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民族思想改造工程」的歷史背景：中國民族主義與「邊疆」視野（三）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宣戰，東西戰場匯流，國府終於等到轉機。在1943年1月11號分別訂定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後，蔣介石更有信心地針對戰後中國國內的發展、中國對外的地緣戰略以及東亞局勢進一步規劃。蔣氏在3月出版的《中國之命運》，將其擘畫的現代中國藍圖與對外戰略昭告於世，並使本書更成為國府內政外交的指導方針。

本節將描繪蔣介石的上述規劃，特別是其中大漢族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和戰略規劃，是如何企圖統合戰後邊疆民族與領土，化為確立的主權「邊界」，構築出一道中國的外部防線。同時，在戰後的「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行動中，蔣氏「中華民族宗族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仍以大漢族主義為主流，這成為漢族對於侵佔、壓迫邊疆少數民族的藉口，而國府對此意識形態的贊同，使得邊疆事務雪上加霜。中國主權與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行使民族自決權之間的鬥爭，加上戰後錯綜複雜、極不穩定的國際外交，導致戰後邊疆政策的全面失敗。

《中國之命運》是蔣介石向全中國人與世界宣示國民黨領導中國掙脫百年不平等條約的功績、如何建設戰後中國成為其心中的「現代國家」的藍圖與展望，和中國在戰後東亞所要扮演的角色的重要著作。

在這本書中，蔣介石清楚表示，為了保衛中國日後不受入侵的地緣政治需求，必須要構築一道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外部領土屏障，這些領土就是戰後中國需要收復的領土：

在蔣氏主張收復的領土與防衛線構想，正與當年「五族共和」背後統合「邊疆」領土、確保中國生存的概念有著高度的重疊性。而這些地方，分別遭受到英國、蘇聯、日本的直接和間接控制之下，這是戰後必須要收復的。

為了將戰後所有領土的民族與國民統合在「中華民族」之下，特別是針對戰後要「收復」的內外蒙古、西藏、新疆等「舊」邊疆地區，以及「新」邊疆如臺灣、澎湖等地，蔣介石在書中欲以「中華民族宗族論」取代了孫文明顯的「同化論」主張。究竟，「中華民族宗族論」是什麼呢？蔣氏指出：

中華民族早就散布於現代中國所擁有版圖上的各個地方，而且是不僅血緣上同根，分散各地後也往往又結合在一起，最終構成「中華民族」。

蔣介石在書中多處暗示，指出各宗族往往向黃河流域的「中原農業地帶」遷徙，經由文化和生活交流融合，即使中原遭到其他西北草原的宗族攻陷，「此諸宗族，皆漸趨於漢化。」隨後更指出：「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至此，蔣氏明確將中原定位為中國的核心部分，「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則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四維八德，居住在中原的則為漢族。

因此，融和各宗族的方式，蔣氏指出：「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藉由「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至此，蔣氏「宗族論」的論點已十分明白：首先想以「宗族論」中帶有的「同源論」和「融合論」主張，來掩蓋孫文帶有「大漢族主義」的「同化論」主張，但背後卻仍然奉行孫文的「同化論」，作為處理邊疆民族的方針。

而運用「中華民族宗族論」，蔣氏的目的不僅僅只是鞏固民心、同化少數民族，而是要藉由這個方式，將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帶，亦即蔣氏所擘劃的外部防衛線穩定下來，讓中國因朝向「民族國家」轉型而分裂出去的邊疆地帶，不再只有「想像主權」，而是擁有國家能明確且直接控制該地的主權，並使模糊灰色的邊疆正式轉型成各國承認的明確邊界。

是故，「中華民族宗族論」作為《中國之命運》首章絕非偶然，而是蔣介石要明確一個「同根源民族」及其國家邊界，以此作為戰後中國現代化形塑的必要條件，唯有各民族了解這點，中國就不會四分五裂，蔣氏才能完成《中國之命運》書中後面的規劃。

陳進金指出，「民族同源」、「現代國民」、「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平等外交」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六點，為蔣介石本書所要完成的複合目標：未來的中國將會是一個領土完整且統一、各民族融合為單一民族「中華民族」的現代國家，這個國家將擺脫過去的不平等束縛，要做到這點，必須由信奉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者蔣介石帶領，在全體信仰三民主義、跟隨蔣介石與國民黨、經由中華文化和新生活運動模式進行「同化」與「現代化」的現代國民集體追隨之，才有可能。最後蔣介石更藉由本書讓讀者理解到，中國作為戰後東亞唯一的大國，未來將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而國家需要強盛才能負擔這些義務，因此寄望中國人能做好大國國民，在國民黨領導下走向正確的道路。[3]

由是觀之，孫文構想中先由國民黨領導建構的「黨族」，也就是等同於「中華民族」的「漢族」，將同化其他民族成為「漢族」，使「黨族」形成「國族」，共同信仰「三民主義」，來配合由「一個領袖」蔣介石領導、「黨在國上」國民政府黨國體制，一同建構「現代中國」為邊界明確、不可侵犯的主權國家。

儘管這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引起諸多反彈，在中國人之中，中共、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和知識分子分別針對不同層面進行批判，而英美則對其中反西方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頗有不滿。然而蔣氏堅持發行，展現了其將此作為戰後目標的決心與意志。[4]

蔣介石唯有在朝鮮半島和琉球碰上釘子。在戰後規劃中，蔣介石本來所思考的，並不只是重構中國的防衛線，而是希望在中美合作的框架下，重新當回中國的「老大哥」，戰後朝鮮與琉球處置問題即為其對此之嘗試。

蔣氏將流亡中國的反日韓人組織成一個以金九為首的「韓國臨時政府」後，在開羅會議前即力圖使美國承認金九政權為戰後韓國唯一合法政府，以便擴大中國的影響力，並排除蘇聯插手東北亞局勢。然而羅斯福總統與美國外交部門更傾向於美中英蘇四國共管，更無排除蘇聯插手的意向。琉球則因因此，在開羅會議後，蔣介石見無可轉圜，為了確保與戰後美國合作關係順遂，在外交上決心不與美國衝突，順從美國的意見，美國方面也清楚蔣氏欲取得美國對中國各方面的支持，必然屈從於美國要求，決心推動共管方案。[5]

至於琉球戰後的歸屬，儘管蔣介石1934年曾經說過：「不僅是東四省的失地我們要收復，而且朝鮮、臺灣、琉球……這些地方都是我們舊有領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們手裏收回！」將琉球也當作中國要收復的「領土」，並再次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中強調琉球對於中國的戰略重要性。羅斯福總統更在1942年曾向國府外交部長宋子文提出要交給中國。

然而，許育銘指出國府內部對於琉球的態度模糊，林孝庭也指出在開羅會議期間，除因琉球過去獨立王國的歷史因素，以及中國自身的虛弱外，蔣提出與美國「共管」的主張，以取得盟國支持與協助收復滿洲與臺灣等地，然而琉球處置問題最終並未受到各國關心而招到擱置，最終留到戰後處理。[6]

因此，除朝鮮與琉球外，蔣氏對於《中國之命運》規劃中所要收付的領土志在必得，儘管開羅會議最終的結果是使同盟國與中國之間產生嫌隙，但美國的安撫與交還領土的承諾卻加強了他的信心，並對內進行巨大宣傳。

國家領導人宣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以及同盟國的支持，成為戰後中國本部「中華民族」的「領土收復主義」之行動基石。在此基礎上，當戰後「美中協力體制」形成，則使戰後國府與各地漢人對邊疆的行動毫無顧忌。這將與行使民族自決權、尋求自主和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之間出現碰撞。

[1]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台北：正中書局，1953年，台五版），頁6-7。筆者必須提醒讀者，若查閱中正文教基金會網站上《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其中《中國之命運》已經過刪改，本文所引用之段落已無「琉球」，參見網址：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0:0001-4&catid=111&Itemid=256&limitstart=1。

[2]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收於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4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頁2。

[3] 陳進金，〈現代中國的建構：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國史館館刊》42期（臺北：2014），頁31-62。

[4] 《中國之命運》引起風波的研究，可參考以下文章：陳進金，〈現代中國的建構：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頁31-62；羅丹（Daniel D. Knorr），〈辯論《中國之命運》：在抗戰時期書寫中華民族的過去和未來〉，收於《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頁137-164；劉曉原，〈「灰色地帶」：戰時邊疆與大國政治〉，收於氏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頁113-129。

[5] 林孝庭，〈蔣介石與朝鮮戰爭關係探源〉，收於氏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8-1988》（臺北，聯經，2015），頁47-74；劉曉原，〈二戰中的朝鮮問題：重整周邊一例〉，收於氏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頁83-112。

[6] 許育銘，〈戰後處理與地緣政治下的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以40、50年代為中心〉，近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天津南開大學，會議論文(Others),，2007。筆者參照此處：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symposium/0611hsuyuming.htm；林孝庭，〈蔣介石與開羅會議〉，收於周錫瑞等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頁339-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