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中國」概念的窠臼思維，創造性運用未來的「一個中國」論述

張登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00/12/25 中國時報 版15

(報社將標題改為：「未來一中」論述的創造性運用)

日前貴報刊載旅美學人童振源先生關於以「未來一個中國」去「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建議；所提看法甚能兼顧各方立場。由於筆者甫完成赴對岸研究相關議題之行程[1]，願就童先生大作以及個人觀感進行進一步對話，並獻曝於讀者與決策有司。

童文中用極大篇幅闡明的是一個觀念，即「中國」一詞帶有語意乃至法理上的陷阱，昔日在野今在朝的當局近來之所以在「國統會」、「國統綱領」、「九二共識或精神」以及延伸出的大小三通、WTO引用排除條款等議題上極為戒慎，概因於此。筆者願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新政府對「中國」概念法理上、語意上的擔憂，其實退出聯合國以至與美斷交時的舊政府早已經歷。舊政府曾提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乃至「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已經具有「未來一個中國」的精神。所不同者，舊政府對使用「中國」一詞情感與意識形態障礙較小；對長期追求台灣最終法理自主的許多反對人士而言，「中國」一詞卻是情感上以及選票上不可承受之重。一旦用了「中國」概念，數十年「去中國化」的奮鬥及從而凝聚的選民將失去意義。

然而一如當前以阿和平進程瀕臨破局，而英國與北愛關係相對和緩所顯示的，衝突的兩方若相對寬容與妥協的力量與意見主導，則事緩可圓。若一心以「神聖使命」的情感為務，就有片刻的權宜也難以持久；因為雙方都會盲目相信「時間最終在我這方」。故童文的價值在於呼籲務實地看待「未來一個中國」的可能性。

然而無論朝野，凡是熟悉兩岸學界與實務交流的人士多能觀察到，兩岸關係的不正常發展是台灣政黨生態、國民心理、族群關係、政局穩定、經濟前景無法開朗的核心關鍵。而兩岸關係穩定化、正常化的障礙則是雙方對對方極度缺乏信心。大陸自決策層、幕僚、學界、知識文化界、大學生乃至城鄉民眾，絕對不乏務實開明地處理對台關係的主張，且與強硬悲觀論者頗有熱烈爭辯；這絕非中共自導「黑白臉」之說可比。但一致的是，無論何種立場，願在北京未犯錯誤的情況下，讓台北朝向最終甩脫「中國」概念發展的可謂殊少。可惜台北當局近幾年來的策略，乃至新政府各級官員益加模糊的說詞，正將雙方的互信乃至務實妥協的可能拉至歷史新低，增強的只是雙方強硬派「置之死地則必生」的自信，大陸學界所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怪圈」將不幸言中。

新政府對此僵局並非不曾努力排解，然而缺乏一致而長期的戰略規劃，加上承自前任領導人創造的「人定勝天」的樂觀，使得李遠哲頗具遠略的建議也難以伸展。新政府也企圖用「華人」為「中國」概念解套，但對方輕描淡寫的一句「聽不懂」表明，缺乏「未來一個中國」的「華人說」毫無效果。

兩岸危機演變至今，要任何一方負較大責任，顯然不公。但若最終破局，無論第三方是否介入，台灣所受的傷害必較大陸更深更久。何況大陸對深化改革、發展經濟所迫切需要的週邊和平穩定仍是各派共識。台北在中共「十六大」前夕，為對岸悲觀強硬論述做背書，寄希望於第三國以「圍堵」構成東亞乃至全球新冷戰去捍衛壯烈的使命感，最好的結果只可能是兩岸發展的「玉碎」。這是受國民重託的新政府不可玩忽的重責。

誠如新政府反覆重申，「兩岸協商的大門始終開著」。命運之神的門外也不會總是昏暗無光，關鍵是你要不要打開它。要中共接受基本教義派版的「獨立」，與要台灣接受中共版的「一國兩制」可能性幾乎都是零。然而將未來確定為「一個中國」的中間路線，則無限寬廣；「外交休兵」、「參與聯合國」、自主的「國防外交」都非毫無可能，就看除了「智略」之外，「格局」如何。以全大陸作為台灣的延伸舞台，更能為新世紀全人類第四波的民主改革作出無可估計的貢獻，此偉業之價值決不亞於「玉碎」的悲壯。新政府領導諸公對台灣的民主發展的貢獻是走向圓滿完成，還是功虧一簣，全世界正拭目以待。

[1] 註腳僅供參考，筆者自八月至十月赴京滬寧渝等地訪問其相關智庫院校學者以及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