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友人一起去看了這部紀錄片，當天場次觀賞的人非常少，加起來總共才五人，可能是這樣的題材實在不討喜吧。片名讓人聯想到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裡，謝瓊煖飾演的犯人母親，推著推車撕心裂肺地吶喊：「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是淚點低的人，雖然整部紀錄片的氛圍低調且克制，然而很多地方，卻讓我感受到與電視劇相似的沉重與悲哀。
有人形容這部紀錄片是一部資料整理，很可惜的沒有很深入，我的感受大致也是如此。或許是導演想說的東西很多，變得每個議題都碰一下，有點像《看見臺灣》的作法。更可能是這個題目取材實在太不容易，牽涉隱私又太過敏感，所以大部分參訪到的對象只有法政、司改人員與律師，以及新聞資料畫面，只有一位個案與其家屬接受訪問。
片中陳述三個死刑犯與其父母，三組父母的態度恰成對比。個案A是裡面僅有還在世的對象，與其父母是導演唯一親身接觸到的死囚及家屬。A的父母明知死刑已定讞，仍然每週不間斷地會見兒子，想盡辦法要救兒子。個案B因殺害父親之罪判處死刑，其母恐懼B若出獄會讓其他家屬有性命之憂，因此請求法院將其判死，雙方猶如不共戴天之仇敵，最終B絕望之下於獄中自盡身亡。個案C就是鼎鼎大名的鄭捷，其父母是面對兒子犯下滔天大罪，卻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父母代表。不知為何，想到日日誦讀的《金剛經》中反覆出現的排比句：「所謂ＯＯ，即非ＯＯ，是名ＯＯ。」所謂父母，即非父母，是名父母；所謂兒子，即非兒子，是名兒子。據說導演有意在片中討論死刑存廢議題，看過這部片之後我的態度還是沒多大移動，我始終無法決定自己的態度，我已經不像大學以前是死刑的堅定支持者，但我也無法正式表態我支持廢死。不過個案A的司法經歷，倒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個案A的罪名，呈現一種越來越重的趨勢，最終導致了死刑的判決，這顯示了司法決議的不穩定性（人為操弄或其他因素？）。法律人士經常嘲諷普羅大眾邏輯矛盾、理盲濫情，說民眾對司法信任度相當低，可是死刑支持率卻居高不下。就我看來，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縱使理性上我們明白，每件案件狀況不同，相關人士只能根據證據說話，還有法庭上的攻防等，結果差異很大的情形很正常。但從情感上來說，我們無法預料進入司法之後的發展，遇到不同的司法人員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還有太多外加因素，自然無法太信任司法。換句話說，就是普羅大眾認為司法判決的信效度有重大缺陷。我們越不信任司法，就越想要有個穩定的、有力量的什麼來保護自身，這時死刑看起來最有力道，所以死刑或許就成為眾人期望中的護身符了（即使它不見得有用）。
個案A說話的樣子，讓我想到某些被丟進矯正體系的學生。他們已經呈現一種沒有希望，隨便你要怎樣的狀態。當一個人沒有希望的時候，做出什麼，經驗到什麼，他都不在乎了。不過看似冷然的A，卻始終在言談間維護他的父母與孩子，再怎麼樣有堅硬外殼的人，心裡或許還是有柔軟的一塊。
個案C鄭捷的部分，原則上都是新聞資料了。這個倉促離世的青年，帶給家屬和世人的，是無盡的傷痛與問號。已經沒有人能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做出這些，他滿足了嗎？他得到他要的了嗎？不過我最有感的部分，是他父母唯一一次現身的畫面。他父母在媒體簇擁下，聲淚俱下地跪地道歉。多年前，我以為他的父母自私又懦弱，躲起來把兒子推出去送死，好像清理門戶之後，一切就與他們無關。多年後再看一次，我發覺我好不忍心目睹那個場景，也為我自己和眾人當時凌厲無情的逼視感到羞慚。那是一對已經被羞愧感淹沒到頂的父母，我想現場若有人遞給他們各一把刀，說不定他們會當場自殺謝罪。我還記得當年許多人（包括著名的唐國師）譴責父母的作為，或揣測父母是不是什麼有力背景才能如此神隱等。我並不是說這些公知的譴責或揣測不對，但我們是不是高估了我們的操守，當自己的孩子發生這種事時，我們真能毫不遲疑的，擁抱他、接納他，跟他說「不論如何，你永遠是爸爸／媽媽的孩子」嗎？而且跟媒體當初報導的不同，鄭捷的父母是有跟他說最後一段話，且出面處理後事的，算是完成了父母為子女能做的最後一件事，而非拋棄子女的冷血父母。
個案B則讓我想到做諮詢服務的某些弱勢來電者，其家庭恩怨糾葛已經不是今生今世可以了結的。不過我有印象的是，個案B與司改組織人員的聯繫，仍然可以看出，做出不可饒恕罪過的他，還是有身為「人」需要的連結與關係，也有一定的自我覺察能力，並不完全是我們刻板印象中百分之百極惡的惡魔或禽獸。記得之前找一位身心靈老師個別晤談，她對我分享，她做那麼多強制親職教育的個案，沒有一位不是「人」，沒有一位完完全全喪失「人性」，包含殺害和亂倫子女的父母。
電影《凱文怎麼了》裡，少年犯在母親一次次到監獄的拜訪和關愛之後，母親再一次詢問他為什麼要做這些，首度說出：「我以為我知道，但現在我不那麼確定了。」剛讀研究所的時候，我很質疑薩提爾模式所說的人性正向觀點。現在身為教育者和助人者的我，雖然不確定改變是否會發生，但已經開始願意相信「改變的可能」。
（本文原寫於2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