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年前的今天(2016.7.26)清晨,植松聖闖入位在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身障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津久井やまゆり園),刺死 19 名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的身障人士,並造成 24 名入園者與 2 名職員輕重傷。整起事件日後被稱為「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或以身障機構名稱「(津久井)山百合園」代稱。
植松聖曾是津久井山百合園的員工,犯案當時早已離職。植松聖在 2020 年 1 月開庭時承認犯案,橫濱地方法院於 2020 年 3 月判他死刑。不過植松聖在去年 4 月要求重審,遭地方法院駁回後,植松聖的律師已經即時抗告到東京高等法院,植松聖的刑期或判決結果是否會有變化,還是個未知數。
「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之所以特殊,除了是造成多人傷亡的大規模傷害事件外,植松聖的犯案動機明顯是基於歧視身障人士的優生思想,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必須要「替天行道」消滅身障人士,也讓「優生思想」、「身障歧視」與身障人士的照護服務成關注焦點。
「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時隔 7 年,不論是訴訟進行、案發事後檢討、遺族及倖存者創傷復原,還有津久井山百合園的未來,都還有一路要走。
《東京新聞》便將焦點擺在身障機構民營化:津久井山百合園過去曾是縣立機構,但在 2005 年轉民營,「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就是發生在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後。
成立於 1964 年的津久井山百合園,最初是基於神奈川縣立條例成立的公營重度智能障礙人士機構。2003 年時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提倡將公營機構轉民營,創設「指定管理者制度」,以轉交民營的方式減少公部門財政支出。津久井山百合園就是在這一波公營機構轉民營的浪潮下,神奈川縣在 2005 年將津久井山百合園委託民間社福法人神奈川共同會(かながわ共同会)經營。
弟弟曾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的星野泰子告訴《東京新聞》,津久井山百合園還是公營機構時,弟弟便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近 30 年,但就在津久井山百合園民營化的第 3 年(2007),弟弟在津久井山百合園吃飯時被噎死,享年 59 歲。
星野泰子弟弟的死,未必和津久井山百合園民營化有關,但她確實感受到津久井山百合園從公營轉民營後,工作人員和家屬間的信賴關係不再像以前一樣緊密。在津久井山百合園公營時期,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入園者的兄弟姐妹們一起和園方討論的「兄弟會」。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後,園方工作人員時常異動,第一線工作人員就比較難掌握每一個入園者的狀況及需求。星野泰子便說,自己的弟弟不擅於咀嚼,但在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化後,提供的餐食變了,多了很多弟弟沒有辦法吃的食物,弟弟在死前也變得很瘦。
雖然身障機構民營化,未必代表照顧品質就會下降,但萬一照顧機構內部出了什麼問題,行政部門如果沒有積極介入,就可能錯過防止憾事發生的機會。
前神奈川縣社福人員松尾悦行便表示,照顧機構變成民營後,民間業者如果沒有要求公家機關介入,公部門就不會介入指導,萬一照顧機構內部出了什麼問題,公家機關與民間業者間的責任歸屬變得很曖昧。
實際上,植松聖在犯案前就曾表現出針對身障人士的殺意,他也曾因為有可能傷害他人而暫時入院治療,這些資訊津久井山百合園都知道,卻沒有向神奈川縣報告。對於民間業者來說,業者會擔心萬一向上報告了不利於自己機構的消息,很可能會被公部門撤銷業務委託,而選擇暫時向上隱瞞實際狀況。
身障機構還有一個和一般公營機構不同的特點——身障機構的支出超過半數、甚至有可能 7 成都是人事費。中央創立「指定管理者制度」後,並沒有指名哪些公營機構利用「指定管理者制度」轉民營、哪些類型的機構不行,一切交由各地方政府決定。像身障機構這樣的公營機構,一旦以「降低成本、裁減費用」為目的轉由民間經營,首當其中的就會是前線員工的負擔,進而影響到服務品質。
在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前離職的員工太田顯表示,在他離職前津久井山百合園就多了很多兼職員工,會影響到服務品質。此外,以前津久井山百合園的員工可以加入縣職員工會,大家在工會裡面會一起討論要怎麼樣讓津久井山百合園的入園者過得更好,在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後,大家各奔東西,多少也會影響到在津久井山百合園的職場風氣。
但他也強調,障礙者照顧問題不是出在機構民營化,而是在於職場勞動環境:一旦機構追求降低成本,採用輪替性質較高的兼職人員,就很難培育員工的專業。再加上 24 小時的長照機構必須要和入園者、職場同事長時間相處,職場環境很容易陷入密室中上、下階級權力關係,就有可能發生侵害人權的問題。
撇除「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事件是否和津久井山百合園轉民營化有關,憾事發生後,津久井山百合園以及入園者們今後該何去何從,也是個問題。
神奈川縣政府在案發後,原本打算在同一地點重建一個相同規模的大型身障照顧機構,卻因不合「地域移行」的國家政策與接連爆出公營身障機構不當管束與虐待問題,而撤銷重建一座可收治 160 人大型身障照顧機構的計畫。取而代之的是在橫濱市港南區建造小型身障照顧機構,並以協助身障人士未來可以在社區自立生活為目標,提供暫時性的機構照顧服務。
所謂的「地域移行」指的是,不要再讓身障人士進駐和社會脫節的大型身障機構,讓身障人士住在社區裡的小型照護機構或一般公寓,讓身障人士的生活圈與一般大眾接軌並可以獨立生活。
至於公營身障機構不當管束與虐待問題,則是神奈川縣在「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發生後的 2019 年接獲通報,津久井山百合園在事件發生前便長時間拘束入園者,甚至有疑似虐待入園者的事情發生。神奈川縣才剛宣示要讓縣立身障機構不得再發生長時間拘束入園者的事情,並定期公布拘束入園者的案件數,便傳出神奈川縣立身障機構中井山百合園(中井やまゆり園)虐待入園者的消息。去年 9 月第三方委員會調查的最終報告結果,認定有 25 件應該要通報的虐待案件,現在神奈川縣與中井山百合園仍在改革當中。
患有自閉症與重度智能障礙的尾野一矢從 23 歲時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一住就住了 20 年以上。他也是「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的受害者,他被植松聖刺傷後,在醫院住了 1 個多月順利康復,並從 2020 年 8 月起獨自在外租屋生活。
尾野一矢能夠在外自己租屋、生活的關鍵是有公費補助的「重度訪問看護服務」(重度訪問介護サービス)。在有重度訪問看護服務之前,像尾野一矢一樣需要 24 小時看護的重度身障人士,只有大型長照中心才能滿足照護需求,但有了重度訪問看護服務之後,尾野一矢就能自己一個人在外生活,而不需要困在大型照護機構裡。
然而,即便神奈川縣在「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案發後,很鼓勵也很支持想要離開大型照護機構的身障人士離開大型長照機構,實務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神奈川縣在 2017 年 3 月時預計 4,899 名入住縣內大型照顧機構的入園者中的 9% 以上(相當於 470 人),在 4 年內可以「地域移行」,離開大型照顧機構回到社區生活,但在 2021 年 3 月連同尾野一矢卻只有 175 人(3.6%)成功回到社區自立生活。原因在於神奈川縣內可以提供社區內 24 小時照護網路的機構與專業人員不足。
尾野一矢能夠使用重度訪問看護服務,是因為有東京都內 NPO 居中幫忙,確保 10 名照護人員可以輪流協助他,尾野一矢才能在外獨自租屋生活。
另一方面,雖然像是津久井山百合園這樣與社會隔離的大型照護機構被認為「不合時代潮流」,但仍有不少當事者或是其家屬並不打算離開大型照護機構。以津久井山百合園為例,現在津久井山百合園約 50 名入園者,平均年齡達 51 歲(這是 2022 年 5 月底的數字),入園者的父母也邁入高齡,年紀較大的父母傾向讓孩子繼續住在津久井山百合園內,覺得這個環境已經是孩子們安養天年的家。
實際上,津久井山百合園在事發之後,約 120 名入園者當中有 110 人表示想留在津久井山百合園,或事發後暫時收治津久井山百合園入園者的芹が谷園舎。津久井山百合園也在 2021 年夏季重建完成,並在入口處設置了紀念碑。
不論是要繼續入住大型照護機構,還是「地域移行」,最重要的還是要讓當事人可以選擇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以及讓這個社會能夠更多元共融,讓任何人(包括身障人士在內)都可以生活在一個不受歧視、不會受到偏見的環境裡。
在「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事發後,神奈川縣案發當年便推出《共生社會神奈川憲章》(ともに生きる社会かながわ憲章),接著在去年(2022)推出和身障當事者團體共同編寫的《當事人視角的障礙福祉推進條例》(当事者目線の障害福祉推進条例),致力於消除社會上對於身障人士的偏見與歧視。不過即便有地方條例,政府要如何持續倡議、消除大眾對於身障人士的歧視?條例內容又該如何落實?這些仍是一大課題。
《共生社會神奈川憲章》
一 私たちは、あたたかい心をもって、すべての人のいのちを大切にします(以關懷之心,珍惜所有人生命)
一 私たちは、誰もがその人らしく暮らすことのできる地域社会を実現します(實現讓所有人都能自由生活的地區社會)
一 私たちは、障がい者の社会への参加を妨げるあらゆる壁、いかなる偏見や差別も排除します(排除妨礙身障人士參與社會的阻礙,消除對身障人士的所有偏見與歧視。)
一 私たちは、この憲章の実現に向けて、県民総ぐるみで取り組みます(為實現憲章內容,全縣人民眾志成城、全力以赴。)
平成28年10月14日
神奈川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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