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3.20．天氣晴。
越來越多學生加入廣場靜坐，本應是好事。但是，我相信當時決策小組應該是面有憂色。
攝影：葉仰山
因為異議性社團，在當時最大動員度，能達到500-1000人，算是不錯的；那麼其他哪種團體可以動員3000人集結入場？其實答案就是「救國團」。
不要以為「救國團」就是專門辦理寒暑假自強活動的逸樂化組織，他們可是國民黨內負責教育界的「黨務系統」。那麼，誰能直接指揮「救國團」？當然就是行政院長。就是當時的李煥，是敵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
人數增多，自然會要求加入決策機制，這是校際代表形成的緣由。一旦校際代表加入決策核心，那麼這場運動的行動是否會受到左右？訴求是否會被更動？非主流派可否運用學運力量，成為與主流派鬥爭的籌碼？
成人版的「蒼蠅王」的故事，開始在廣場一片熱鬧的氣氛下展開。
首先最有效的發動武器，就是不斷質疑「決策小組」不民主。於是廣場上開始謠言四起，情緒開始被撩撥。
這看在擔憂學生安危的教授眼裡，能不冒冷汗？他們忍受白色恐怖時期的各種壓抑，終於盼來學生所闖開的「台北之春」。但過往獨裁政體的種種血腥歷史，他們很多體驗過，如政治犯柯旗化之子柯志明。
因此，這場學生運動，勢必要找到可以收場的底線。雖然場上充斥對國民黨決戰的聲音，但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場學運，不是野百合學運，而是1947年走向武裝運動的台、師大「四六運動」。戰後，臺灣大部分的菁英，都喪命在那場悲劇運動之中。這是，臺灣絕大部分民眾鮮少知道的悲慘歷史。
1948年，台大、師大學生聯手發動抵抗國民黨的武裝學生運動宣言
再者，1989年6月4日的中國天安門學運悲劇，他們更在廣大的國際媒體面前，中共公然上演一齣令世人不忍卒賭的血腥屠殺。而國民黨，可說是共產黨的孿生兄弟，什麼事他們不能幹出來？更何況現場才不到一萬人，學生也不過只佔全國大學生的百分之一，再來一場「二二八」，對非主流派而言，並非不能執行的下下策。
中國六四天安門學運
如何維持這場學運的成果，成為各方急於進場決策中心的焦慮。
因此，決策中心不得已，納入校際代表。在冗長的決策會議中，與熟稔議事規則的部分校際代表，進行疲憊的過招，這都看在教授眼裡。因此，部分關心臺灣民主化的學者及研究生，不論其為獨派、左派、右派，在國民黨為共同敵人的目標下，不得不想辦法團結起來。
這一天，指揮中心上不斷安排節目，有演講、唱戰歌、行動劇表演，甚至藝術學校同學，已開始著手討論製作代表廣場意象的塑像（後來決定為野百合）。台下同學迎著烈日，仍不疲憊地捲入臺灣政治漩渦之中。但廣場之中，卻是暗潮洶湧。
教授們經由決策小組協力運作，讓校際代表會議同意加入「教授研究生顧問團」，可以提供建言，但不得加入決策。而決策也從共識決，開始演變為「代理式民主」投票決。決策效率當然低落，無法當機立斷。這恐怕也是部分校際代表身上所負之任務—癱瘓決策中心。
這一天的深夜，是個不眠之夜。抬面上的攻防，抬面下的闢室密談，成為指揮中心高台之後的劇場。
最為關鍵的是抬面下的「闢室密談」，學生決策小組必須與教授群們，進行相互試探、討論運動訴求的對象—李登輝，以及模擬各種可能與李登輝會談的底線，及可參與會談的學生代表來源。
這是場既團結又相互鬥爭的深夜政治劇，但最後必須在四大訴求範圍內，討論模擬出李登輝及學生可能可以接受的底線，是否可以找到共識？抑或走向決戰的血腥局面？
擺盪在不可知的未來，廣場上數千位尚不知走向生死關卡的學生，焦慮疲憊的決策小組、以命相博的絕食團、高度想要保護學生安危的教授群們以及認真負責廣場各式庶務、糾察的學運幹部群們。在0320-0321凌晨之間，一起走在台灣生死鋼索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