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中國是「威脅」或「挑戰」，中日關係已與過往不同

據日媒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年底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簡稱「安保戰略」），內容涉及對中國的角色定位，並引發了不同政黨的立場博弈。

自民黨內部強硬派主張，現行安保戰略是以「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來描述中國，但伴隨中國近年在航空母艦、中程導彈、戰機等方面的實力增長，包括在今年8月發射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舊有描述已無法彌合新情勢」，故其主張，應改用「威脅」定調中國。

但這一主張無法獲得自民黨強硬派認同，後者指出，用何種措辭表述中國，已成為彼此「無法退讓」的難題；更有岸田政府的幹部直言，安保戰略如何表述中國，「最終是政治判斷」。眼下自、公兩黨正在磋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將面臨艱難決斷，但無論如何，要維持用「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表述中國，概率應該已經微乎其微。而這一政治風波，折射了日本身處國際變局下，其戰略意向發生的新變化。

日本身處的國際變局

由日本的戰略位置來看，其正在經歷三種變局洗禮。

第一，是「東升西降」的國際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正在以高發展速度超趕歐美等傳統強國，其政治話語權亦同步上升；第二，是「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受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衝擊，全球供應鏈、能源經濟格局加速調整，美國「一超」地位產生動搖，包括歐洲、中東在內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重點，追求戰略自主性；第三，是「中美博弈」的國際主旋律，美國對中國發起了戰略博弈，帶來持續的大國競爭形勢。然而日本的主要感知集中在「東升西降」、「中美博弈」兩股力量上，前者使其逐漸強化「中國是威脅」的認知，後者則讓其「站隊美國」的意願有所增強。

在此情況下，日本的戰略傾向也出現了三層路徑依賴：一是強化對美追隨，二是加強對華制衡，三是提高與「協力廠商力量」（其他民主國家）的戰略性聯合。三層路徑主次不同，卻彼此聯繫、相互影響。

其中「對美追隨」一項，可以說是三條路徑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來，追隨美國可以提升日本的戰略底氣，增加制衡「中國威脅」的戰略效果，同時吸引到「協力廠商力量」與日本結盟，例如推進以美日印澳為核心框架的「印太戰略」等。故日本近年愈發強調日美同盟，希望能在此一主軸下強化兩國協調，共同應對各種戰略性挑戰和問題。

2021年3月，日美外長防長「2+2」會議就強化日美同盟威懾力、進一步深化應對能力達成了共識，雙方還同時確認：一致認為中國「與現有國際秩序不符」的行為給日美同盟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挑戰；反對任何試圖改變東海、南海現狀的單邊行動，並對《中國海警法》表達「嚴重關切」；為維持和加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確認加強與地區內外多種夥伴合作的重要性；一致認為通過開展日美聯合訓練等加強應急能力至關重要。

在此基礎上，日本要進行「對華戰略制衡」，其手段往往不離對美依賴，即主要是利用日美同盟及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來強化對華反制。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便不斷向美國確認，釣魚島問題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最近一次便是在2021年10月岸田與拜登的首次首腦電話會談中，而岸田也得到了拜登的肯定回覆。

另在台海問題上，日本同樣借日美同盟做出干預姿態。2021年7月5日，時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便表示，若北京對台動武，日本應將此視為「存立危機事態」，依安全保障相關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如果台灣有事，日美必須一起防衛台灣」；無獨有偶，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亦在2020年卸任後，於台灣問題上屢屢觸及此事，例如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雖未如此明言，卻也在2022年8月5日佩洛西（Nancy Pelosi）訪日時表示，「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美日將緊密合作」。

而上述動作無疑會引發中方回應，從而導致了中日關係的不斷摩擦。

中日關係行向何方

綜觀菅義偉2020年接班安倍起，由於前者缺乏安倍晉三統攝各方的威望，故日本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戰略意向受到內部鬥爭牽引，展現出更加鋭利、失衡的一面；岸田文雄接班後，此一趨勢亦未得到緩解。

在政策行動上，菅義偉受「親美派」官僚及黨內強硬派牽制，無法壓制國內右翼保守勢力鼓譟「中國威脅」；在外交姿態上，菅義偉政府缺乏平衡性，更缺乏主動與中國高層進行互動的積極意識。儘管菅義偉曾多次表示「不會構建對華包圍圈」「和中國創建穩定的關係至關重要」，但中日關係正是因其任內擴大對美追隨、積極拉攏域外力量，加大了對華制衡，而面臨不斷滑坡的危險。

2021年9月岸田文雄接任新首相，中日關係雖一度出現緩和跡象，卻無法跳脱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路徑依賴。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岸田政府仍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延續前任政策，甚至在否些場域更加強硬，其對華制衡戰略也未發生顯著變化，和菅義偉政府相比，只是在急緩與輕重上有所不同。

在領土爭端上，岸田政府持續渲染釣魚島問題，稱中國發動「海洋威脅」、「入侵領海」，欲借美國對華戰略博弈，將中日爭端問題國際化和多邊化；在軍事場域，岸田政府積極推動「進攻性安全戰略」，謀求提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欲將西南諸島打造成前線基地；在意識形態層次，岸田政府基於「民主價值觀」理念，在「對華人權問題」上比菅義偉政府走得更遠，既對中國的「威權國家」身分展開攻擊，更在國際場合表示關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狀況。

歸根結柢，岸田政府可能存在些許對華友好底色，但這般底色不能取代日本對華政策中「維護日本國家利益」的最根本目標。雖說由日本的外交傳統來看，對華平衡是重要工作，畢竟日本沒有實力對華脱鈎、更不可能全面為抗，故無論是安倍晉三、菅義偉或岸田文雄，皆一再強調穩定的中日關係至關重要，但在如今的國際變局下，日本的戰略感知有所生變，平衡外交的傳統亦在失衡，對美追隨、對華制衡的路徑依賴正在宰制日本的外交政策。

此次安保戰略修改風波，便是上述戰略趨勢的體現。不論日本最終是以「威脅」或「挑戰」描述中國，中日關係都已發生顯著變化，中日當然不會經濟脱鈎、全面對抗，卻終究難免波折不斷的戰略摩擦。

原文發表網址:

202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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