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1
中國評論
張登及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同盟國擊敗法西斯軸心國六十週年。六十年前，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偕同美蘇英法發起創建了聯合國，取得了與自己實力不大相稱的崇高國際地位，當時人們慶祝戰勝，收復台澎，廢除不平等條約，自豪感很強。
欠缺戰勝意識 妨礙大國自信
六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政經軍事實力早已超過當年的國民政府甚多，在國際外交上頻頻成功出擊，和平崛起之勢不可阻擋。但數十年來，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兩岸民眾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體會，卻跟中國的影響力有著顯著落差。人們的受害情結和「悲情」感受，每每因為與外方發生衝突而節節高升。回過頭來，這種情緒又導致激烈的行動，有時包括違法的排外行為，而加深美歐日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似乎「證實」了中國威脅。這種惡性循環的根源，就是人民對自己仍舊沒有自信，而嚴重干擾成為「負責任大國」的進程。自信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戰勝國意識。
人們首先要了解，二戰戰勝的意義何在，才能知道為何戰勝的意識如此重要，並回答戰勝國意識如何健全，如何有助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貢獻。
抗戰勝利不只是抗日勝利
二戰戰勝在中國一般被理解為「抗戰勝利」，是中國擺脫鴉片戰爭以來次殖民地不堪地位的開端，也一雪甲午戰敗給東瀛小邦的大辱，這是大多數人的普遍理解。然而多數兩岸民眾，特別是大陸民眾的抗戰認識，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
二戰勝利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有更深遠宏偉的意義。它是範圍遠超過一戰的真正世界大戰；是世界多數受到侵略或殖民國家的第一個正義同盟；是全人類反對法西斯專政、軍國主義侵略的集體勝利。聯合國的建立，以及後來一系列反對殖民、反對種族清洗、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化學生物武器、堅決保障人權和弱小民族權利的種種公約，以及防止貿易戰和經濟危機的國際貿易與貨幣體制，無一不是陸續建立在二戰戰勝的基礎上。
雖然後來美蘇冷戰，卻也因為二戰同屬戰勝國，有聯合國等基本的溝通渠道和行為拘束，總也是小吵不斷，大過不犯，人類社會的全局的穩定得以在冷和平中確保。美蘇各方身為戰勝主力，深知再戰的恐怖與和平共存的可貴。戰勝國以及戰敗國，無論體認深淺，大體上是本於這個大範圍的共識，而共存國際文明社會之林。
無可諱言而非常遺憾的是，台海兩岸人民對這更深層的二戰意義了解不多，甚至有些人一無所知，或者有扭曲的認識。導致了以下幾個不良影響：
認識狹窄 受害更深
第一，由於抗戰勝利一般就只被理解為打敗日本，人們的焦點就特別集中於日本，沒有深入延展到反法西斯、反種族清洗等更高的、更普遍的層次上來。其結果就是指控日本扭曲歷史時，只能就中國自己的受難著墨，沒有充分放在二佔全體受難國家的大格局中。導致日本也以為其加害中韓只是「個案」，沒有什麼普遍意義。西方人士因此自然忽略中國抗日的細節，傾向認為只是兩個「東方國家」爭霸的鬥爭而已，難以與「奧茲維許集中營」、「諾曼第登陸」、「易北河會師」相提並論。日本是否誠心道歉，也就變成只是「東方」的事，無關道德上的大事大非。
第二，由於抗戰勝利沒有順利與二戰戰勝法西斯這個主旋律銜接，兩岸民眾遂難以發展出世界公民的自我認識，反而頗有被主流國際社會放逐、排斥的感覺。等到大陸國力上升，影響力擴大，急需一種自信、理性的大國公民觀念作為面向世界的根本態度時，人們卻對早已發展數十年的國際規範與價值非常陌生。一旦自我的認識與外國人士發生牴觸，或本國發生與外方的摩擦，便難以理性看待事情的是非曲直，而直接訴諸受迫害想像，表現出自卑與孤傲的逆反情緒。如此不僅損害國家形象，大大削減「軟國力」和國民貢獻世界的能力，還對政策的合理制定產生有害的牽制。
第三，由於前述兩點，使得中國很多時候都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或至少不被誠心接受是國際社會的正常成員。當然，西方發達國家是當前所謂「國際文明社會」價值的定義者，難免以利己、有色的眼光看待發展中國家。而且兩岸關係不正常，也是中國不能平順與國際接軌的因素之一。但兩岸都沒有發展出與二戰全局勝利相呼應的勝利者自我意識，絕對是人民甚至政府難以和二戰勝利後發展數十年的秩序、格局平順相處的重大原因。歷史已經表明，縱然美歐發達國家對此秩序斧鑿甚深，偽善、不公正的安排隨處可見，但此一秩序今日大體是和平與發展旋律不可脫離的基礎，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不爭取和它的觀點相磨合，發展與進步就始終要受到阻礙。
中國是完整的戰勝國
今天大陸出現很多學者、人大代表呼喚擴大紀念抗戰，重建戰勝國意識，方向是正確的。但這種呼喚需要先知道戰勝國意識缺乏的原因何在。當中最重要的癥結就是一個歷史認識的阻礙—誰戰勝了。答案雖然簡單，中國是戰勝了。但不是只戰勝日本，而是與反侵略盟國並肩擊敗法西斯軍國主義。不是只是哪個黨派戰勝了，而是中國作為整個國家，是完整的戰勝國。
台灣澎湖因為戰時仍是日本領土，光復後又遭遇中國內戰以及國民政府反共高壓，本土群眾不僅對二戰中，人類戰勝法西斯邪惡勢力沒有體認，有時反而懷念起日本官僚嚴整有序、權威效率的作風。美國為了拉攏日本對抗蘇聯，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存活，更使台民懷疑日本二戰失敗有何公道。戰後日本慷慨捐輸，緊跟美英，投資兩岸，貌甚恭順。台灣民眾對二戰戰勝者是誰的認識就更加混淆。雖然陳水扁去年過境夏威夷，登上密蘇里號，聲稱中華民國是受降簽字者，企圖論證中華民國的延續性，但他又說這個受降國人口是兩千三百萬，就是台灣。前後連起來看，根本與史實不符。這樣的態度，絲毫無法贏得任何人，包括美日同情台獨者的真誠重視。不過台灣國際影響較小，大陸是世界領袖的明日之星，而且大陸這方面的表現是否恢弘，也左右台灣的態度。所以此一問題主要要看大陸方面。
也是出於歷史，特別是兩岸關係史的原因，大陸對抗戰勝利、二戰勝利的戰勝者定位也不全面周延。必須公正指出，由於爭奪正統，國共兩黨對抗戰的史績都是極大化自己的貢獻，極小化對方的功勞。台方說的都是正面戰場、正規軍如何英勇奮戰，打死不退，游擊區的克難出擊隻字不提。於是戰勝者是重慶—南京獨占。大陸方面則強調八路軍、新四軍與紅軍游擊隊大刀如何向鬼子砍去，莫斯科衛國戰爭如何悲壯。重慶甚至華府都似乎變成無足輕重，甚至有些像是散漫姑息的腐敗中心。於是抗戰戰勝者像是延安—北京。
但南京政權內戰失敗遷往台北，在聯合國內有名無實，底氣不足。因為聯合國相關機構確實是由親美的南京，代表當時的中國簽署創設，後來北京又長期被聯合國排拒，遂曾長期論定這些二戰戰勝國共同創設的機構、條約體系為霸權的傀儡。北京雖然終於取代台北，卻又曾同時與美蘇對抗，因此被兩霸目為與二戰歷史無甚關聯的異體。
戰勝史蹟 不容遺忘
基於這些長期積累的因素，二戰勝利者在大陸總體上被描寫成延安與世界受壓迫人民。因為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統一的抗戰紀念日也難以決定，充滿敏感因素。以八月十五日(日皇詔告投降)、九月三日(中國代表在密蘇里艦會同美英受降，國府「軍人節」)、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東北，一般被稱為恥日)、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為戰勝紀念都被提出，但都有顧慮而不能定案。當美蘇與其他戰勝國紀共同史績，譴責侵略者時，自然也早就忘記太平洋戰區第一個簽字受降的代表—中國。這種心態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後果就是，缺乏舉世(包括日本)誠心認可的中方戰勝者。戰勝者模糊，兩岸都被排擠，有時也自外於二戰戰勝的國際集體認識。戰勝的觀念自然難以拓展深化，結果中國就淪為二戰歷史的邊緣人，該有的公道也無處索討。
七年之症，須續以三年之艾。兩岸缺乏合理的抗戰—二戰戰勝國意識非一朝一夕，重建這個意識也 不是一蹴可及。但今年是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關口，正是以大智慧、大勇氣重整歷史認識，讓中國人民與其他戰勝國人民一起抬頭挺胸，站上正義講台的契機；是戰勝者與戰敗者以史為鑑，反省和解的大好機會；也是兩岸重建共同記憶、求同存異、找出最大交集、促進和解雙贏的機遇。只要排除一時一地、本位主義的干擾，真正實事求是，本於二戰和抗戰的史實和人類文明的大義，對戰爭過程的人事與戰後秩序，給予嚴謹公正的評價、定位，最後，在這種基礎上與二戰的世界史接軌，則不僅當年其他主要參戰國會重新肯定中國這個戰時夥伴，兩岸人民面對世界的懷疑、幽怨心理也能夠獲致清理。崛起的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才能真正穩健地與其他主要國家並立於國際社會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