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什麼會和共產黨翻臉

中國的傳統裡，有限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思想，所以社會主義，對於那一代人的中國人來說，其實切合的。至於傳統如蔣介石，開始也是信奉共產主義的。二十年代的中國，對於聲稱對華廢除不　平等條約而且工農據說得到解放的俄國，知識階層其實也是普遍有好感的，很多人慕名前往，但回來失望不已，文人中如徐志摩，軍人中如蔣介石。

後來說蔣叛變革命，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蔣介石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俄國。和徐志摩對於其社會的失望不同，蔣介石看到的，可能更多是民族原因。尤其象蔣這樣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非常敏感的發絕，俄國的來意不善。而非常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確實如此。

蔣介石訪俄報告：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于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同時他有餓清晰看到俄國當時“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指清黨的史達林，為格魯吉亞人），理想的東西千萬不要有破綻，一有破綻，那就什麼也不是了。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這次訪問，蔣介石對於社會主義的理念未必失望，但他清楚，俄國的那套體制是搞不出社會主義的。出於民族主義，他對於國內的共產黨，產生了本能的一種懷疑。在給廖仲凱的信裡說：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所以說後來的中山艦事件，說是蔣介石的蓄謀似乎武斷，這個事情再去複述，看情節很有些匪夷所思。大致是黃埔軍校交通股長兼軍校駐省城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親赴海軍局，稱接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謂奉蔣介石校長面諭著海軍局派得力軍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因當時李之龍不在，作戰科長鄒毅據歐陽鐘所傳命令擬一公函，交歐陽鐘隨傳令兵至李之龍家。但李亦不在家，歐陽鐘遂將公函留下。是晚李之龍回家閱函後，即簽發調寶璧、中山兩艦赴黃埔聽命。翌日晨，寶璧、中山兩艦先後由省河啟航前往。但中山艦于上午9時抵黃埔向軍校報到時，教育長鄧演達先報告蔣“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蔣說無此事，鄧演達見不對勁，，回稱並無調艦來黃埔之事。代理艦長章臣桐又用電話請示李之龍。因是日蘇聯代表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便用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不動聲色，讓將中山艦調回廣州。次日淩晨，逮捕李之龍，對共產黨進行第一次整肅。

這事情有一個說法，是時任海軍學校副校長的歐陽格與李之龍有矛盾，然後讓自己的侄子歐陽鐘去找李之龍凋艦。仿林沖帶刀闖白虎堂故事。後來，蔣介石將歐陽格免職並拘留，同時宣佈李之龍無罪釋放。也算是個糾正。

但這個事情最微妙的在哪裡呢？是陳獨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蔣介石的信中提到：

“當李之龍因中山艦案被捕消息傳到此間時我們因為李最近曾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以為他已加入反動派了，後來見報載中山艦案乃是李之龍受命於共產黨的倒蔣陰謀，我們更覺得離奇，最後接周恩來來信，才知道李之龍是上了反動派的圈套，憑空受這反革命的栽誣，這是我們不能夠再守沉默的了！”時至1952年，周恩來，董必武還證明李之龍當時已經叛黨。對於這個解釋，蔣介石會有什麼看法呢，蔣介石一直認為“他們的計畫，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陰謀很不可恨，可恨的是，一說你黨有嫌疑，你們就翻臉不認人，連自己的黨員也不承認。可見蔣之當時心中之厭惡。
也證實他從俄國回來的判斷，也就是”此黨無情！“

中山艦事件有可能是個陰謀，更有可能就是個誤會，蔣介石的好處，在任何危機當中總能找到自己恰當的好處。利用這個事情，他逮捕了一些共產黨員，還收繳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又借此打擊了黨內的敵對右派，隨後還對蘇聯顧問鮑羅廷提出了《整理黨務案》，開始“限共”，好像做生意，明明是出了一起事故，他卻充分的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危機公關，不僅恢復了市場，提升了影響，還擴大了利潤。而他的對手們，不是無動於衷，就是努力撇清關係。剛剛以為可以不被追究而要鬆口氣的時候，不知道蔣已經走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

俄國的圖謀，四一二事變前的欲速則不達

對於共產黨，當時的局面是，當國共兩黨發生矛盾和磨擦時，共產國際代表的仲裁天秤通常向國民黨一方傾斜。為什麼這樣，其實還不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有實力有基礎能成事，中國共產黨的作用，還只是一個伏筆。（否則也不會出讓本党黨員加入他党的政策。但這個政策也不能不說有些陰險。當國民黨試圖奪取全國政權的時候，共產黨卻在他的內部開始擴張蔓延。猶如寄生蟲在寄主身體內部侵蝕，總有一天會吃光全部）。而當時共產國際的政策，也不免有些混亂。

一方面，出於某些勢力擴張的要求，他必須謀求幫助中國最有希望的政黨奪取江山。以擴充他的在華利益，而另一方面，受原旨主義那些階級鬥爭理論，他們又迫不及待的在後方大搞階級鬥爭。兩者都給國民黨帶來了嚴重的困擾，對於上層而言，是絕對不能眼看自己的政黨被侵蝕成為一個殼，最終為他人做嫁衣裳，對於中層來說，則眼見自己的父母兄弟在老家倍受農會鎮壓之苦。所以四一二，與其說是蔣介石的反革命舉動，不如說是國民黨對於前期系列大小事件的一個反映和清算。

汪精衛，好基友總是慢半拍

與蔣介石相比，汪精衛則凡事總慢上那麼一拍，而且機會從來沒有青睞過他。所以從身體上來說，他替蔣挨過一槍，從政治上來說，當蔣介石清黨的時候，他還組織武漢政權聲討蔣介石，當他感覺到蔣介石曾經感到的麻煩同時自己也日益邊緣的時候，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全從他這邊開始，以至削弱了他本來就不強的軍事力量。至於後來他的政治選擇，更為不堪，不管理由目的和效果如何，在中國的傳統道德中，猶如一個清白女子上了青樓，約定俗成，他也是乾淨不了的。

精英的戰鬥 往往失敗于農民的鋤頭

中國的革命其實也就是一場混亂的內鬥，鬥到最後，就變成了精英與農民的鬥爭，也就是所謂階級鬥爭。精英帶著的他傲慢，想當然，理想與雅量。所以還真下不了狠手，而農民需要的，就是最乾脆的結果。所以，後來的世界就被分為好人和壞人，壞人是一個不能饒恕，而好人也有可能墮落成為壞人，至於壞人，絕無可能變成好人，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催生了日後的文革。一個將人類全面推斷為　惡且要不斷積極除惡的時代，他的開端，也就是精英和他雅量理性的失敗。

蔣介石寬容了他的對手，事實上，他的任何一次寬容都沒有取得正面的持久的呼應。遍看蔣的敵手，都是跌倒再爬起，而蔣給他們一次次再爬起的機會。因為太多後患，也就有太多的內耗，蔣介石的失敗，某種程度，就是雅量的失敗。當然，他的對手也給他以足夠的寬待。直到一個再不給他任何機會的對手出現並強大。

1949年，國共雙方唯一一次弱勢的談判中蔣介石求劃江而治而不得。毛澤東的　詩篇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霸王可是放了劉邦若干馬的，霸王不得好死，因為放了中山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