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您想知道，對於當今的藝術我是否有一個系統（système），它與我同行們的系統相比是怎樣的。我有點緊張，感覺被問住了，因為我沒有什麼稱得上系統的東西，而且我對其他人的系統也不甚了解，但我所知的，都算不上什麼系統：佛洛依德式的藝術解讀、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符號學的解讀等等。或許，我們應該改變的是我們認為需要套著一個名為『系統』的外衣的這個想法。」——這是李歐塔〈哲學與繪畫在其實驗的時代〉裡著名的開頭，作為哲學家，當他寫作與藝術相關的評論時，總是無法逃逸於雙重的尷尬：在設置整體化框架同時，他也將成為此一框架的敵人，他的戰術將成為敵人的武器——哲學家切斷系統的關係封閉環，也將話語獻給了系統，成為了系統的一份子。面對這個窘境，李歐塔的策略，是將系統視為一種語言遊戲，不斷生產多種遊戲規則，不去建立便於選擇的對立選項，以此抗拒讓整體化系統合法化的誘惑。[1]
當然不管在李歐塔的說法中，或者以現實情況而言，藝術評論者都不能算在哲學家的行列，相反的，他們鑲嵌在系統之中，並且藉著借用哲學家的話語，把哲學家也納進系統裡。這正反映了藝術評論者的雙重尷尬：他們被封存在系統內部，模仿著哲學家的文體，而不再擁有截斷系統的創造性力量。他們被藝術管理人員在系統內部的要求，以及他們對哲學家投射的期待重複閹割，隨順著藝術機制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又是從何而來？），把唯一由少數人善意留下的、具備抵抗性的缺口一併封死了。評論機器，不再是截斷作品與系統特徵直接關聯的機器，而是讓含糊其辭的作品變得清晰、並且不加區別地轉化作品的意義，終於抹平了存在於作品內部，那些活生生的經驗，不斷試著跳出系統的抵抗性。
我大概已經說不清楚，是藝術殺死了評論，或者是評論殺死了藝術。也許是兩者掐著彼此的脖子，卻還毫無自覺地以為那就是擁抱。評論就如同李歐塔說的，給予作品闡釋，並試圖將它納入系統，呼應著整體環境馴化的節奏，把那些躲在暗影裡的拖進陽光底下，為那些無法轉譯成系統語彙的非系統區域，再去制定新的系統。
這就是評論者原初的想望嗎？為了完成這樣的寫作，他們甚至耗盡一切可能，去習得系統的語言，他們是第一批磨礪舌頭，試著學習甚至制定系統的先鋒。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注定會失去創造的能力。
但是說到底，什麼是藝術評論的創造能力？這樣的說法如今聽來就像是笑話，畢竟很多時候，藝術評論都只不過是他們觀看對象的學舌之作，語言的粗劣轉譯，它從來就是一種絕對言不由衷的寫作。
那麼，這種寫作的次級品，究竟有什麼存在的意義？我在李歐塔的話裡，找到了一點可以鑽入的裂隙，彷彿能夠證明，藝術作品或者藝術評論在哲學面前，稍微可能具有什麼樣相對的存在價值。
李歐塔說，哲學的論說帶著一種根深柢固的「自大」，在形式上「只有一種存在」，並且嘗試以毫不含糊的語言，宣稱著「我將把它告訴您。」但是藝術家小心地繞過這個問題，而是以essai代之，這個字在法文裡意指隨筆，或者嘗試，他們以隨筆一般不意圖說清楚的語言習慣，以嘗試或者試探的不確定姿態，做出不精準的表達，他們不去表現自己，而是在作品裡展現微觀的世界。這多種嘗試，足以構成諷刺——多樣的言說將導致溝通困難，但也將形成活生生的經驗，推到極端，就像是塞尚把他的實驗歸諸含糊的「感覺」。李歐塔提到，塞尚的繪畫在當時輕而易舉地引起了大眾的不安，在他的書信裡，還聲稱他為了不在長久之下「欺騙」大眾，而放棄了「關係」，也即權貴的支持。李歐塔問，應該如何讓諷刺和關係並存？他認為，應該期待一種「諷刺的政治」。
藝術評論其實可以是一種諷刺的政治，因為本質上它從來都不是透明純粹的。這就是何以深陷在藝術之中的藝術評論，即使在堂皇的哲學前面，仍然有存在的必要。當然，前提是寫作者真正意識到它原初存在著怎樣的特性：它天生不像哲學，隱然具有一種存在，藝術甚至就是來自於各種嘗試（essai），來自各式各樣配合著外界的要求、鬆鬆垮垮倉皇搭建起的違章建築。因為雜亂無章，又總是隨時加蓋，它不具有一種堅固乾淨的主體，而總是疊加著來自各方的要求。它因此兼具了諷刺的不透明性，以及尋求著支持「關係」的溝通性。
倘使藝術評論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文體，那麼就不可能回返到什麼想像中的本質。相反地，更應該切實認知到它除了是種種嘗試的組合，同時還從來就被各式各樣的「關係」牽絆著，原本已經雜亂無章的建築上，在種種溝通的需要下左拉右牽起更加雜亂無章的電纜線。
那麼，機構化的、學院體制的，乃至於市場的「污染」，會不會構成問題，終於讓藝術失去了自主性？也許問題不應該是如何解決「污染」，而應該是重新去探問寫作者對於所謂自主性，抱持有怎樣的想像。那當然不可能是純然乾淨的樣貌，藝術評論從來都是「髒」的、不純的寫作。那麼應該抗拒的或許就不是雜質，而是系統：面對著機構或者資本的巨獸，應該如何和他們虛以尾蛇，又同時靈巧地避免自己被吞沒？
這麼說當然聽來像是狡猾的自圓其說，彷彿只是在拿1980年代發黃的理論、哲學家不切實際的幻想，合理化眼前評論被勒住脖子、終於快要失去生氣的糟糕現狀。但這也可能是我可以為藝術評論，給出最後的辯詞，就像所有我曾經受託寫完所有的言不由衷之詞。
讓我們回歸正題，（暫時虛以尾蛇地）去順應藝術評論工作現場經常遭遇的要求：給出具體的改良建議。到了今天，評論面對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處境？藝評人謝鎮逸在空總「從0到1，及其之後」Creators觀察員的對談提到，我們應該理解到，藝術評論早已一去不返的臨到一個奇點時刻：評論的機構化終於將更加鋪天蓋地的影響寫作，委託評論成為評論的大宗，當然也就無法去呼求一種純粹的評論者主體，而在甲方乙方的對照關係之中，越來越難以奢求評論者的自主性。
事實上，沒有主體的情境或許並不只發生在今日，評論者的純粹主體反倒可能是一種關於作者的幻覺。評論者的主體從來就不純粹，在以諸種「關係」作為構成要素的當代藝術場域，即便是藝術家也不可能再像是塞尚那樣，從「關係」逃到「諷刺」裡去，所有的諷刺都可能是流量的遊戲。如果要說比過去更糟的是什麼，那大概是，如今我們還面臨著刊物的衰亡、言論公共空間的破產、內容生產的資本化。換言之，真正的危機不在於我們不再能擁有獨立的、純粹的評論主體，而是評論主體被分散到種種的委託關係之中，在更加言不由衷的情境裡避難，而失去了集結的機會。
我們幾乎可以預想到評論文體的滅絕，然而藝文場域仍然總是在呼求著純粹、獨立的評論，構想著一種幻獸般的評論文體與評論身份，遺忘了評論從來都不曾獨立的事實。
謝鎮逸的奇點之說，看來像是對時代悲傷的宣告，實則卻是清醒不過的提醒了我們，要再次去重新認知，乃至於重新想像評論的主體。
在滅絕之前主張血的純粹當然是不切實際的，顯然我們也無法如哲學家們嘗試從系統的控制中脫逃，那麼，最好的辦法是主張一種「弱」的評論主體。所謂的弱，就建立在「諷刺的政治」之上，不去靠攏諷刺或者政治的任何一邊，而是堅持著遊戲的態度：混雜、無用、加倍的言不由衷。
混雜，意味著評論將在不同的學科與領域之間遊走，而不以藝術為本位、不去捍衛藝術作為學科的特殊性與邊界，以游離的姿態參與藝術場域的政治，但拒絕強化它的力量。無用，意味著它在委託關係之中仍堅持抗拒對委託方發揮作用，不為機構、創作者提供任何的改良建議，在對應著委託對象的寫作中，拒絕為機制提供服務。加倍的言不由衷，並非是在委託關係之中自我流變、以春秋筆法避難書寫（除非大家願意承認，此刻的藝術環境，就是藝術評論需要避難的納粹時代），而是在藝術家或策展人仍然幻想著評論的本真、逼使評論者交出真心的時刻，坦然的承認「欺騙」的存在，透明地坦露評論與機構共謀的關係，而不再自欺欺人的假裝評論真的擁有獨立性。評論者不可能撇除政治，因為評論原本就關心著政治且降生自政治，而它也不可能放棄諷刺，否則就只能全面的放棄任何抵抗的姿態。它比哲學寫作更艱難也更有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降生在政治之中，又必須因諷刺而使主體的邊界得以成立。
具體來說，評論者有沒有可能做到諷刺的政治？現今的評論環境之所以糟，是因為評論者丟失了他們真正的寫作夥伴，編輯被甲方承辦人取而代之的情況下，必然只能孤獨的面對著沒有盡頭的科層，在反覆的退件改稿當中、在打開邀稿信件就自我審查的當下，一點一點脫下諷刺的衣裝，穿上一致的條紋睡衣，順服地寫下沒有傷害性的「所謂評論」。為了政治，我們放棄諷刺，當評論者也終於放棄了諷刺的時刻，也就是評論者主體全面棄守的時刻。
如果不去承認我們面臨著的是一種惡劣的環境、言論自由的緊縮，那麼再多身份的流變都無法挽救評論的死亡，那也只不過是自我喬裝的另一種避難。倘使我們都不認為，評論是一種不該存續的物種，那麼要做到的並不是再去培育新的物種（觀察、協同研究、策展、廣編文案）以取代它，當然也不是尋找一隻不必依附於任何生態的幻獸，還妄想索求它的真心、收服它的意志，而是更務實的理解到：既然當代的藝術評論寫作是一種無法脫離於政治的書寫，真正重要的是，這個環境願意留下多少自由的空間，願意在哪些程度上放棄干預，讓諷刺還能繼續與政治並存。
[1] 許煜，〈利奧塔，在我們之後 ——《後現代狀況》出版四十週年〉，2020年10月11日。https://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4263/yukhui-postmoderns-and-after-40-years-after-the-postmodern-condi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