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司機電影」：商業影視作品中的本國史關懷〉2023-08-11
2017年，《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韓國上映，成為韓國影史上首映關影人數最高的電影，並獲得釜日電影獎最佳影片、亞洲國際電影節「人道主義獎」等獎項。次年，美國推出了《幸福綠皮書》，同樣得到了不錯的票房，並斬獲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諸多獎項。彷彿遙相呼應地，兩部電影都取材自該國的一段歷史時期，用一名司機與一名議題關係人的方式，將我們引入導演團隊想要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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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奧斯卡獎的《幸福綠皮書》，其核心的敘事邏輯其實更像是傳統的公路電影，故事主線也是很典型的「兩種不同階級與價值觀的人，經過旅程上的患難與共，終於互相認可」。但由於它將故事背景設定在還明確落實著種族隔離的美國南方諸州，並讓有色人種擔任上流人士、「白人」擔任「沒文化的街頭小子」，增加了更多議題探討的空間，也讓故事不至於那麼了無新意。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同樣是以本來對政治與社會不怎麼關心的市井小民為主角，讓這名起初僅僅是因為生計問題才進入光州的首爾司機，在實際經歷了慘痛與肅殺的鎮壓事件後，才開始願意與當地民眾共同參與抗爭。
無論是從電影的藝術性，或者對議題探討的深度，這兩部片都不能稱為優秀。但從推廣的角度來說，恰恰是由於它們「不那麼藝術」與「不那麼深澀」，且全程多用相對輕鬆的方式呈現，才能如此成功地在票房豐收之餘，還將議題推廣到更多人的面前。
除了都是以相對輕鬆的方式討論嚴肅議題，這兩部電影另一個特別明顯的共同點是，它們都以司機做為主角。這樣的職業在敘事上有很大的優勢，一方面，司機是一種游移在「旁觀者」與「當事人」之間的角色。一開始這兩名司機都沒有將當地的議題看做與自己相關，而僅僅是為了完成載運工作領取報酬。但隨著對事件、與旅伴有更深刻的認識之後，他們都逐漸對那些議題有了更多自己主動的想法。
另一方面，司機這一職業既代表著一種和我們相似的「普羅大眾」，卻比通常的上班族有著更強的行動力和更多接觸不同人的機會。因此，可以很好地扮演一個讓不了解議題的觀眾帶入自身的角色。
和金萬燮與東尼一樣，在多數時候，也許是為了家庭或生計，我們往往只將視野關注在自己身邊的事，也很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帶有刻板印象的、主流社會教給我們的價值。而當他們經歷了那些事情，心態有所轉變，觀眾也可以更自然地跟著他們有所改觀。
顯然，這樣的作品並不是服務於原來就特別注重議題的人，也很難改變那些與他們所要宣導的觀念完全違背的觀眾。但這樣相對輕鬆，從人與人的關係出發去點到為止地談論議題的方式，很可能可以更好地讓議題得到原先較不關心或立場相對中立的人的認可。是有志於從事議題推廣的創作者很值得效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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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無論是《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或《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些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電影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票房與評價，也有很多相對知名的演員願意出演。在美國，哪怕是商業主導的好萊塢，也有越來越多影視團隊願意在商業作品裡面加入關於種族議題的探討。
近幾年，從《我們與惡的距離》、《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作品受到重視後，我們的確注意到台灣的影視作品開始包含越來越多的議題性。但關於一些長期被社會隱而不顯的歷史事件與種族爭議，卻還是相對較少被觸碰到的議題。
一個有些諷刺的現象是：一方面，台灣網民常常在網路上嘲諷中國人對六四的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我們自己對二二八事件、省籍議題、原住民權益與近年來愈加重要的新住民議題，卻也都缺乏足夠的重視。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有以這些議題為主題的商業大片，但當《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與《幸福綠皮書》在台灣都有超過3500萬票房，我們對這些發生在異鄉的議題有那麼多感觸時，或許恰恰是個不錯的時機，去試著回頭看看曾經發生在我們的土地上，與現在一直還在發生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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