣就不得不大量建立城寨駐守,兵員龐大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錢恩鑅,字賓四,是出身江蘇無錫,吳越錢氏的後代),清末出生,明國的历史學家、哲學家及作家等。是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的共同創辦人。與呂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誠之,筆名駑牛。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今常州市]人。華東師範大學历史系教授)、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號“勵耘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宗教史學家,历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研究所首任所長)、陳寅[yín]恪[kè](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江西省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東方史學家)被稱作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
再說到國防資源問題,這也是宋代一個最大的缺憾。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穀,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里。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徵之一。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註意到養馬。但在中國內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里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把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爭需要,在臨時集合。這種事,民間當然情願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馬死了要賠錢,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挨派,於是保馬變成一秕政。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 — 錢穆,中國历代政治得失
目前有人反對宋朝缺馬的論點,理由是的宋史記述戰馬數量達十萬匹。
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 — 宋史·卷九十三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徵討。是歲,平太原,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馀匹,國馬增多,內皂充刃,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 —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兵考十二
這些記載都是在宋初。中原王朝養馬之地主要是北方的幽雲十六州,和西北的靈武等地。幽雲十六州被遼朝占領。等到西夏立國,靈武之地又被夏占領。宋朝在內地,尤其是河東路和永興軍路等戰馬產地,也設立了養馬的“牧監”,最多時為十四監。
仁宗嘉祐(1056年九月-1063年)年間,歐陽修曾經上書提出養馬的策略,建議在河東路設置養馬的牧監。
群牧使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淪於侵佃,不可複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跡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
— —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志第一百五十一
但到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推行保馬法,讓人民負擔養馬的費用。重創了國家的牧監政策。可見熙寧改革,不僅沒有強兵,還在斂財的同時弱兵。
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宋五路大軍號稱百萬徵討西夏時,西夏的對策就是根據宋朝沒有馬匹,運輸不利的政策制定了堅壁清野的政策,擊敗了宋軍。
由於失去了機動性,各路大軍無法互相支援,只能各自築城為戰,因此兵力很難減少。宋太祖時養兵二十二萬,到宋仁宗慶历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宋神宗即位後變法改制,軍隊人數下降到八十萬左右,北宋末年軍隊人數也差不多是這個數。
據美國學者見邁克·C. 邁克格拉斯(Michael C. McGrath)的《中國北宋的軍事與地方行政》(MILITARY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126])指出,真宗時期,75%的國家稅收被用於軍費開支,而且每年開支的增長速度令人擔憂。1020年,軍隊總數達到91.2萬,而仁宗在位時,軍隊人數已經是125.9萬。大約40年後,神宗在位末期,軍費開支已經占到國家預算的80%。
宋朝兵制分為三種:
禁軍:守衛京師,備徵戍之用。宋太祖時計十九萬五千人。半數駐京,半數更戍。太宗時擴增為三十五萬人,真宗時又增為四十三萬二千人,到仁宗時,因對西夏用兵,更增加為八十二萬六千人,連同地方廂軍四十三萬人在內,全國軍隊共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用於養兵的費用幾乎占全國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廂軍:屬於地方州鎮之兵從事各種役使,多屬招募而來,曾規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災荒時,大批饑民無以為生,就被葬充廂軍,於是農耕者越來越少,當兵冗食者則越來越多。仁宗對西夏用兵時,人數達四十三萬人。鄉兵:屬於按照戶籍推選或僱募,專為防守鄉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時邊塞地區的番兵,均列於鄉兵範圍。鄉兵的一切開支不屬於國庫支出,兵員數也不列全國兵員範圍之內。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謨,號莆陽居士,福建路興化軍仙游縣[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縣]人)是慶历新政前,輔佐仁宗成就一代明君的賢相。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稱計相,為最高財政長官)時,掌管全國錢穀出納和財政收支,所以對北宋的軍費統計了如指掌。當年他寫有《論兵十事疏》,其中論《養兵之費》,具體細致地詳列了軍費統計資料:
- 現錢開支9940147貫,占現錢收入總額36822541貫大約27%;
- 絹帛開支7422768匹,占絹帛收入總額8745535匹的大約85%;
- 糧食開支23170223石,占糧食收入總額26943575石的大約86%;
- 草開支24980464束,占草收入總額29396113束的大約85%。
蔡襄多年輔佐仁宗,深知宋朝積弱的根本在於,朝政花大錢養了規糢龐大的軍隊,但是這些軍隊龐大而無能。
臣約一歲統計,天下之入民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兵曰益多,官曰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國之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術。臣故曰今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
— — 蔡襄,強國疏
慶历新政,以及後來的熙寧變法,均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宋朝所有國策的核心都應該是先強兵,強兵而後精兵,精兵簡政,自然國富。所以強兵才是重中之重。只有強兵固邊,才有可能淘汰積弱,減輕財政負擔,稅收才能支持其他方面的變革。
三冗本質是財政問題
第三冗冗僧,以及後面的三費其實都是小問題,不值一論。
宋祁提出三冗問題後,在宋朝其實沒有太大影嚮。到了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林大欽(1511年-1545年,字敬夫,號東莆[東峯?],小名大茂。廣東潮州府海陽縣東莆都[潮州潮安縣金石鎮]人,祖籍福建莆田,明代狀元)赴京參加會試,被錄為第十二名進士,是年三月參加廷試。林大欽在《廷試策》中指出“昏混衰世之政”可概括為“三冗”,即冗員、冗兵、冗費。他把宋祁的冗僧道和三費,合並為第三冗,冗費 — — 這樣指出了三冗的核心其實是冗費。
因此三冗就是財政問題。中國历朝历代,以及現代主要國家幾乎永遠存在這個問題。解決財政問題,就要在財政制度上下手。官員到底多少合適?軍隊多少才不多,根本沒有定論,所以說三冗是各國政府普遍,且永遠存在的。財政體制控制得好,經濟正常,控制不好就是財政危機。當代美國一樣冗官、冗兵、冗費,搞的年年財政赤字,也沒見危機,原因就是三冗在可控範圍之內。
美國財政部2021年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財年(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2.77萬億美元,低於上一財年創紀錄的3.13萬億美元。數據顯示,2021財年美國財政收入約為4.05萬億美元,高於上一財年的3.42萬億美元;財政支出約為6.82萬億美元,也高於上一財年的6.55萬億美元。2021財年聯邦財政赤字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上一財年的15%降至12.4%。
而中原王朝治理一直在儒生手中,缺乏數字計算。畢士安(938年-1005年,原名畢士玄,為避宋朝始祖趙玄朗諱,改名士安。字仁叟,一字舜舉,代州雲中[今山西代縣、一說山西大同]人)曾經向宋真宗推薦過寇準,後兩人同任宰相。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契丹進犯,兩人一起商量對策,共同促成真宗禦駕親徵駕澶淵,最終得勝後簽訂了澶淵之盟。
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 — 宋史·畢士安傳
畢士安的曾孫畢仲游(?-?,字公叔。“鄭州管城[今河南鄭州]人”)又對司馬光說過“對全天下的錢財進行匯總,弄清楚支出與收入的數字,把地方上各路積儲的錢糧,全部收歸戶部管理,讓天子知道天下的錢財是有餘的,那麼對民眾徵收過重的賦稅制度就可以廢除了。”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
— — 王夫之,宋論·卷七 哲宗
可見民富的宋朝,對自己的財政一直無法做到中央、地方的統籌安排。國富而不能有效使用,才是“缺錢”的關鍵。
呂思勉治史甚嚴,但觀念偏頗。例如為秦檜翻案,痛罵岳飛是軍閥,而高贊秦檜是一個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觀點論據都基本屬於貽笑大方的牽強附會之說。也正是呂思勉開的頭,後世一些希望靠翻案急速出名的學者跟隨,把三冗這個國家財政的共性問題,換了個大馬甲,附會成宋朝獨有的問題,構成了中國史學界一個巨大的學術陷阱。
所以說,史學家只適合辨別史料真偽,不適合對历史的論述。記而不論才是史學家的工作。
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認為“历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 — — 信之。
由此觀之,無論仁宗的慶历新政,還是神宗的熙寧變法,目標就是先強兵,後富國 — — 這里的富國其實就是國家財政健康。
宋朝民富而國不強,根源在軍隊積弱。而宋朝勵精圖治的改革者,都是儒生秀才出身,拿不出有效的強兵之策,只能在財政、吏治上下功夫。前者很容易陷入與民爭利,後者又必然形成黨爭,結果變法的目標盡失,手段又失之於謬誤,焉有不敗之理?!
旭,2022年9月6日,10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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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旭,日在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