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2016 時報出版
分類：歷史
★★★★☆
當我在1980年寫作《天安門》時，從未逆料到天安門會在1989年6月初成為世人眼中血腥鎮壓的象徵。我反倒將天安門視為一種概念性的入口，藉以踏進中國的漫長革命，一場揉雜了思想、統治方式與情感的革命。
書中人物的所作所為，展現出中國人在回應我們的時代危機時如何富有彈性、如何充滿勇氣，又是如何靈巧敏銳……所有這些特質反覆出現在筆者論及的中國人身上，或許有助於破除西方人積習已久的迷思，一掃中國人冷漠、短視的陳腔爛辭。
當時不少中國士大夫已有採納西方軍事、工業、科學技術以圖「自強」的計畫，但是康有為吸收前人見解，又能加以超越，融會出一套自己的藍圖。
當中日兩國在馬關簽訂條約時，他們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一片譁然……消息傳到康有為耳哩，不到幾個時辰就夥同幾個密友上書拒罷議和，數日之內寫就一萬八千字的萬言書，聯合十八省舉人共千餘人具名，以奏摺形式進呈皇帝。此時這群舉人彼此還在競逐功名，卻公開表達反朝廷的立場，無怪乎當時有人說這展現的愛國情操乃是自古以來所未見的。
菁英子弟在1895年表露出的挫折和憤怒，到了1890年代末已延燒舉國上下。雖然中國依然亟待東山再起，但是對西方或日本的西化模式敵視越來越深。
康有為寫道，從君主制直接跳到共和政體，天下勢必大亂。他的觀點有部分參酌法國大革命與英、美政府體制的演進，一方面也引了儒家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看法。從孔子的時代已降，中國的歷史敘述與分析在結構上就傾向於循環論，以朝代更迭循環的觀念作為政治模式。
康有為的《大同書》把大同世界寫得天花亂墜(探討種族平等、性別平權甚至破除家庭隔閡)，猶如近在眼前，但他稱自己的大同理念「遠邁時代」，不願全書付梓刊行。康有為要是讓世人更清楚他在宣揚這種大同理念，一定能吸引到一批新一代(1900年義和拳亂之後)的激進學生。
梁啟超終於在1903年到了美國，而他心中對民主的崇敬也就此煙消雲散；他看到這套制度被朋比為奸、坐地分贓的行徑所把持：選舉太多、太腐敗，太重視民眾的近利，所以出不了有遠見處理大問題的領袖。
秋瑾將民族大義與婦女權益結合在一起，而她抗議的性質及姿態，則說明了另外幾股中國革命浪潮匯流的結果。女子學校數目的增加，西洋傳教士及中國改良派的影響，從海外大學畢業的女子返回中國，翻譯西方女權領袖的著作─都對當時激進的民族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徐錫麟和秋瑾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在任何革命中一定有這種人的身影：這種無畏並不是不計一切後果的無畏，也不是為了突破重重封鎖、破壞路障那種奮不顧身，而是想過各種後果的無畏，即使會招來搜捕嚴懲，也傷不了他們似的。不過是由幾個留日學生與當地的秘密會黨組成的鬆散聯盟，但是他們彷彿勝券在握。實際上，滿清的力量仍然很大。
魯迅認為，秋瑾之所以在紹興貿然行動，全是因為前一年秋瑾在日本公開演講時，獲得在場留學生滿堂喝采，把秋瑾給過度偶像化。魯迅就曾向朋友說，秋瑾是給「捧殺的」。魯迅這話說得很諷刺、很露骨，也很深刻。這三個特徵也見於魯迅後來的文字之中。
秋瑾人在日本時，對於日本在日俄戰爭大勝一事大為欣喜，魯迅卻從中意識到凶兆隱然成形，惴惴難安。1904年，魯迅就讀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感受到日本學生對他滿懷敵意。
此時白話文雜誌、報紙如雨後春筍競出，提出警告中國若不能改革，在列強的壓力之下，很可能解體，探討的主題包括波蘭被瓜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前景；以及美國黑人所面臨的困境。
康有為發覺有三個歷史案例彼此印證：法國的例子顯示對革命懷抱期望過高，於事無補；印度的例子表明國家分裂陷入的困境；而美國共和政府雖能運作，乃是美國革命之初人口少，而英國的民主傳統又深植美國社會，但中國從來就不具備這兩大條件。
大選期間，孫中山的角色無足輕重，新興國民黨主要是在宋教仁的領導下，於1913年的全國大選中大獲全勝。民主黨在大選中一敗塗地，梁啟超非常失望，顯示面對首次全國大選，仍有不少中國人無法將不可避免的政黨挫敗和個人榮辱、面子問題分開來看。這相當印證了康有為的看法，他認為中國還不具備實施民主政體的條件。
根據沈從文的自傳，這種處決是家常便飯；若逢土匪作亂或「清鄉」期間，更可能高達一個月幾百、甚至兩三千人。到底是不是土匪，營裡士兵往往不明究理，便在市集之日人群萬頭鑽動時，當眾處決。康有為得自日本人的資料估計，中國革命頭兩年的死亡人數達兩千萬，縱然死亡人數只有日本人估算的十分之一，也高得令人心灰意冷，不過可信度較高。
(凡爾賽會議最終違背中國的權利)以五月四日這天為名的運動，為中國歷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思慕，與一股全新的國際政治自覺，及嶄新、寬闊的社會意識融為一爐。這場運動對於教育、勞工組織，乃至於知識份子看待國家和自己定位的方式，產生的影響難以估算。
丁玲的母親決意不顧同學訕笑，上體育課，她解開層層纏繞的裹腳布，每晚將雙腳浸泡在冷水中以緩和疼痛。這種漸進、沉著的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勝利，使得丁玲自小便能識字，不必忍受纏足帶來的各種生活困擾。
瞿秋白在蘇聯體悟，士階級既不屬於資本家，也無法輕率地歸為封建階級；士階級似是而非地壟斷知識，以剝削無知的農民階級，就如同外國列強剝削中國本地的資本家。唯一的得救之道就是喊出「士的無產階級化」這句口號。中國不應再追求「為藝術而藝術」，而應漸漸過渡到「為生活而藝術」的階段，協助無產階級發展獨立的藝術形式。
若回想1890年代康有為殫精竭慮，投入民族認同、教育的基本內容、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解析，及對西方科學價值的探討，就可發現同樣的議題仍盤桓在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腦海裡。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仍是懸而未決的棘手問題。
梁啟超認為，中國不應被視為「落後」，因為中國有其迥異的發展途徑。當前境況的危機在於這三種模式(中國模式─天人合一和順應自然；西方模式─用科學支配和征服大自然；印度模式─斷絕物慾)被迫結合，且最終只有一種模式得以存留。西方模式現在是必經之路，但只要堅守中國人過去的生命態度，事實上也將同時改造過去的「西方」特質。
中國知識分子新的焦點除了放在(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改組及中國勞工悲慘的勞動條件，還首度鉅細靡遺地評估、分析中國農村的資源、災禍及前景。
先生，這年頭兒真有怪事，
這學生們有得喝，有得吃，
沒事惹出事兒來拚老命。
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
那是為肚子餓的去打仗。
沒事誰拿這老命送閻王！
聽說昨日又死了百十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 聞一多《天安門》寫於北京三一八慘劇後
聞一多在1927年所作的詩《荒村》，簡要的序言引述了報紙關於廣大農村殘敗景象的報導說：農村不見炊煙，夜晚一片漆黑，農家的門板全被軍隊充當柴燒，苟延殘喘的牲畜在廢耕之地覓食。(此時軍閥與地主大規模殘殺農民協會的代表，為了防堵共產黨人在農村煽動)。此時魯迅以沒興趣對中國人民發表什麼議論，爭先恐後看備梟首女革命黨人裸屍的群眾，與施暴的始作俑者同樣令他齒冷。
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作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魯迅
瞿秋白期望能落實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他與魯迅聯手抨擊那些試圖證明國民文學運動可在國民黨統治下實現的人淺薄無知，他力主文學要當成戰鬥工具。
就在1930年代初，蔣介石唯恐學運工運招致日本及其他列強進一步反撲，故全力壓制舉國激憤的情緒。不僅共產黨人，連受西式教育的新世代自由派人士都遭蔣的打擊。面對此一局勢發展，文人的一種反應就是寫下當前悲慘的荒謬事，小說家老舍就是一中的佼佼者。《貓城記》充斥著他自己以及國人同胞的辛酸與苦澀，一問世即引來左翼作家的抨擊。老舍自己也說，作為一本書，它「充滿否定，因為我沒有積極的主張和建議。」倘若直接訴諸政治行動，只會帶給中國更多苦難，那文字能有多大的意義？
老舍繼續探討了近代中國中產階級的世界，中國舊時社會的價值觀已不再合用，面對新世局尚未找出新的道德原則來依循；他們雖感到自己的不幸，卻怯於動手扭轉自己的處境。《駱駝祥子》也是一步影射北伐之後十年期間中國命運的寓言。
丁玲在這次倒蔣政變的兩個月前回到西安，十月底達共產黨據點保安，受到共黨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丁玲是作家，又是從國民黨手裡逃出的政治犯，他們樂於利用她這雙重的名氣。
戰亂中的昆明，暫時不會再有文人相輕的齟齬，唯能讓聞一多操心的，就只有如何填飽肚子，如何躲過幾乎讓他自學校接孩子返家途中喪命的日機轟炸，以及如何在因陋就簡的地方善盡他的教學責任。
國民黨對中共根據的進行經濟封鎖，於是強化黨的紀律變成為當務之急。共黨領導人開始重申「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強調必須團結服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隊伍，丁玲與其他人都感受到黨內的這股壓力。
更具洞見、更為敏銳的文章，是丁玲作於1942年的《三八節有感》，文中從國際婦女節的總體脈絡來反思延安的女性處境，共產黨幹部宣稱女性主義的關懷必須臣服於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在這樣的世界哩，丁玲仍不為所動地重申女性主義論述的需要。這股批判風潮在四月底告終，丁玲的編輯職務被撤。五月二日，毛澤東發表演講，要求延安知識分子反省他們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以及寫作的訴求對象。之後期間丁玲所創作的小說人物，大體上都是勤奮、謙遜、熱烈響應共產黨服務人群的號召。
聞一多日漸意識到國民黨軍隊的腐化墮落與專橫跋扈，敲開了他的學術象牙塔，寫了一系列有政治傾向的文章，批判儒家中庸、逆來順受的價值觀，並痛斥中國人拘泥於家庭的價值，有愛培養愛國主義的精神。他力促採行進步的西方價值觀，顯然當年五四運動高呼揚棄傳統文化與社會價值觀的所有目標並未一舉成功。聞一多遭到暗殺後，他的名字在全中國成為一種象徵符號，代表為了追求學術與個人自由，挺身而出反抗國民黨的高壓手段。
包括丁玲在內，大部分作家都對農業集體化的議題保持緘默。政府的說法自然是粉飾太平，企圖掩飾這場劇烈轉型激起的內在衝突。
鄧小平的一段話，再加上黨在新憲法的序言裡承諾要創造一種「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立即引發知識界的熱烈迴響。然而，這時的大環境還是不利於對人權的追求。1978年12月15日，昔日紅衛兵魏京生時年二十九歲，是北京動物園的電工。他在民主牆上張貼題為「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1979年12月8日，中國政府明令撤銷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的權利。
起訴書說我「打著所謂言論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旗號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我要指出，言論自由絕不是什麼所謂的。檢查員用這樣的口吻談論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不但說明了檢查員在進行思考中抱有偏見，而且說明了檢查員忘記了他的保護公民民主權利的責任……如果要求批評必須完全正確，否則就治罪，就等於不准許批評，等於不准許改革。-- 魏京生
青年在這般世界裡為生存而掙扎，中國漫長的革命真讓他們得以安身立命，或者他們必須重新釐清革命的奧義，試著為自己和這個國家實現近百年前迴盪在耳、但鮮能掌握的許諾？
短評：
之前看到一則伍佰是史景遷書迷的新聞，決定找一本他的著作看看，讀完非常佩服。史景遷以生平橫跨近代中國的康有為、魯迅、丁玲三人為主軸，搭配紮實的史實和文獻根據，編成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透過一個個知識份子言行、思想、心境的描寫，折射出當代中國人的掙扎、嘗試和無奈，也打破傳統對中國人短視、冷漠、中庸不求變的迷思。清末民初到國共內戰這段殘破不堪，讀來讓人心痛的歷史，這本書卻讓我行雲流水地看完，值得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