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製作紀錄片的觀點,看《美國工廠》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看這篇文章的人,應該是紀錄片的愛好者吧。若是如此,各位應該知道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入學考必考的名詞解釋:
「何謂"直接電影"?何謂"真實電影" ?」
歡迎各位去估狗搜尋,這裡不再贅述;不過我想說的是,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市面上以「直接電影」的方式,用 "牆壁上的蒼蠅" 這種精神,去製作一部紀錄片。
2009 年,紀錄片製作夫妻檔 Steven BognarJulia Reichert 聯合攝製了一部紀錄片-《最後的卡車》,內容是紀錄位於美國厄亥俄州戴頓的GM 汽車工廠,產出最後一部汽車之後,關閉工廠的故事。這部紀錄片由 HBO 投資,並且入圍了 2010 年的奧斯卡;數年之後,中國福耀汽車玻璃在  2016 年接收了這個 GM 汽車工廠的原有廠房。於是「中國老闆,美國勞工」就成為《美國工廠》這部片當中最有意思的題材了。
以紀錄片製作的觀點,這對夫妻檔的確擁有比別人更多的優勢:他們就是住在俄亥俄州,距離這個工廠只有三十分鐘車程。當他們拍攝完上一部紀錄片《最後的卡車》,其實在工廠周遭就留下了人脈-"可用的人脈",以及 "可信賴的人脈"。再者故事的背景就是在上一個紀錄片的同一地點,感覺就像是在觀察「這個地方接下來的故事』....
以上種種,應該都算是天時地利人和吧,我沒查過資料,但這的確是極少數中國企業到北美設廠的案例,也許是福耀玻璃為了表示開明,也許是這對夫妻檔有著參議員等級的人脈(後來證實是州政府的人),總之,他們可以在工廠內自由拍攝,而且是近距離地拍攝:
董事長下飛機,攝影者坐在董事長的座車上;
董事長與媒體的關門會議,他們在現場;
董事長與管理幹部針對工會議題的關門會議,他們也在現場;
中國管理階層與勞工在工作現場的爭議,他們也拍得到。
更不要說攝製團隊直接飛到福耀總部,拍攝福耀中國工人的操作情況、在集體意識下所接受的軍事化管理。
我猜想這整個攝製過程,應該是經過簽協議的,也就避免在拍攝到一半的時候,被福耀趕出去;再者應該是歸功於當時候的政治環境:歐巴馬是總統,來投資設廠的中國福耀也想表示開放的態度。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的是,我感受到了這個紀錄片的「客觀性」-在現今的紀錄片攝製者的氛圍當中,紀錄片是一種「以現實為基礎」的「導演作品」,紀錄片都是以導演的主觀成為故事推進的方向,這都可以靠剪接去選擇導演的觀點。最極端的例子應該是美國的麥可摩爾,他的紀錄片裡面永遠充滿著「美國政府是壞人」這樣的觀點。麥可摩爾也會直接「督麥」到參議員的面前,直接責問「參議員的兒子為什麼不當兵」-他只是想要激怒參議員生氣,好讓攝影機拍攝下來。
我看了 Netflix 另外十分鐘的《美國工廠:歐巴馬夫婦對談》,這對製作夫妻檔表現出誠意與敦厚的一面,他們不想讓任何被攝者「不舒服」,這也是令我感到詫異之處,這樣的紀錄片工作者,真的是很少見了。但是該呈現的對立,美國工人的自我,中國工人的集體意識,這些一點都沒少過。既然都是在真實情況下拍攝的,似乎也都完全沒聽見哪一方有抱怨聲音出現-
最後的重點來了,他們遇見了貴人-歐巴馬夫婦。我想歐巴馬夫婦所提供的是名氣、後製資金以及Netflix 行銷管道,這都是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最缺乏的(有哪位台灣總統卸任後去投資紀錄片,並且支持紀錄片行銷?)。後製包裝可以讓紀錄片看起來「有個樣子」,歐巴馬的名聲也使得紀錄片被「掛保證」。
最後,我覺得我在這部紀錄片當中,學習到以下幾件事情:
  1. 值得拍攝的題材,也許就在你家附近;
  2. 製作者敦厚的為人,可以拍出好作品。
  3. 除非是紀錄者與被紀錄者,在拍攝前就確定其道德觀與對事物的看法完全相左,否則 也沒有必要把被攝者當成仇人。
  4. 貴人還是很重要,但在遇見貴人之前,紀錄片工作者仍然要培養出「被貴人看見」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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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婉婷導演《給十九歲的我》到 《KJ 音樂人生》的主角發聲明,香港正在嚴肅地談論紀錄片倫理。台灣可能是因為紀錄片活動開創得早,我們知道什麼是紀錄片倫理,所以這樣的熱烈討論在台灣已不復存在。 不過在台灣拍攝紀錄片,我的確有感覺到 "日益困難"。通常拍紀錄片時候,導演的立場大部分都與被攝者相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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