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年假過得很「村上春樹」，看了改編自他的短篇小說《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的電影─《在車上Drive My Car》，讀了厚達582頁的《地下鐵事件》，回望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後續的追蹤。我對書中收錄近60位「事件被害者」的證言印象深刻，雖然吸到毒氣當下的縮瞳、嘔吐、頭痛；健忘、對從前的興趣提不起勁的後遺症，無人免疫，不斷被述說，只不過出自不同被害者之口。但因著村上在證言前對被害者的精準勾勒，我對那些像鄰近街坊般親近的人們，有了個別認識的決心，於是讓自己的眼球奮力為這些奮鬥過的生命移動。每個人彷彿都為自己不能徹底明白或原諒的故事說著「絕對不要忘記啊！」
做為報導文學，村上的冷靜和誠實很值得激賞，他分析「自己所處的立場，不管喜不喜歡，隨著發生就含有某種傲慢。」因為進行報導的「我」是從「安全地帶」來的人，且可以隨時回去。但留下故事的受害者，並無法透過訴說而從後遺症中掙脫。有人留下遺腹子，有人親眼見到同事因將毒氣移走而殉職，有人從此走上照顧重症妹妹25年的人生長路。村上不能是即將出生的孩子的爸爸、不能是誰的同事、不能告訴等待妹妹好起來的哥哥，必須要等上沒有奇蹟也毫無仁慈的餘生。作為報導者，村上能做的只有把故事原原本本的送回給訴說者，並提醒世人不要忘記。
但不要忘記的不是對策動者(奧姆真理教)的憎惡，而是群體如何承受這巨大的災害？如何凝視(gaze)這巨大的傷疤？如何接住那些被邪教吸納的脆弱靈魂？如何和自己的光和影子共存。
村上想開啟的對話，不同於大眾媒體的二元結構，那總被人詬病的非黑即白分類，多數時候都太好用，連面對壓倒性的暴力時也不例外：
被害者=無辜=正義 vs 加害者=汙染者=邪惡
不能否認在事件中無辜喪命的14人與傷者6000人固然十分無辜，但僅僅是對無辜者發出同情能抑制邪惡滋長嗎？誰不是一邊嘆惋著他人的不幸，一邊享受自己生活的精緻餘裕，只因為我們站在「正義」的這邊。若「正義」是光，「邪惡」難道不是光照出的「影子」嗎？
陰影人人有之，每個社會、國家亦然。一旦有光明面，勢必就會有黑暗面。.......人必須耐心學會與自己的陰影共生，並且用心觀照寓居己身的黑暗。即使有時深陷黝黑的隧道，依然必須挑戰自己的陰暗面。畢竟沒法投出陰影的光，不是真正的光。(註)
若要問「邪教」教主麻原彰晃做對了什麼，能讓那麼多菁英能為他效力，不如問這世界做錯了什麼，才讓影子吞噬了人，做出了「非人」的舉動。這種不明所以的「恐怖」才是刻入身體的暗影。
這類恐怖是過去從來沒有化為語言過的東西，所以被害者在真正意義上，還無法把當時的恐怖感確實化為語言。結果正因為無法好好將它語言化，所以只能代替地把它身體化。腦子裡尚未完成把感受到的事情轉換成語言或意識的迴路，只好勉強壓制下來，但是，不管多麼努力刻意壓抑，身體卻自然產生反應，這就是所謂的身體化。
在許多問題中，我最討厭人家問我「有沒有後遺症」。我想「我沒問題」。因為我是以此支持著活下來的。雖然醫學上據說沒有問題，但因為據說幾乎是人類第一次的經驗，所以還是會留下不安的。我被人家這樣問的時候總覺得很厭煩，不過仔細想想，會因為這樣就厭煩也許就是一種後遺症吧。
被害者一人不只是一條生命、兩個家庭，早晨八點地鐵載赴的是前往工作場域，力求自我實現的「人」。村上的小結頗似卡夫卡《變形記》那日早晨主角格里高爾的變形：
我訪問過不少人，但到目前為止，即使感覺到有什麼異常，好像想到「必須想辦法到公司去」的人滿多的。除了不能動之外，想留在原地等人來救的比較少，反而是爬也要爬去公司的人比較多。
我無意在此批判高度資本主義下的「社畜」處境，而想讚嘆日本人「一生懸命」的職人性格，即使身體不適，舉步維艱，仍勉力前往赴任，在這種意義下的「無差別攻擊」才令人生氣。毒氣集中散佈在政府機關所在地的「霞關站」，傷到的卻全是需藉大眾運輸通勤的普通百姓，李代桃僵的無效對話令人痛心。試問，人怎能通過一種歪曲去回應世間的黑暗？
面對悲劇，我始終相信「沒有誰是誰的影子，卻有誰是誰的光。」願我們的心智清明，在光照之處廓清陰影，知道自己本來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