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主體與制度倡議的多重矛盾：員和社會住宅的合作住宅實踐場域

員和社會住宅在建築規劃設計的過程中經過OURS都市改革組織（以下稱OURS）的努力倡議，與新北市城鄉局達成共識，透過變更規畫設計的方式，將社會住宅的二樓空間盡可能隔出雅房、工作空間、中島廚房、共享空間及共用浴廁，進一步將社會住宅的二樓營造成共居實驗場域（以下稱貳樓共居）透過此一規劃方向企圖讓公共空間成為入住者的主要生活場域。雅房的空間安排也能將浴廁管線集中配置，進而相較套房而能夠節省更多成本，降低入住的定價。也透過一碼IMMA的家具配置進而使得原本回音嚴重、油煙無法排除的大型公共空間能夠滿載綠意和生活美感，讓剛住進來的我們和來參訪的交流夥伴們感到驚訝不已。在共居生活、變更設計的此一前提下整體的空間配置與上方各樓層的標準層住宅空間產生巨大的不同，也由於雅房、公共廁所…等等設置，也有不少人因此會直接用「學生宿舍」加以比喻。

本次實驗計畫的主要企圖是以政府社會住宅多元入住的基本框架底下，有別於《台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甄選住戶（以下簡稱青創戶計畫）的方式，搓揉進共享、共居的概念進行實驗，新北市城鄉局能夠有這樣開創性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創意政策。OURS近年援引歐洲、美洲、東亞...等國家住宅政策中行之有年的CO-HOUSEING類型（以下稱合作住宅）進行倡議，卻苦無台灣政府部門的實際案例可供參考，因此在本次政策創新之窗的機會之下投入了這場實驗計畫。我們能夠從畫面當中感受到空間的美感以及住戶的活力，從中也能感受到政策實驗的努力以及倡議團體的努力營造。本文將以住戶、空間專業者、居住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分析描述這半年下來員和社會住宅貳樓共居實踐的參與過程。

合作住宅的類型非常廣泛，其中的精神指標有幾個我認為的核心重點：避免地價的震盪影響居住者、意向型社群對於生活的互利共生、先有人群共識再有使用空間的設計、合作共居本身的高度社會穩定功能、趨近長期穩定的居住權。這與台灣現階段社會住宅所急迫需要解決的總量問題和決策者所採行的制度方針有非常大的不同，或者說目前的住宅執政者並不認識以住宅合作社作為主要的住宅政策手段。

台灣社會住宅發展與韓國、荷蘭的脈絡大不相同，荷蘭政府戰後初期手中有大量的國有土地，其透過非營利住宅法人（台灣建商笑而不語）興建海量的社會住宅並於新自由主義蓬勃發展時進行了一波改革縮減社會住宅總量，但仍舊維持30%以上的公共出租房屋，與台灣的0.5%差距甚鉅；韓國政府透過徵收土地、整合處理違建土地，以充足的政策決心將公共住宅供給量提升到占全體住宅總量的5%，且主要供給與弱勢族群使用，此一後進東亞國家的社會住宅實踐情況僅僅是恰恰好符合人民居住需求而已，然而台灣不僅社會住宅總量（包含不同時期興建之出租類型國宅及公宅）嚴重不足，政府害怕興建社會住宅面對的地方陳情抗議，將入住社會住宅的成員組成進行了比例設定，社會中最脆弱的高度弱勢者僅佔入住的三成，也就是說以韓國興建總量5%皆是弱勢住戶為基準，台灣需要有決心興建公共住宅總量達住宅供給量的15%，才能達到社會弱勢居住權的保障。但台灣社會住宅興建的量能仍大大的不足，政經環境也未能一致的認識居住權、穩定居住的社會安全網等等意義，期待十年內擁有充足、穩定、合宜租金的租房市場仍舊遙遙無期。

在此一基礎上，OURS利用台灣社會住宅多元組成的基礎進行合作住宅的實驗方案，企圖以此讓政府認識合作共居的社會性價值並加以宣傳其居住策略公共效益，因此合作住宅實驗「務必成為部份成功範型」才有機會進一步的將創新住宅政策推廣進入大眾乃至於當政者的視野當中，同時也需面對政府對於住戶篩選的基本要求。住戶組成的完全公開徵選所帶來的多元性變因以及城鄉局對於「社會公益性」的期待，使OURS本身、住戶群體、城鄉局之間有著「履約壓力認知差異的從屬關係」和「政策成功共榮的夥伴關係」，非常有趣也非常矛盾。

因此我很好奇：作為一名堅定相信合作住宅計畫的研究者、設計者、居民，處於實驗階段的我們能不能夠表達我們未如想像中的那麼成功？

員和社會住宅的整體建築計畫從貳樓共居的空間可以發現應該是「興建社宅在先，變更建築設計在後」，貳樓共居實驗空間的設計流程最初從空間的基礎配置、隔間即可看出與「共居」本身有非常大的落差，切分的雅房不僅格局奇怪，還有內部空間大小參差不齊、隔間牆體凹凸不平、天花板高度不一、有無露臺陽臺…等等問題，這使的承攬廠商OURS在房型訂價上需要花費不小的成本與住戶進行溝通協調，這是住宅初步設計能夠解決的問題。另外，在住戶徵選完畢進入選房階段的時候才發現所有房間的室外機都配置於陽台內部空間，因為社宅的整體外觀原因而未能藏於陽臺外部，也因為不是每一間雅房都擁有陽臺的關係，有不少A房室外機在B房陽臺的情況，以我本人的房間來說1/3坪的陽臺就囊括了四台室外機，根本室外機大富翁。

雅房與雅房之間的隔間牆屬於輕隔間類型，基本的聲音能夠有效阻絕，但一般講電話的聲音就無法抵擋，反而是面向走廊、各個房間的防火門以及公共生活空間客廳的玻璃帷幕有非常好的隔音效果。因此在居住空間中的聲響是相對沒有隱私的，連房內的對話都可會干擾到隔壁鄰居（雖然大家不會太介意），更不要說戀愛中親密關係的聲響了（大家應該都成年人了），即便不介意也會充滿著室友間的尷尬，這也是初期設計中就能夠先行考慮到的。二樓通常是大樓管線轉移的場域，因此我們總是伴著樓上住戶的沖水聲、大樓某處的水錘現象撞擊聲入眠。

有一些房間中還有結構成果展示使用的鐵箱開口，在生活中它限制了空間布置，同時需要避免敲到它而發出的巨大聲響影響室友。在物理環境的角度，它成為房間的未知傳導區域，可能作為散熱的熱橋，孔洞可能作為未知物件的通道，為私人空間帶來不安定因素（當然也是有人能夠把它當成釀酒的空間），無論如何這樣的設置對於住戶來說都顯得突兀而麻煩。

公共空間的配置主要配置於D區，這使得C區住戶要走大概五十公尺的距離前往公共空間，以共居觀念當中：共享客廳作為私人空間的半公共化延伸，這樣的設置變得C區住戶沒能那麼容易觸及，在空間設計上相當可惜。
浴廁空間配置的性別比例也以1:1為主，洗衣房和男女各一組浴廁配置於C區角落，無障礙浴廁及一組男性浴廁設置於CD區交界處，另一組女廁則配置於D區角落。姑且不論迄今的住戶女性是男性的快兩倍，即便人數比例是1比1也應考慮使用時間的需求一「法定比例」進行數量設置，同時區域配置上也排除了多元性別的其他可能性，這些是公共建築設計師應該要具備有的基礎認知，同時也是公部門應該要有的性別空間認知。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空間配置、基本的設計邏輯，還是附設的家具以及公共設施總量，設施及生活之間都與實際需求有不小的落差，但是實驗計畫所招募的室友、夥伴之間與「概念上接近二房東」的OURS之間有部分的默契是會讓住戶具有相對高的自由度，也促使住戶透過內部規定、公共化個人物品、DIY不便家具…等等手段降低生活成本並提高生活品質。

舉例來說：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居民意向性及能動性的展現會克服設計上的諸多不便，雖然不能因此而浪漫化、意圖化甚至放任設計上及基礎設施的不足，但室友間的互助合作、配合OURS之間的默契，創造出許多意想不到的生活便利以及節省生活成本。這也仰賴著最一開始兩三個月例會、初期認識大家的每個晚上所建立起的共同價值觀、信任感以及伙伴情感，這些事務才能夠舒適、自然的發生。

在疫情期間尤為能夠理解這樣的公益性。都會區工作機會與居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然而除了工作上的朋友以及在學時期所累積的朋友關係之外，基本上回到租屋處就只剩下自己跟室友。室友與鄰居的關係未必會互助合作，在疫情期間也可能處於人心惶惶的情況，幾乎不會有甚麼互動。居住在舊高樓與舊公寓的鄰居關係、上下層樓鄰居關係的交流可能多是洗水塔和噪音的相互交流。因此一但確診，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確診者、都市生活者各憑本事尋找外援。

貳樓共居是在疫情期間完成招募的，也就立刻面對到室友確診的問題，每當有一位室友確診，各種不同的防疫物資、止咳喉糖、糧食飲用水就會源源不斷的被送到門口，幫忙拿外送的訊息也是蠻熱絡的，最麻煩的主要還是要出房門洗澡，但隨著確診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就不太避諱接觸了，社區的支援體系也在這個過程中變得非常健全。

大家在社會中打滾，在工作上、感情上、生活壓力上總有不順利，每一天晚上在客廳都有室友能夠聆聽大家各種不同的故事，室友之間不僅分享生活瑣事，更擔任接住彼此困境的夥伴。我們回到家，只要待在公共空間、吃飯、追劇同樂的時間，就有機會找到人聽你說話，分攤外送費一起叫宵夜，這正是一個社群，或是一個共居環境能夠提供人充電的重要功能，當然，這些交流的前提是大家自然而然的走出房間，開啟對話，在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大家仍然可以沒有負擔的待在自己的角落和自己的房間。這是最核心需要共識的基本尊重。接下來也期待大家能夠透過社群內的自我增能，讓大家能夠學習更多聆聽、團體動力、心靈支持的技巧，讓室友們能夠更沒有負擔的、舒服的互相支持。

有了上文所述的物質上、心靈上的雙重支持，我們期許室友們能夠因為這些支持過得更好，心情與體力都恢復的比住在都市單人雅房當中還要好。當個人的困境、議題以及能量被照顧好了，我們才有更多的能量拓展公益性到鄰里社區當中，室友之間從彼此照顧的過程中學會如何給予彼此支持，也確保著自己擁有一群支持自己的夥伴，這正是共居群體所創造的社會公益性。從概念上擴大來看，穩定的社群鄰里關係，無論大小，只要穩定居住，那就擁有非常強悍的社會支持網絡，這本身正是最有社會公益性的一件事，而這卻僅僅是我們貳樓共居的日常生活而已。

這兩個小節我想要分享這個案子最浪漫的並不是制度設計和政策倡議，而是內部成員們的努力生活與對待實驗的耐心。對待彼此善良的組成才是最核心的。

貳樓共居的室友們工作多元性很高，有編劇、有工人、NGO工作者、有研究生、有劇場工作者、有機車技術員、有食品廠業務、有武術教練、有博物館專員…每個人也可能有多重身分，出現在家裡的情形也很不同，每個人生活時間的重疊也未必固定，最固定的是約好的例會時間、住戶自發性的內部派對及運動，辨識彼此的社交能量也成為大家的共識之一，也不會太排斥跟遇到的室友交流生活事務，但由於大家的上班時間、吃飯時間不太相同，因此生活步調比較相同的夥伴們就會變得比較熟一些，也會在共同的時間一起放鬆、團購、討論工作生活之類的。

室友們的多重身分、台灣青年的長工時、對於未來生活的存款焦慮，是共居合作中的一個困境。我們不僅在居住過程中我們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進行社交以及共居勞務，還要負擔一年四場活動的籌辦、每個月的例會議題思考討論，貳樓共居的居住專案中的各個議題都隱隱的透漏著時間成本的壓力，這些問題大家都共同在承受，但回歸到個人，這些壓力就變得難以抱怨，當然這也讓大家努力的思考能夠如何應付履約壓力、如何最大程度的減少共居庶務的時間成本，但這項壓力仍舊是我們無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從城鄉局的角度當然最重要的是貳樓共居對於社會公益性的「效益展現」，最好能夠使能投票的各方群眾認同，也因此相對應的壓力就會加諸於OURS跟共居住戶身上；從OURS的角度則因為居住議題的倡議需求，有著推廣成果及外部交流的壓力，同時也有履約以及營運成本的考量，這些壓力會流向與共居住戶的互動當中；從周邊以及社宅其他居民的角度而言，貳樓共居就像是一群未知的住戶，外部不僅霧裡看花，還有時候會被社宅樓層標示中的「共同生活空間」誤解為公設，進而有人誤闖；從物業管理的角度來說，貳樓共居的走廊與其他空間無異，是可以任意進入進行巡邏、修繕的空間，但對於共居住戶來說走廊是我們移動到廁所，非常私人、與其他住戶共用的內部半公共空間，物管人員的任意出入也會造成住戶的壓力。這樣的多重壓力在搓合下圖的個人「時間—空間」地圖，住戶們彷彿是個壓力集合地，隨時乘載著各方的表面需求。

我們可以從室友時間—空間地圖發現，由於事業上升期、薪水不足、協槓…等等原因，大家有的面對破碎的時間，有的面對長時間的通勤，這樣的不穩定因素是居住實驗者的巨大壓力，同時也有著共居的各種庶務及履約的壓力，這樣碎片化的時間困境甚至未能被城鄉局的承辦所體諒。
我們期待能夠有更多穩定的鄰近工作者加入這樣的計畫，同時也應該要求計劃制定者充分的理解他們所設定的政策目標族群在社會結構中所面對的問題，不僅從當下面對的困境，更要從世代正在經歷的壓力以及永續的公平性著手考量，否則政策實驗以及參與實驗者終究會像燃燒的煙火依樣消逝。
即便貳樓共居的夥伴們似乎每個都浪漫的不介意成為灰燼，但我終究希望政府能夠更珍惜這些熱情的火花！

由於我們不是直接一個意向型社群加入本次實驗計畫的，因此在居住的過程中需要經歷很長一段的共識時間，同時每個人的期待也不會完全整合，過程中總會有一些失落感。有的室友工作與生活分得很開，回到家就能夠輕輕鬆鬆地開啟家人模式跟大家閒聊；有的室友工作就是生活，他們期待著與室友們共同建立一個工作團隊一起推展議題；有的室友們即便在公共生活場域，他還在跟外面的工作進行連線會議，叫吃飯都還不來（這是貳樓共居生活真實發生的事）。入住初期我們甚至曾因為履約的四場活動勞務回饋問題發生過一次價值觀的激烈爭吵，但近期與城鄉局的閒聊聚會當中，卻發現形式之彈性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這樣的不明確規範、個別住戶與OURS對於計畫的期待、還有實際執行的效度落差，都是共居夥伴們不斷面對的課題與挑戰，但退一步來說，我們又與外面正在租屋困境的青年們有什麼差別呢？

回顧上文所述，住宅合作社乃至於合作住宅都反映著幾個核心重點：長期穩定的居住權、先有人再有空間的意向型社群所帶來的妥善設計。其他國家的住宅合作社動輒15年以上的穩定居住，與這一場1+2+3最多6年的居住實驗有著非常不同的背景考量，也由於居住實驗的對象設定是「18-40歲的青年」這些人生最不穩定的族群，使得實驗結果未必能夠適用於建立長期穩固居住關係的住宅合作社組織當中。同時這項實驗的大家光是處理共居庶務與個人人生軌跡就焦頭爛額，似乎難以進一步的去了解合作住宅當中將會面對到的「可負擔性營運成本」，因此本次共居實驗與合作住宅的基本價值存在著非常巨大的觀念鴻溝。

當然這並不是說共居實驗毫無價值，政策之窗的開啟對於居住困境的推展當然有非常大的幫助，然而針對政策的基礎設定與時程上，不僅對於共居實驗的空間與成員抱有過多的展演期待，同時也將「美好的成功」加諸於這項實驗計畫。
不論是OURS還是城鄉局，甚至是共居的夥伴們，都應該充分的做好心理準備，實驗是會失敗的，並不是畫面美好、新聞受關注、民眾支持度上升即代表成功，畫面的美麗可能是攝影師的功力，表面的成功可能是租戶的相互包容。

這些可能是一群年輕人，放下其他的選擇，努力剝削自己的額外產出，我們當然不忍指出這可能是一個失敗的案例，但先假定「美好的成功」不會是合適的。
自10月入住以來，員和貳樓共居的實驗場域至少承攬了5場以上的導覽以及許多採訪和學術訪談，實驗的過程紀錄非常重要，但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對外建構出有共識的論述是不可能的，住戶光是要搞定自己的內部共識就已經很吃力了，更何況是對外的口徑。另外，為了讓政府願意開啟更多實踐的可能性，貳樓共居的實驗就「必須」要光鮮亮麗和美好成功，這顯得活生生生活在當中的人與事物變得不重要，住戶僅僅是把這個「美好的答案」講出來的工具。

如小節標題所述，所以這場共居實驗計畫怎麼樣算是成功呢？我們可以失敗嗎？會不會因為高工時以及工作壓力而忽視共居的義務而崩潰的轉變為純粹住戶？在沒有穩定居住機會的保障下，在期滿以後我們也會再一次的回歸租屋市場，共居的裙帶關係未必能夠持續下去。仍舊陷於焦慮的共居住戶乃至於社會住宅準備要期滿的住戶，這些人的困境都是合作住宅倡議中最想要解決的主要課題，但經歷了短期的共居實驗之後，依然缺乏著一個真正穩定居住的場域與裙帶關係。

共居實驗運作了多久之後可以算是有成果，多久之後機制才值得作為有效參考的內容，這其實是我們作為倡議者需要仔細評估的，現階段應該要思考上文所提到的多方壓力的解決和調適方案，讓這個實驗能夠更順利、更無負擔、更友善社群的推行下去，絕對不是一直邀請參訪團體來以光鮮亮麗的空間證明階段性的成功（當然有的交流團體能夠給予實質的運作幫助）。

無法回溯空間配置以及保障長期穩定的居住權，同時要求住戶對於外部社區及鄰里社群的公益性，本身就注定這個計畫與合作住宅的距離漸行漸遠，也必將面對到住戶動能逐漸下降的困境。若以此為檢視標準，我們絕對無可避免的正在失敗。這絕對不是住戶的失敗，這是政策計畫與實驗時程的規劃不周所造成的矛盾。但在倡議的過程中卻很難承認這件事情，害怕著承認這個失敗會讓政策之窗再次關閉，只好不斷的包裝、共體時艱、委曲求全。
這絕對是民主社會中政黨政治要求「政績」的重大缺失，這也是對於倡議團體、實踐公民熱情的剝削！

我希望，即便實驗計畫未能在過程中「美好的成功」，政府都應該正向的看待這一實驗記錄，而不是把倡議團體當成行銷工具，當成政績生產機粉飾自己的政治道路。「華麗的失敗」才能反映政策中關鍵的問題，正視失敗的過程我們才有機會討論下一階段的可能性。

最後，我將目前所有過程中浪漫而「美好的成功」歸功予我的室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