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小說改編或舊IP翻拍的影視作品，我們很容易會拿原版和新版進行比較。比如這幾年引起很多討論的迪士尼系列真人版電影，演員的膚色、長相，該不該忠於原版動畫，是不是受某種意識形態的綁架，究竟該是情懷為先，還是著重社會責任和教育意義，都是爭議的焦點。宮部美幸的《模仿犯》也是很多人熟悉的作品，因此台版劇集在還沒上線前就得到很多關注和討論。我認同改編需要有創作性，而非完全忠實原著，只是作為一個文本非常龐大且複雜的作品，要如何將它的內涵精準傳達，又或者要著重哪一部分去延伸發揮，在有限的劇集裡就很考驗功力。
文本複雜導致的改編難度
社會寫實和懸疑推理固然不是無法兼得，推理小說自松本清張以來就開啟了社會派推理，著重刻劃人物心理和社會結構，「動機」是繞不開的課題。而《模仿犯》原著在社會派推理中又邁向另一種維度──故事到一半大家就知道兇手是誰，更多篇幅圍繞在受害者家屬的罪疚感、難以走出的心理陰影，加害者的童年、家庭背景，以及從主角之一的女記者所遭遇的性別困境上展開故事，細節到接近「紀實」的程度。所以如果純粹喜歡推理解謎的讀者不一定會喜歡《模仿犯》，因為它真的太長，甚至有些囉嗦。而台版《模仿犯》在原著的基礎上，把上述的這些點都放進了劇本，並進行了改編。主角郭曉其雖然是原創角色，但身上背著原著裡高中生塚田真一被滅門的家庭背景，除了執法者，也代表被害者家屬立場；性別困境的線除了受害女性，拆出女記者路妍真和主播姚雅慈兩個角色；犯嫌之一沈嘉文的早夭姊姊是原著就有，又加上了原應屬於陳和平的政商界父親和私生子的複雜家庭；警官林尚勇和女兒彤妹的親情衝突則算是新加的劇情。看得出來導演和編劇團隊很有企圖心，除了懸疑驚悚，也在乎社會層面的表達，不願意流為形式的警匪追兇。然而實際看完劇後，卻感覺改編後的劇情（或許也有剪接的因素），無論是社會問題的討論、人物的刻畫，還是推理線索的鋪陳，都不是那麼完整，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
被害者家屬心理和郭曉其人物形象
比如在展現被害者家屬的情緒上，多是著急、難過，其他面向呈現的很少，接著就上電視，光是不同家屬上電視就上了三次，雖然主創團隊意圖展現90年代媒體和電視台的生態，卻因此讓家屬的反應變得很樣板。
郭曉其幼時的失言導致家人喪命，也只有用幾句台詞讓內疚被「說出來」，前面完全沒有行為和個性上的鋪墊。試想一個長期積壓內疚在心裡的人，應該不會是一個如此正義凜然、非黑即白，隨時站在道德制高點，對身邊同事也一絲不苟的人。所以當郭曉其突然講起他有多內疚，和舅舅抱頭痛哭的時候，我完全沒有辦法被共情，反而覺得有些尷尬。
事實上，不論有沒有直接相關，受害者家屬很容易會有「如果我有做什麼，或沒做什麼，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發生」的念頭，這種無法拯救家人的罪咎感，難以靠理性抹去，有的人會長期壓在心裡成為難以掙脫的執念，甚至改變整個人的性格，也有的人以為自己過去了，卻在不經意的時刻又陷入死胡同，在情緒漩渦裡反反覆覆。這些在原著的塚田真一、有馬義男、高井由美子（胡允慧的原型人物）身上都有很深的著墨。
演員陳博正飾演被害者的阿公／Netflix劇照
「絕對的惡」還是「誰都有惡」
應該展現性別困境的兩個人物，主播姚雅慈在職場上的拚搏和強勢，隱瞞自己有孩子，長期讓孩子住校後來又改變想法決定接回家，這些都有很多細節可以開展，但劇中只是簡單帶過。而記者小路的角色雖然貫穿全劇，但除了一開始帶出都會女子專題，到後面幾乎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角色。
最可惜的一處改編，是陳和平的家庭背景被轉移到沈嘉文身上，對陳和平的交代只有「父親是水電師傅，母親是地政事務所秘書」，沒有任何關於他為什麼會有這樣扭曲性格的描述，彷彿他的邪惡僅僅是天性？作為劇中最大的反派，背景交代卻最單薄。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因為類型需求，想要塑造無懸念的正邪對立？可是從文本的選擇，到現在可見的出品人和導演的訪談，又感覺這不是他們想要的方向。
當然，一個天性邪惡的人設也不是不行，但如果這只是一種特定的人格特質，就很難建立起群眾的共鳴（不只是少數模仿者），也會讓最後致敬或模仿《小丑》的橋段，顯得刻意和不合邏輯。
電影《小丑》之所以會引發暴動式的社會仿效和崇拜，是因為大眾對主角亞瑟的階級困境、社會處境及權貴階層的腐敗感同身受，那些虛偽、欺騙、冷漠、嘲笑充斥著整部電影，是用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來鋪墊，才導向最終的集體瘋狂。但是《模仿犯》的Noh只是自戀型人格，渴望被關注，無視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這樣的人何以能夠讓大眾跟他站在同一陣線？讓他不但被模仿，還有許多支持者公開上街舉牌支持，宣稱他的無罪？他的理念和訴求究竟是什麼？如果螢幕前的我們只是覺得他好病態好恐怖，燃不起一絲的同情，劇裡的現象又何以能夠成立？
姚淳耀飾演主嫌陳和平／Netflix劇照
推理情節的不細膩
撇除人物心理和劇情邏輯，從類型角度來看，《模仿犯》似乎更努力在營造懸疑驚悚的氛圍，感官刺激給好給滿：不同女性的屍體、多次出現的鬼魂、殺人和自殺的暴力鏡頭、嫌犯的口哨聲，就連最後兇手殺害胡允慧，鏡頭一面用沒接電話的舅舅製造懸疑感，一面還要再交叉剪接一段有人跟蹤路妍真回家的畫面，好像深怕大家太快猜到兇手要對誰下手。
但回到犯罪懸疑的核心：線索和推理，又會發現有很多地方處理的並不細膩。最牽強的一處是郭曉其從陳和平叫他舅舅的車，出了一本跟案情有關的書，但他連書都還沒看，就開啟腦內劇場判斷陳和平是背後的主謀。接著整個檢警單位好像也都加入了他的幻想，自動排除了胡建和涉案的可能，只是看了幾卷採訪影帶，也沒什麼證據，就對陳和平恨得牙癢癢。
看這種類型的戲劇，一大樂趣在於可以透過劇情給的線索，和劇中人物一起抽絲剝繭的發現真相，若是提前給出兇手的，看正反雙方鬥智也很過癮。但或許是台灣在類型上還不是那麼成熟，好些劇集和電影都有這樣的狀況：純靠角色腦內推理，或是用台詞推理，好像線索不太重要，反正主角說是就是，直接講給你聽就對了。
平台類型需求的兩難
《模仿犯》這次挑戰跨國文本，又是經典作品，確實是一種跨越，有Netflix的資源挹注，讓場景、美術、化妝、道具營造上達到一定水準，節奏也相對緊湊。但回到故事本身，《模仿犯》真的達成兼顧社會寫實和懸疑驚悚的企圖了嗎？除了原著複雜導致的改編難度，商業平台的操作模式其實也是一把雙面刃，一定程度左右到劇情最終呈現出來的樣子，如前述正邪的對立（雖然劇裡一直強調每個人心中都有惡，但角色給出來又非常二元）。導演在訪談中也曾提到，因為Netflix對於劇種類型有相當明確的要求，所以進入剪接階段後，又補拍幾場戲，加強犯罪元素。儘管不是直接影響，但在有線篇幅裡，或許仍無可避面的壓縮到社會寫實應該給出的深度，也使得原本就在兩種類型之間擺盪的敘事更加猶疑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