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國運之變：直至如今千載後

日在九天

發佈於千年國運之變—中英兩個文明的轉身

2023/02/11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One’s destination is never a place, but a new way of seeing things.

— — 亨利·瓦倫丁·米勒（Henry Valentine Miller，1891年12月26日-1980年6月7日，是20世紀美國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富有個性又極具爭議的文學大師）

當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說：“历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的時候，我們心髒跳動的韻律和諧了。

人

哲學的終極問題是有限與無限。哲學本質，或者說哲學的出發點，是人。通常，“地心說”的經濟學，是研究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的，但是“日心說”的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的。或者說，人性在有限資源配置中的觀念與行為。

經濟學的地心說和日心說來源於張維迎（1959年10月1日，男，陝西吳堡人，中國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畢業於西北大學和牛津大學）老師。張維迎對於經濟學有深入的認識，並且發揚了奧派經濟學的精髓，致力於經濟學中對企業家和企業家創新的研究。

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德語：Österreichische Schule，或譯奧地利經濟學派）源自19世紀末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20世紀30年代後延續至美國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

卡爾·門格爾（德語：Carl Menger, 1840年2月23日-1921年2月26日），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創始人。

歐根·馮·伯姆-巴韋爾克（德語：Eugen von Böhm-Bawerk，龐巴維克，1851年2月12日-1914年8月27日），對奧地利經濟學派有著重要的貢獻。喬治·賴斯曼（George Reisman）稱他為“僅次於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奧地利第二重要的經濟學家。

路德維希·海因里希·埃德勒·馮·米塞斯（德語：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奧地利裔美國人），古典自由主義首要人物。知名的經濟學家，历史學家，哲學家，作家，被譽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CH（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出生於奧匈帝國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1年，因表揚他“終身的高瞻遠矚”，獲頒美國總統自由勛章。

默里·牛頓·羅思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1926年3月2日-1995年1月7日），對於現代的自由意志主義和無政府資本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傳播有著極大貢獻。

漢斯-赫爾曼·霍佩（Hans-Hermann Hoppe，1949年9月2日，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教授，以及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教授），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

和普通人通常對主流經濟學的認識不同，奧地利學派的研究方式是直接繼承英國的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斯密經濟學，Smithian economics）。

當代美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彼得·約瑟夫·博伊特克（Peter Joseph Boettke，1960年1月3日。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和哲學教授；BB&T 研究教授，研究副主席，以及GMU的Mercatus中心的F.A. Hayek哲學、政治和經濟學高級研究項目的主任）教授為了區分主流經濟學，強調對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的傳承，借用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1月18日-1993年3月18日。英國出生的美國經濟學家、教育家、和平活動家和跨學科哲學家）的說法，將這一流派稱之為“主線經濟學”（Mainline Economics）。

主線經濟學強調在邏輯上，出自於人類行為原則的理論才是真實的。在這一點上，我個人認為“日心說”的經濟學，就是是研究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其出發點就是人性，以及人的理性決策、特別是非理性的決策對人的行為的影嚮。

我將近40年的時間一直在研究和思考”企業家”這一問題。我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你沒有辦法理解企業家決策。什麼使得企業家與眾不同？他們的追求和決策的心智糢式！企業家決策與一般決策的不同之處在於：
第一，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第二，企業家決策不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要改變約束條件；
第三，企業家的目標不僅僅是賺錢，甚至主要不是賺錢。企業家還有超越賺錢的其它目標，這些目標甚至對人類發展都非常重要。
企業家決策不是純粹的科學決策。

— — 張維迎，企業家何以與眾不同？，2022年8月26日，北大國發院2022級EMBA開學典禮上的演講

這和貝內德托·克羅齊對历史的看法一致，也就是在開篇提出的，历史具有科學和藝術的二重性。藝術強調人的創造性，這和企業家的創新決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狂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 — 孔子，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狂，是進取，狷[juàn]，是有所不為。狂狷是個人不守庸常的創造性行為，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狂狷”合在一起，形容人具有不拘一格，積極進取而又潔身自好的品性。我個人決得這個詞特別類似奧派經濟學對企業家精神的定義。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pursuit of opportunity without regard to resources currently controlled.

— — Stevenson

這句話出自哈佛大學教授Stevenson在1988 的授課, 被網絡及出版物多次引用。其中一本出版物為 Gatrell, Jay D., Reid, Neil (Eds.), “Enterprising Worlds: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on Economics”, Environments & Ethics, 2006, p258

該定義，更加清晰和準確的描述了企業家精神定義中的精髓。它包含了兩個含義：

敢於承擔超越常人的成本、超越常規資源的限制。
目標是為了獲取超越常規的，常人所難於想象的收益（效用）。

當然，作為市場中的企業家，還應該加入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自負其責

在一個自由市場上，我們需要敢於創新的“狂”的企業家。但是在政府治理上，我們恰恰害怕這種“狂”的企業家，我們更需要“狷”的政治家。因為不顧一切代價的企業家，在一個權力壟斷條件下，其結果是一人“狂”，他人都作“代價”。

中國政治，對此有深刻認識，所以历代王朝，貶抑狂狷者。但是思想禁錮，定義一言，造成對所有狂狷的錯誤認識，朱熹甚至篡改孔子原義，註釋《論語》時解釋：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 — 朱熹，論語集註

意思是“狂者志氣高，但實際上能力不行 — — 志大才疏。狷者知道自己能力不及，故老實本分，潔身自好。”

王安石政治上的狂狷，早就了熙寧變法的亂局，但是文學上的狂狷，成就了一代絕文豪。

如果從演化論角度，那麼狂狷就是不走尋常路的變異，是創新之所需。守常就是知所止，是“遺傳”。國家政治上需要守常和保守，人的行為需要狂狷進去。

羅納德·哈利·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生於英國倫敦，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 或稱法律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的創始人之一，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盡管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但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因思想市場的缺位而險象叢生。這個缺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最嚴重的瓶頸。自從經濟改革的初始階段，中國政府始終強調要‘解放思想’，但沒有什麼比活躍的思想市場更能解放人們的思想。實際上，如果沒有自由思想市場，任何‘解放思想’的行動都註定要失敗。中國人民的創造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

— — 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科斯的助手），變革中國 — — 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中國思想化的市場，也是因為科舉，因為“一道德”，政府成了思想的唯一買家，造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近千年的禁錮。

非常道

這也是本書的出發點，我不強調历史發生了什麼，而是強調如何認識历史發生了什麼。我甚至不把重點放在探索是什麼導致了历史的結果，就像我前面所強調的，即使你知道了历史的原因，也不可能重複历史的結果。

本書不是一本編年史，甚至不是历史。更準確一些，是一部用觀念看待的历史。即使如此，我在選取史料時也盡量追尋嚴肅的出處。

寫作的時間在2022年5月至10月，中國、美國兩地之間 — — 正是2019冠狀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縮寫：COVID-19）期間。

大量的史料是通過Google學術搜索（Google Scholar）、維基百科（Wikipedia），尤其是Google圖書（Google Books）、互聯網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以及各類公開出版的電子書。

因此我在引文出處，盡量詳細註明作者和書籍，但是通常沒有頁碼。基於未來大量圖書的數字化，頁碼已經失去了在檢索中的意義。

本書不是考據，因此在史料相互矛盾的情況下，採用以下原則決定引用：

多個來源可以互證的；

剔除邏輯和時間上的矛盾，留下更符合邏輯的；

更符合人物性格；

最後是我喜歡的。

在書寫過程中，摒棄了板著面孔講解流水賬的方式，特別註意引用非官方個人筆記中的資料。因為這些故事，遠超過官史，更能描繪出人物的性格、特徵，讓人物呼之欲出。

很多地方大量引用古文，是這些古文遠比現代的白話文更加精煉和傳神。

我認為失去人物性格的历史，不是真历史。魯迅喜好《唐才子傳》，就是因為名人軼事中，隱藏了更多的人性 — — 私家史，其實更接近真历史。

另外，本書的一大變革是將註釋直接寫在被解釋的人物、名字後面的括號中。在我以往的閱讀中，總要跳到章節或者書後去看註釋，實在是一大痛苦。尤其很多註釋本身就有很多價值的信息時，反複地跳躍對正文閱讀制造了更多障礙。雖然註釋和文本混雜也可能影嚮了閱讀，但我覺得取舍之間，這樣還是比傳統的文末註釋，能夠傳達更多的信息。

由於宋朝，遼、夏、金、蒙古、元都被作為中國史而論述，但是本書更重要的是以中原王朝 — — 以漢文化為主的文化觀為視角，觀察熙寧變法的前、後、左、右。所以在描述中通常使用名詞中原王朝，而不用中國。在主要描述中原王朝時，以宋等年號為主，括號內包含其他王朝年號和公元紀年。為了方便時間上的認識，紀年盡可能包括使用該紀念的皇帝名稱。在主要描述英格蘭（我描述的历史時期，還沒有英國的概念）或者其他西方历史時，以公元紀年為主。這樣更具有時間觀上的一致性，不存在主、從的“歧視”。

標題中很多引用了王安石的詩詞 — — 我個人特別喜愛王安石的詩、詞、文章。一個偉大的學者，被賢相的功業拖累了。历史上，更加“先進”的科舉，使得中華文明，失去了太多的思想、才華，甚至失去了科學啓蒙的可能。

由於很多書籍不重視外語的註釋，而音譯經常引起誤解，難於檢索。所以我盡可能對外國的人名、地名進行了語言註釋。為了節省文字，也由於目前主要史料來源於英語，所以默認為英語 — — 不特別指明的語言。且在多國語言並列時，英語放在第一個。

觀念史本身就是一部主觀觀察史，觀念本身是個人的，所以這些觀點也沒有要求讀者去贊同，如果可以引出讀者自己的觀念史，就是我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