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無台海問題，台海和平已經成為南海問題的關鍵籌碼。
這篇去年底《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的文章──往神格人物找政治正當性，並找出「主權屬我」的主調，而其不排除武力手段。文章透過近日新華網以及文匯報的轉載，成為中國統一南海事務政治口徑（從而是軍事正當性）的重要文章，而備受矚目。這是在去年3月中國強調南海為「核心利益」之後出爐的文章，具有官方指標色彩。文章提及台灣的中華兒女也要站在一起。在台灣，誰不斷說自己是中華兒女呢？是他。
文章雖不斷提及「法律」，卻是完全無視他國立場的片面態度，這當然是一種「中華秩序」的體現。文章不斷舉只要中國堅持強硬，他國都是退讓的為實例，這是1917年以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模式。文章所指出的「擱置爭議並不是一方擱置，更不等於一味忍讓」以及「事實已經證明，我方擱置爭議並不必定能換來他方擱置爭議」，也好像在講馬政府。
當然，中國共產黨認為馬克思「科學」，是一種口頭禪而已，本質仍是政治不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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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科學理解鄧小平解決海洋權益爭端的戰略思想●張文傑‧諶民航（2010.12.09）
當前我國在東海、南海面臨著島礁被侵佔、海域被分割、資源被掠奪的嚴峻局勢，科學理解鄧小平提出的“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對於正視和解決釣魚島、南海等海洋爭端，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解決海洋爭端問題提出了“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當前我國在東海、南海面臨著島礁被侵佔、海域被分割、資源被掠奪的嚴峻局勢，科學理解鄧小平這一戰略思想，對於正視和解決釣魚島、南海等海洋爭端，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主權屬我? 決不動搖
一個時期以來存在一種模糊觀點，即將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僅僅理解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八字方針，忽略了“主權屬我”這一基本前提，從而嚴重偏離了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戰略思想的本質。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南沙群島問題，中國最有發言權。新的歷史條件下，處理海洋爭端仍然必須堅持“主權屬我”這一根本立場。當前，亟須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加強海洋立法。我國雖在1996年宣布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但考慮到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尚未宣布釣魚島、南沙群島等爭議海域的領海基線。有些國家恰恰是以無法識別領海基線為借口，肆意侵犯我領海領空，掠奪我海洋資源。為此，我國應進一步公布領海基線，以明確管轄海域的范圍，便於海上執法。同時，要盡快明確“九段線”的法律地位，為南海維權提供法律支撐。
（二）加強海上執法。由於我國一貫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和平解決海上權益爭端的方針，軍隊盡可能避免與周圍國家在解決海上權益爭端中直接接觸，因此海上執法力量必須擔負起和平時期在一線維護海洋權益的職能。東海、南海維權形勢的日益嚴峻，對海上執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將海監、漁政、海事、海關和邊防海警等部門整合成一支對外統一的海上維權隊伍，逐步實現統一、多功能、準軍事化，並以國家不斷完善的相關海洋法律為依據，提高海上執法力度，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
（三）充分宣傳“主權屬我”。要充分利用國內外媒體，以豐富的歷史事實宣傳釣魚島、南海諸島主權屬於中國的歷史依據、法理依據，使國內民眾形成“主權屬我”的共識，積極營造國際輿論對我有利的態勢。針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曲解和違反國際法，援引發現和佔領、時效等作為主要的所謂法理依據的行徑，必須在國際政治、外交中各種合適的場合，對其法律借口進行反駁，澄清歷史和法理事實。
全面理解和平解決爭端的戰略思想
長期以來存在的另一種模糊觀點，即，將鄧小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誤讀為只有和平解決方式之一種，這種理解顯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釣魚島、南沙問題明確指出：“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其內涵是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端，但沒有、也決不會放棄武力自衛的正當權利。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旦和平方式無法實現，或者侵犯我海洋權益的國家企圖以武力擴大事端，武力自衛將是我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選擇。
（一）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1974年鄧小平同葉劍英一起指揮的西沙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是在我國海軍依靠我軍官兵的犧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艦”的靈活戰術而取得的，有效捍衛了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鄧小平批準同意了劉華清等呈報的關於南沙鬥爭的建議，從決策上保證了赤瓜礁保衛戰的勝利。無論是釣魚島問題還是南海問題，都始終面臨著美軍的威懾和可能介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軍敢打必勝信心的堅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須著眼應對島礁被佔之害、強敵介入之危，引導我軍官兵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為我軍捍衛海洋權益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
（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敢戰方能言和，備戰才能免戰。要加強快速反應力量建設，重點建設遠程航空兵和兩棲突擊群，以提高應對危機的時效性；加強海軍建設，提高遠海防衛作戰能力；加強二炮部隊在東海、南海戰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懾能力；加強戰場體係建設，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
（三）做好武力使用的輿論和法律準備。未來可能進行的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戰，為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戰，這一正義之舉必將喚起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之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但也必須看到，海洋武力自衛反擊作戰國際影響大，牽扯因素多。因此，必須加強武力使用的輿論、法律準備，論證和宣傳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義性，揭露和攻擊敵對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義性，力爭使我方“得道多助”。
共同遵守“擱置爭議”原則
多年來，我們一直奉行“擱置爭議”的原則，傾向於把爭議問題先擱置一下，不急於解決，為的是使這些問題不妨礙我國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平心靜氣地商討一個可為各方接受的方案。但某些國家卻並不領情，或一口咬定“沒有爭議”，或不斷制造事端。這一局面必須改變。須知，“擱置爭議”並不是一方擱置，更不等於一味忍讓，而是需要相關各方以發展的大局為重，共同遵守。中國決不會吞下單方面“擱置爭議”，而對方卻步步緊逼、得寸進尺的苦果。
（一）攜手他方擱置爭議。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蘇依賴於我國經濟的時機，進一步密切兩國經貿關係，要求美國在釣魚島以及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避免威懾和直接介入。要敦促日本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落實1997年11月簽署並於2000年生效的《中日兩國漁業協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原則和戰略互惠的精神，從維護兩國友好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妥善處理東海劃界和釣魚島爭端。要堅持以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攜手東盟國家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構建南海區域安全機制，維護南海國際航道的安全暢通，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二）應對他方挑起爭議。事實已經證明，我方擱置爭議並不必定能換來他方擱置爭議。一旦有關爭議國家不理會我國擱置爭議的善意之舉，主動挑起爭議，擴大爭端，我方完全有必要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實施適度的防禦性攻勢行動。2010年，針對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我國漁民漁船並按國內法判決，其外相又表示從未承認釣魚島“擱置論”，造成釣魚島撞船事件不斷升級，我國果斷採取暫停雙邊省部級以上交往、推遲第二次東海問題原則共識政府間談判等反制措施，同時派遣漁政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迫使日本放人放船，妥善解決了釣魚島撞船事件，捍衛了我國釣魚島主權。
共同開發？落到實處
在“主權屬我、擱置爭議”的原則下，鄧小平以高度的靈活性提出了“共同開發”的方法。他提出，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共同得利。但由於種種原因，共同開發始終難以真正實現，甚至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擱置開發，他方競相開發”的被動局面。在當前東海海域劃界、共同開發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必須以南海為突破口，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動共同開發落到實處。
（一）加快我對南海的資源開發。要逐步加大對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力度，掌握南海油氣資源分布情況，盡快在南沙海域油氣資源開採上取得突破。要選擇合適島礁建立南海漁業基地，加強對海上漁業活動的組織領導，使我在南海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從民間無序捕撈層次上升到政府經濟開發層次。要充分發揮西沙、南沙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加快西沙、南沙有關島礁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開發適合南海特點的旅遊模式、項目和線路，逐步發展南海旅遊開發事業。
（二）加強海峽兩岸的聯合開發。馬英九上台後，兩岸已從昔日的對立狀態逐漸走向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這種重大而積極的變化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進一步開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兩岸可先從“九段線”主張及法理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海上救援等非敏感項目入手展開合作，爾後拓展到漁業資源、油氣資源等經濟領域，不斷深化聯合開發的深度和廣度。
（三）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與國際海洋共同開發的成功案例相比，南海共同開發更為復雜。我國應當根據南海地區的客觀情況，以多種模式進行共同開發，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形式：共同開發區（有關國家劃定一個特定區域作為雙方的共同開發區，參與國在區內享有平等的權利）模式、勘探先行開發模式（先對資源進行勘探開發，並以之作為大陸架邊界獲得最終劃定之前的一種臨時安排）、脫離接觸模式（有關雙方在邊界線兩側劃出一定的區域，作為雙方開發資源的禁區）等等。這些模式的具體選擇，應根據爭議海域的實際情況，充分權衡爭議方利益訴求，以期發揮最大作用。
（作者：張文傑‧諶民航 單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
http://sspress.cass.cn/news/157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