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線地區的繞射性對話

一、前言

位於台中清水區的高美濕地，是台灣海線鐵路與西濱高速公路上的著名景點，而其令人吸睛的是西邊落日與當地所建構的濕地生態，而人們無不蜂擁而至去觀賞及享受美景。當然，筆者自幼生長於海線地區，去過的次數亦是不勝枚舉。

惟過去僅是以人類中心的觀點去了解濕地文化，其方式多是選擇「侵入」：如「踩踏」在「木棧道」上、於該濕地上「抓尋」潮蟹、「跳躍」在泥沙上拍著美照。不禁令人反省，這樣的人類「視角」位置，是否忽略了許多可見性／不可見性的物質。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筆者嘗試利用繞射性之討論有關於高美濕地的地域性、歷史性與科學性的面向，使之描繪出屬於海線地區的拓樸圖像。

關鍵字：高美濕地、繞射性、歷史性、科學性、地域性

二、人與非人的物質思考

“If anything out of relationship, then complete ignorance as to it”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從哲學家懷海德的這句話當中，可以知道如果沒有進入「關係（relationship）」的情況下，僅是一種全然的無知（ignorance）。換言之，我們必須透過關係來去理解並且討論。而了解關係的特質是非常重要的，關係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態；也不是只有某個特定角度的觀察，而是在那個場域裡，可見（visible）與不可見（invisible）都應該被「看見」。據此，應該要對於視角主義的脈絡下有所體認，否則可能會陷於另一種陷阱裡，而系統性地忽略了某些物質，卻誤認為物質本身不存在，事實上物質是存在的，只是你（觀察的身分／主體）沒有看見。

怎麼看見關係，又或是自己在關係中該如何得知？除了身分的脈絡影響外，另一個即是看見的工具／及技術。過去在奈米科技下，我們看見到奈米單位的物質；在顯微鏡的技術下，如量子掃描隧道顯微鏡（the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及原子力顯微鏡（the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讓「科學家」看見了「原子」的排列貌。

無獨有偶，同是在科學領域發展的巴芮德（Karen Barad）延伸其哈洛威（Donna Haraway）之繞射性（Diffraction）後，使得關係的對話形式有不一樣的展演。他所指的繞射的概念，係利用不同物質之間的在物理中「波」的意象，讓這種「障礙」之間所產生的「差異」，同時這個差異，亦是一種關係（張君玫，2021）。所以，要如何看見關係，一方面是知道自己是「如何」看見；另一者，即是在繞射影響下的差異為何，來讓自己在關係中得知，以免陷落於「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三、旱潮蟹的招手：繞射性思考

作為一個「社會學系學生」身分，希冀透過文獻以及自身的「成長環境」把我所看見的高美濕地，透過該地位於大甲溪與清水地區之地域性、漢人與拍瀑拉族（巴布拉族）與清代漢人與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性發展、旱潮蟹與雲林菀草的生態環境，試圖利用繞射性的回顧與閱讀，描繪出當地之拓樸圖像，作為本文的目標。

高美濕地對筆者的印象而言，是一整排的木棧道，延伸到從大甲溪的出海口，環境中中充斥著不少兒童嬉鬧、父母慘叫、情侶拍照的聲音。而過去不乏帶著愉悅的心情，踩踏著泥灘，尋找招潮蟹的蹤跡，而伴隨著緩緩夕陽落下，印照自己的回憶。

當然，這邊「我」沒有看見的是，業已在清朝治理台灣前，高美地區就已經是拍瀑拉族所成長的環境，在彼時並未有大量的泥沙堆積於高美地區，僅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大地且為耕地所用，而在清朝統治過後，才使得漢人與拍瀑拉族有所接觸，但在雍正年間「大甲西社事變」後，由於拍瀑拉族的四個大社加入戰事，導致傷亡慘重，最終沒落。從而，在事變後的雍正年間，林、洪、楊、陳等姓氏移民進入清水平原；乾隆年間，由楊、蕭、趙、王等姓氏家族開始移入四塊厝，終期使漢人主要居住於此（計文德，2012）。換言之，在這樣的脈絡下，高美地區的濕地並未在清朝在台時期出現。

而因為高美地區本身位於大甲溪出海口位置，受到長期泥沙堆積之所形成沖積平原，在日治時期即將該地成為了海水浴場，且在台中港興建下，積沙愈多，形成了至今溼地樣貌，而於2004年政府將此劃分此為野生動物保護區（許佳雯、沈易利，2014）。而最近剛於2010年落成的高美遊客中心，係台中市都市發展局之海線雙港核心地區計畫的內容，並為此開闢停車場、商店街，以供遊客休憩，並且希望達成海線地區生態台中之目標（台中市都發局，2018）。

為何大家皆為此地瘋狂，主要除夕陽美景外，更是因為「招潮蟹」，為此市政府還特地打造招潮蟹的裝置藝術，以表彰對於招潮蟹的熱愛。但筆者瀏覽文獻，發現招潮蟹一詞並非適合稱呼高美濕地的原生種螃蟹，更精確來說其實是「旱潮蟹」。旱潮蟹主要出現於壤質沙土、砂質沙土、砂質黏壤土的高潮線位置，且不只在高美濕地出沒，亦包括香山濕地及大肚溪、濁水溪等海口位置（劉靜榆、林惠真等人，2022）。且在該研究中指出，高美濕地之潮水淹沒的多樣性較高、砂質沙土較多，係旱潮蟹更為喜好之棲身處。此外，高美濕地亦有雲林菀草作為旱潮蟹的庇護，藉此使高美濕地能夠成為看見旱潮蟹之保護區（黃朝慶，2020）。

於此，我們可以看見高美濕地的組合體（assemblages），除了遊客與及居民外，亦包涵了沙土、旱潮蟹、菀草、大甲溪口等等。所以，在面對此等複雜性的關係，高美地區繼受了過去台灣受殖複雜殖民的歷史性，無論是開墾前與開墾後以及日治時期的工業發展，造就至今濕地的形成。終至，在自然上的大甲溪與人為上台中港的構築，生成（becoming）至今充滿砂質沙土與雲林菀草的地貌。或許可以說，旱潮蟹的現身，即是一種不同面向上政治性且差異性交錯結果。與此，在繞射文本的過程裡，又再次串連起該場域因為原住民與漢人的戰爭、日治時期的治理政策影響，讓透過可見的旱潮蟹再現，乘載了更多我們不可見的歷史性及科學性。

對此，我希望透過McWeeny（2014）拓樸學的引喻，勾勒出屬於海線地區的立體圖像，藉以呼應巴芮德所談的，重新作為（reworking）不同的概念。拓樸學的意象，包含其中的交換（exchange）、替代（substitutions）、不對稱性（asymmetry）的特質。此等意象，拓畫到高美地區，我們看見不同時期占領的人類與政府策略的替代關係。比如，從拍瀑拉族的原生地到漢人拓墾與日本時期的港口建設，彼此之間皆屬於對於該環境上，以人為的方式進行干涉。次之，政策下對於該地區規劃，試圖利用該生態交換出更多經濟上利益與政治上紅利的宣稱。最終，各種不同方向與層面的交換與替代，沒有任何一個空間所產生的交集是對稱，必然是一種作為曲折界線的延伸。

四、結語：越界的重新劃界

綜合上述，會認識到其實從該地區歷史與科學脈絡下觀之，人類在這之中所造成的影響，包含了漢人不斷越界到原住民的生活區域，又重新劃界出屬於自己領地上的拓墾範圍等等這樣不斷越界下，反而是創設出另一個物種的生態圈，當然不免俗的，這樣的人為建設當然有污染、破壞環境的疑慮，諸如設立遊客中心、木棧道等，雖係出於保育目的（或許可以稱之為另一種越界）。但不能只有看到這樣，而更要強調的是以「誰」的角度認為環境受到干擾。對此，是更需要透過不斷繞射討論所釐清，在本文中，至少對於旱潮蟹與雲林菀草而言，不是一種打破棲身之地，在某個層面其實是創造了他們更為適合的生存環境，如這樣的砂質壤土是更容易有生態的多樣性，而更易於共生。人們與其他物種間的重新劃界，是越界下的結果，在我的想法中，該差異關係的結果其實也是我所見的海線地區拓樸圖樣。

參考文獻

張君玫，2021，〈跨物種繞射〉。頁153-178，收錄於廖咸浩編，《超越天啟：疫病、全球化、人類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計文德（2012）。清代高美地區漢人拓墾之研究。臺灣源流，（58&59），139-154。

劉靜榆、林惠真、洪昆瑨（2022）。臺灣旱招潮族群消長、分布變遷及棲息環境特徵分析。台灣生物多樣性研究，24(3)，1-76。

許佳雯、沈易利（2014）。高美濕地遊客對生態旅遊參與之研究。休閒與社會研究，（9），23-47

黃朝慶（2020）。臺灣西海岸綠色毛毯高美溼地的物種先鋒－雲林莞草。豐年雜誌，70（1），112-115。

McWeeny, J. (2014). Topographies of Flesh: Women, Nonhuman Animals, and the Embodiment of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Hypatia, 29(2), 269–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