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濃霧、外星人──記於米蘭‧昆德拉於2023七月逝世之後　8（完）

8.

　　我在 Praha 4 租的公寓附家具，床頭上方有兩個壁掛式置物架。第一次去看房時我隱約感覺臥室不太對勁，但那間公寓的綜合條件最好，所以看了其他幾間後還是回頭簽了租約。入住後，我躺在床上看見置物架的底部，心中仍有不安，過了幾天，我才察覺到我在擔心的是如果發生地震，置物架上的東西可能會砸到我頭上。

　　距今 24 年前， 1999 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中部發生了芮氏規模 7.3 級的大地震。

　　開學不久的那個晚上，我第一次被地震拋得短暫凌空時已經微醒，落到床上時以為自己在作夢，緊接著再度被地震的力量整個人拋到空中，這次就完全清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爸爸來找我，要我去主臥室跟媽媽待在一起，他要去弟弟的房間。餘震來了。我跑進主臥室前，看見佛堂書櫃的玻璃隔板摔落在地板上，碎片映出幽冷的光。

　　媽媽摟著我，而後爸爸也抱著弟弟走進主臥室。姊姊那時候在學校住宿，平常聯絡都用宿舍公用電話，地震當下無從得知她的安危。我好擔心她。餘震又來了，這真的不是另一個主震嗎？我們住在八樓，公寓搖晃得像是隨時可以攔腰折斷，接著我們四人躺著的那張床就會從八樓墜落。我害怕極了，想要說服爸爸媽媽逃到街上，不要一直待在建築物裡，但是爸爸叫我觀察房子震動的模式，對我說：「你看這個地震的方向，正好是由這棟房子結構最強的地方在受力。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這棟房子還被震垮，那我們跑去街上也只會是死路一條。」

　　我說我看不懂，拜託，我們出去外面好不好？「你就睡吧，明天起來就沒事了。」媽媽說。

　　我無法入眠，擔心眼睛閉上我就會死掉。餘震好像一直不停，我想一直醒著，如果房子真的要垮了，我要拉著家人一起往外跑。我努力睜開眼睛，全力向那時候信仰的神佛祈求祂們保佑姊姊平安，不過後來還是在爸爸媽媽和弟弟的陪伴下沉沉睡去。

　　醒來時天已經亮了，電話線路還通，我們得知曉明把住宿學生集中到校園中央，在操場上過了一夜。姊姊回家了，她說宿舍二樓餐廳的牆壁被震出一個洞，從裡面可以直接看到外面。有些房間的衣櫃在地震時倒下來，卡住了門，住在裡面的學生拍門求救，舍監老師和其他女孩一起幫忙，後來大家都出來了。那時候我因為家人就在身邊，聽她說起來，還覺得很好玩。台中市停電了幾天，當然也停班停課。超市的蔬菜越來越少，但總是有青江菜，所以我們吃了好長一段時間的青江菜。我現在依然不會主動想吃青江菜。

　　那段停電又停課，跳脫日常的時光，幾乎讓我忘了地震那一夜的恐怖。後來電來了，漸漸有越來越多的新聞畫面，外國來的救難隊伍，災區生還者的面孔，我的雙親也跟著技師公會的號召進入台中縣和南投縣的災區訪查。爸爸有天回家，很感慨地對我說他看到白色的成年人的屍袋和小孩子的屍袋並排在路旁，我們家真的好幸運啊。我們究竟還能為災區做些什麼呢。

　　九二一大地震，對 1999 年住在中部的台灣人而言，是切身的大規模傷亡事件。這些死者有真實的面孔，他們是我同班同學的媽媽、老師的親戚、我認識的人的同學、我見過的叔叔阿姨家裡的小孩。國小恢復上課後，我有一位同學經常上課上到一半突然大喊「地震！」然後衝出教室，另一位同學則會因為她喊出的假警報而陷入恐慌。確定沒有地震後，同齡的小學生會笑他們疑神疑鬼，但是沒有老師會罵他們打擾教學。

　　我直到上大學才離開台中，同班同學大多數是北部人，他們對九二一大地震的回憶集中在主震發生時他們有沒有從睡夢中被搖醒。我曾因此默默地疏遠了某些同學，不能容忍有人嘻笑著將那一夜的經驗形容得像是他們一起去了遊樂園，搭上不同的海盜船，有些盪得高，有些盪得低。

　　然而那是正確的行為嗎？九二一大地震四年之後， 2003 年 SARS 期間，在台中的我只記得搭校車要戴口罩很熱，升高中的入學考試延期一個月。長大之後看紀錄片，我才知道和平醫院封院期間，台北人有多麼緊張。若非那一個月的延期，我恐怕讀不完考試範圍。這種話聽在因 SARS 而失去親人好友的人的耳中，他們會怎麼看待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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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曾經想要借鏡捷克和斯洛伐克 1918 年一同從哈布斯堡王朝獨立，二戰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1989 年蘇聯解體， 1993 年兩邊靠著政治協商而非全民公投，和平地各自獨立成兩個國家的經驗，研究兩岸關係的另一種可能性。

　　實際以布拉格為中心，去過鄰近的斯洛伐克、奧地利、德國和波蘭後，我的想法是：歷史軌跡或能相比，自然地理完全不同。波希米亞地區就是個幾無天險的平緩地帶。 1618 – 1648 三十年戰爭初期的戰役之一是 1620 年的白山之役，史說經此一役，講捷克語信新教的波希米亞貴族死傷慘重，接下來三百年只能被說德語信羅馬公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牢牢掌控。我親訪位於 Praha 6 的古戰場 Bílá hora，看著在台灣人眼中可能連個丘陵都算不上的白「山」，只能為四百年前在這種地形上進行守備的軍隊掬一把同情淚。

　　高一、高二時，我好喜歡地理這門學科，參加了學科競賽，取得國際賽選手資格。可嘆的是我在高三下進入了一段漫長且痛苦的叛逆期，滿腦子都是背棄一切放逐自我的念頭，國際賽表現也差。比賽回國後，我心灰意冷地和同隊人員在桃園機場解散時，帶隊老師對我說：「要繼續學地理喔。學地理或許不能讓人賺大錢，但是可以讓人的心胸不要那麼狹隘。」

　　多年之後，我才了解到，光是讓人心胸不要那麼狹隘，就已經是很大的功用了。以我的狀況來說，如果不是地理學在適當的時間提醒我從別的角度看事情，我可能早就消失在布拉格的濃霧之中了。

　　台大地理系系館和管理學院系館都在欒樹道上，大學時我經常騎著腳踏車經過，甚至走進系館一樓去看那座巨大的立體台灣模型。偶爾我會想：明明高中的我有最好的條件能進地理系，如果當初我不要那麼叛逆，我有沒有可能正在當個踏實、開朗的地理人？我的人生有沒有可能完全不一樣？

　　昆德拉筆下的托馬斯不停地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永遠無法檢證哪一個決定是好的，哪一個決定是壞的。美國第一任女性國務卿 Madeleine Albright (1937 - 2022) 在布拉格出生，幼年時隨著外交官父親派駐紐約聯合國總部搬到美國。她在 Prague Winter 一書中回溯捷克斯洛伐克 1949 年落入鐵幕以前的變化和家族歷史，她寫道：

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時期，人們被迫在重大議題上做出選擇。這些選擇茲體事大，但卻也是每個小孩經常面對的問題：我怎麼樣才能安全？我能信賴誰？我能相信什麼？或者，就像捷克國歌所唱，何處是我家？

……沒有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活著度過1937 – 1948年的人不懂何謂深沉的哀傷。上百萬無辜的人死了，他們的死亡不該被遺忘。今天的我們無能喚回他們的生命，但我們有義務去學習當初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它們的起因──不是為了用後見之明去批判那些選擇，而是為了阻止同樣的歷史悲劇再次發生。

　　我們沒有能力喚回九二一大地震的死者，或是消弭 2003 年 SARS 期間的恐怖，或是驅散今年 (2023) 五月起台灣的 MeToo 運動中，每一個寫出親身經歷的受害者在被觸碰、侵犯那一刻的驚愕和痛苦。沒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同理和療癒另外一個人的傷痛，但是做為一個社會，我們有義務去了解當初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們可以改善地震應變機制，完善感控流程、防疫策略，找辦法讓這個社會的成員尊重彼此的界線，不要做出、也不要接納觸犯身體界線的行為，建立有效的機制，並且了解這個過程需要很多耐心，經由很多人的貢獻和試誤，才可能漸趨完善。

　　如果我在前公司第一次被性騷擾後，因為在員工內網找不到匿名舉報的方式，憤而辭職，我就不會被外派去捷克和斯洛伐克，不會有機會長期住在布拉格，像我欣賞的卡夫卡、昆德拉、赫拉巴爾一樣，沿著 Vltava 河散步，坐在布拉格城堡的圍牆上，俯瞰滿城紅屋瓦。

　　說到底，那幾句問題發言在旁觀的三女一男耳中，似乎並不構成性騷擾，所以他們不讓我質問發言者，而是想將我帶離現場，安撫我的情緒。

　　有位朋友認為那些發言明顯越界，但她不像我反應那麼激動，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你都工作幾年了，現在才遇上，好像有點晚。」

　　在事發之後，我向一位尊敬的職場女性詢問我究竟該怎麼在不處理那些發言的組織內自處？她建議我：「這間公司的人容許某些言論又如何？這樣的公司吸引某些類型的人進來，這些人決定這家公司能否繼續發揮影響力。你又不是要跟他們相處一輩子，做好你的工作，拿到你想得到的東西，然後你就可以離開了。」

　　於是我離開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永遠無法檢證哪一個決定是好的，哪一個決定是壞的。

　　我唯一不能退讓的立場，就是想對那些用「朕即天下」的心態隨意評論女性，動不動就嫌別人不夠社會化的人說：你們收斂一點吧，不要以為自己的意見那麼絕對。

　　就算運氣好，站在浪頭上時有人幫你立了像，也說不一定哪天就被炸掉啦。

（完）

1962年爆破移除Letna山頂史達林像的瞬間。 800 公斤的炸藥用下去。 (Source URL: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lowing_up_the_Stalin_Monument.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