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軍校學子之大時代悲歌（中）

清末民初的留洋軍事學子，陸續於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三零年代初期學成返國，那時的國家正處在內戰不休外患不斷的戰亂動蕩時局，內有軍閥混戰，各自為政；外有日軍自東北向關內不斷擴張，外侮日甚。

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一戰後，說服當時的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數十萬中國勞工到歐洲前線挖壕溝、搭建野戰醫院、運送彈藥等，甚至派人到法國工廠工作，以紓解盟軍的人力短缺問題，數千名中國勞工在這場戰爭中喪命。但當一戰結束後，美、英、法三國主導的巴黎和會卻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割讓給日本，激發了中國民眾怒火，五四運動在全國爆發。

一九二二年六月，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再次流亡上海，蘇聯駐華代表派遣密使再跟孫中山接觸，如果接受蘇聯的條件，國民黨就可以獲得援助。多數在上海的國民黨高層領袖，以及包括蔣中正在內的許多將領，亦主張應儘快與蘇俄結盟，雙方合作詳細談判。與此同時，滇、桂、粵軍閥組成的討逆軍，將陳炯明驅離廣州，迎回孫中山擔任南方政府名義上的領袖。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以列寧派來的鮑羅廷為總顧問，在廣州重組中國國民黨，確立「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在俄共盧布、武器和軍事教官的援助下，創辦了擁有蘇式政工制度的黃埔軍校，指派蔣中正為校長。

事實上，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間，幾乎所有中共黨員都同時擁有國、共兩黨的黨籍。黃埔軍校內共產黨籍學生組成「青年軍人聯合會」，向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共效忠；非共產黨籍的學生則組成「孫文主義學會」，視蔣中正為當然的領袖，爾後雙方的摩擦愈來愈激烈，從黃埔軍校擴散到革命軍陣營裡。

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迎接前總理段祺瑞回京出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執政」，並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就在孫中山北上不久，一九二五年二月，蔣中正率領黃埔軍校師生，在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協助下，先是平定了廣州商團事變，再東征，徹底驅逐了陳炯明的勢力，統一了廣東，成為迅速崛起的新軍事強人。

孫中山去世後，鮑羅廷安排汪精衛為國民黨領袖，很多國民黨元老因此離開廣州，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逝世還不到半年，國民黨左派領袖之一廖仲愷在中央黨部前被暗殺，引爆國民黨內左、右派的鬥爭，十一月，林森等十四位國民黨中央委員，聚集在北京西山孫中山停柩的碧雲寺，開會決議通過「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及「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職務」等議案，之後，他們在上海另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被稱為「西山會議派」，企圖結盟蔣中正，以打倒汪精衛，但蔣中正並不理會，譴責他們是「反革命分子，背叛總理遺訓」，慷慨激昂地說，「我們為三民主義，也為共產主義獻身。」

一九二六年一月，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多數右派元老被逐出國民黨；汪精衛成為黨的新總理，據有所有黨政軍的最高職位，但事實上各軍有自己的傳統效忠對象，並不聽令於汪精衛。東征凱旋歸來的蔣中正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初次晉升為黨中央的領導階層，指揮第一軍和衛戍部隊控制著廣州市，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在他的保護之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局長、中山艦艦長李之龍（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接獲命令，派「中山」、「寶璧」兩艦駛向黃埔；蔣中正懷疑是汪精衛與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串通準備劫持他，於是，三月二十日淩晨下令廣州全城戒嚴，隨即逮捕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團住處和共黨機關，將共黨所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繳械，扣留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周恩來等中共黨員，指責西山會議派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並向俄國人和中共保證堅定不移的支持；鮑羅廷和中共方面則同意共產黨員退出黃埔軍校中的職務，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調回蘇聯；汪精衛自我引退去了法國，廣州國民政府自此由新軍事強人蔣中正大權獨攬；七月九日，蔣中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兵分三路，出征北伐。除了蔣直轄的第一軍是以黃埔軍校師生為骨幹的黨軍外，其他七個軍是由粵、桂、滇、湘等地方軍閥部隊改編，蘇聯軍官參謀團隨蔣出征，各軍、師部也都配備有蘇聯軍事顧問；到了年底，北伐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

同時期，蔣中正被指控在九江、安慶、寧波等地，動用黑幫流氓搗毀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地方黨部和工會，殺害共產黨人和左傾人士；為抑制蔣中正的軍事獨裁，已從上海遷到武漢的左派國民政府在鮑羅廷主導下，決議迎汪精衛復職，並免去蔣中正的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軍委會改為集體領導。

一九二六年十月及一九二七年二月，共產黨人在上海發動了兩次罷工，以江浙財閥為主體的上海資本家認為，這嚴重威脅到了他們的利益和安全；一九二七年三月，與江浙財閥關係密切的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在江西九江一艘輪船上和蔣中正進行了二十四小時的密談，達成蔣（中正）宋（美齡）聯姻，以及三弟宋子文（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投蔣的協議。密會後，宋靄齡到漢口力催宋子文籌撥兩百萬大洋密運九江。有了江浙財團的財力支持和宋子文的祕密投靠，蔣中正軍餉無虞，繼續北伐。當月二十日，北伐東路軍攻佔龍華，進逼上海，軍閥部隊敗退中，上海工人在陳獨秀、周恩來等領導下發動數十萬人大罷工，上海商業聯合會代表二十餘人拜會蔣中正，只要蔣與共產黨決裂，他們就會繼續提供軍費支援。

蔣中正原本就與青幫淵源極深，發跡前曾以學名「蔣志清」向青幫大老黃金榮投帖拜師，正式成為青幫門徒，他換帖的大哥陳其美亦是青幫代表性人物。於是，蔣中正派第一軍副軍長王柏齡、總司令部特務處長楊虎，先後抵達上海密會黃金榮，再由黃金榮召集青幫另兩位大老張嘯林、杜月笙密商「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

蔣中正嚴令整肅共黨分子，而共黨分子又難以分辨，這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勢不可避免地被擴大，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撤銷蔣中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蔣中正黨籍，蔣中正和部分國民黨右派元老則宣布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

此時的中國，同時存在三個中央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列強承認的北洋政府。清黨後的國民黨，轉變成代表資本家和富裕階級利益的右翼政黨；以沒收官僚資本和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的共產黨，則成為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左翼政黨。

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伐軍攻入北京，瓦解了奉系掌控的北洋政府，奉系軍閥張作霖返回東北途中遭日軍炸死，十二月，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易幟南京國民政府，北伐宣佈成功，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南北統一。

蔣中正北伐後才有了自己的地盤，南京國民政府統治著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和半個江西；原國民革命根據地廣東，則由粵系軍閥陳濟棠統治；其他地區，仍由各地軍閥掌控軍事、人事、行政、財政大權，南京政府無從置喙，各方實力派軍閥仍擁兵自重，與北伐前之軍閥割據實無兩樣。已建立武裝部隊的中共在各省邊區成立了十餘個被稱為蘇區的蘇維埃政權。

由於地方軍閥不斷擴大勢力，蔣中正對各省影響不彰，不但無法介入，只能以談判調停糾紛，甚至必須支付預算給不受號令、獨立自主的各地軍隊，全國軍費支出超過財政收入一半以上，財政部統計實際軍費甚至是國家預算二倍以上，對蔣中正的統治地位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造成極大威脅，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國軍編遣委員會」成立，蔣依據德國顧問建議，推動「軍隊中央化」，中央軍力明顯優於其他集團軍，引發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為首的一眾地方軍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滿，一九二九年三月，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與蔣中正決裂，爆發蔣桂戰爭；一九三零年五月至十一月，蔣中正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東、安徽等地展開長達半年時間的混戰，戰事漫延冀、魯、豫、陝、鄂、湘、桂等行省，各方投入兵力超過一百三十萬，蔣中正原本用以剿共的國軍亦多數被調出，造成北伐統一後國內最大的一場內戰，史稱「中原大戰」；

九月十八日，張學良通電擁蔣，兩日後率東北軍數萬人入山海關，攻進北平，助中央軍幾無阻礙地進攻北方；十一月四日，閻、馮通電下野，中原大戰結束，反蔣集團被瓦解。張學良以東北軍三十萬人入關接收西北軍系的華北地盤，勢力大增，但也造成關外防務空虛，間接使東北在九一八事變淪陷於日本關東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強佔東三省，並挾持溥儀建立「滿洲國」。一九三三年，日軍再強佔熱河並進攻山海關及長城各隘口，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與關東軍簽訂《塘沽協定》，默認以長城為「滿洲國」國界，以及日本對東北、熱河佔領的事實。

此時蔣中正、汪精衛二度合作，分掌南京國民政府軍、政大權，他們貌合神離，唯一的共識是中日軍事實力懸殊，與日本開戰無異「政治自殺」，共產黨或國民黨黨內地方實力派將會取而代之，因此，他們選擇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中正轉而向德國尋求軍事協助，包括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他的嫡系部隊，及全面改換德式武器裝備；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起，蔣中正以優勢兵力對蘇區紅軍發動五次圍剿，驅趕紅軍進入地方軍閥地盤，以期他們兩敗俱傷，一併解決紅軍和非嫡系雜牌軍的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達陝北的紅軍只剩約三萬人，蔣中正到西安準備將其一舉剿滅，易幟挺蔣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與楊虎城挾持蔣中正「兵諫」，要求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蔣歸來後，對日本的侵略不再讓步，以免眾叛親離；中蘇軍事同盟祕密談判，蔣經國結束了蘇聯十二年的人質生活，攜同俄籍妻子返國；紅軍在抗日的大旗下接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司令，林彪、賀龍、劉伯承任師長。東南各省的共產黨游擊隊亦同樣整編成新四軍，由葉挺和項英分任正、副軍長。全國各地軍閥的雜牌軍也表態共同抗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在上海開打，意味著中國進入全面抗戰。蔣中正的第87師、第88師、第36師和中央軍校教導團等德械精銳中央軍在這場戰役損失殆盡，桂系、川軍、湘軍、東北軍、西北軍等雜牌軍也傷亡慘重。

一九三八年一月，蔣中正下令槍斃不戰而撤出濟南的山東軍閥韓復榘，其軍政威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隨後在漢口舉行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中正被賦予戰時獨裁的地位，並決議設立以他為團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蔣試圖把國民黨內各派系、共産黨乃至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黨派熔鑄成一個以他爲唯一領袖、以三民主義爲唯一信仰的新組織；到了抗戰後期，「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成為宣揚對他個人效忠的政治口號。

軍閥混戰、清黨、東征、北伐、中原大戰、剿匪、抗戰，這大時代的歷史背景，正是清末民初留洋軍事菁英們的報國時機，但他們留學所受知識分子與現代專業軍人的雙重教育訓練，以及他們所恪守的「軍隊國家化」「國家、責任、榮譽」「不問政治、不涉黨爭」的現代軍人信念，使他們與當時仍保有封建舊習的軍閥體制產生衝突，與舊式軍閥作風相互扞格，水火難容。

自一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南京國民革命軍（嫡系中央軍）的主要軍官，來自保定軍校、日本士官學校、黃埔軍校畢業生；到了在全面對日抗戰前後時期，最早期的黃埔軍校畢業生（一至四期），成為國軍高級將領的主流；原各地軍閥部隊雖已改旗易幟收編於國民革命軍序列，但仍保有各自地方背景的軍官，軍中仍承襲吃空餉陋習，家族姻親血緣關係、派系主導人事關係，地方勢力與派系之爭司空見慣，將領斂財貪腐，兵員缺乏專業訓練……

清華學校畢業、一九三一年獲美國要塞軍事學院文學士學位、一九三二年獲美國步兵學校步科碩士學位、一九三三年獲美國砲兵學院砲科碩士學位的汪逢栗，在軍校時觀察到，美國已預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正積極備戰，而中國仍陷於軍閥內戰中掙扎，他感嘆：「實因第二次大戰是決不可免，而且隨時可以發生，至遲且不出二十年之內，所以美國陸軍部對於全國動員之計劃，已詳密定出……看看人家現在這樣的預備，再看看國內一班糊塗自私自利爭權位之新軍閥，猶在那兒一味的麻木胡鬧，真令人氣壞！真令人急壞！」

一九二三年畢業自清華學校的張忠紱曾寫道：「清華的訓練，都側重專門人材，國家社會若有軌道可循，這般畢業生應可以多所建樹。然而過去數十年中，國家社會卻迄未上軌道。以完整的零件裝置在腐朽機器內，機器仍無法正常運行，而零件反易損壞。」「八年畢業後，他們到美國繼續學業，又數年。返國後他們加入社會才發現，他們辛勤學得的，不一定能派到用場。他們與中國社會或多或少脫了節。學機械的找不到工廠，學理科的找不到試驗室，學軍事、政經及社會科學的又常常遭遇到排擠。」

溫應星、王賡、孫立人、齊學啟、王之這些留洋軍事人才，幾乎很難進入國軍中央軍作戰部隊，自然亦極難進入國軍高階層級，現實與他們留學矢志改造國家社會、建立現代化軍隊之理想落差甚钜。他們所堅守的「國家、責任、榮譽」三大軍人信念，於一九五三年被蔣中正改為領袖在前的「領袖、主義、國家、責任、榮譽」五大軍人信念，到了一九五八年，蔣中正又改為主義在前的「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軍人信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