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在台灣,我做的事被大家匡進“地方創生”類(因為專案屬於日本總務省地方創生政策下,但內容要說是地方創生有點牽強)。台灣在地方創生發展的進程,還有社會對地方創生的認知程度還很低,於是各界開始有不同詮釋。後來在各種工作、研習還有課程以後,我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為引導師,專業設定則是放在場域營造。
場域營造裡面專業的技術很多,簡單來說就是促成各個立場、身份、輩份的人們能透過對等交流來促成相對符合“對組織公平合理”的對話環境。個人認為這在社群以及組織進程中是一門不可或缺的學問。
對台灣人、或很多日本年輕人來說,會覺得搞一些社群、社會團體是老人在幹的事,學那麼多溝通技巧、跟那麼多同溫層外的人窩在一起開會,不如龜在家裡過自己愉快度日。但社群還有社團在現代社會裡其實有剛需存在。
民間組織大家可能會聯想到像獅子會、扶輪社,這種有錢人團體,或青商會、BNI之類以商業目的為主的社團,也可能是保護勞權、薪水的同業公會。
但不參加這些,人也不會死。
人不在生命受到威脅時,絕對不會勤勞到要去參與社團,或是積極去尋求人際連結,在經營生活外,能有時間精力去經營社團跟社群的人,已經算是平均值以上的人類了。
這次能登大地震,震到我再度翻出以前在政策研修時期的講義跟資料,才發現原來答案早就寫在講義上。
日本人之所以那麼愛搞社群、社團,不管民間還是業界都有各種基金大家一起存錢(縣民共濟、都民共濟、住宅修繕積立金),就是為了應付各種天災。台灣現在雖然很熱,各種不永續的建設跟制度設計也趕不太上環境的變化(包括使用上以及自然環境),但以毀滅性災難發生的頻率來說好像還是很低?(或是政府沒統計而已?)總之整個社會對於災害好像不是那麼有未雨綢繆,或“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些什麼來防災吧!”的氛圍。
相對而言日本就一直為了不知道何時會隨天災到來的破產而存錢。
日本在存的也不只有錢,為了應對災害而生的組織、社團、社群規劃,以及彼此的合作經驗跟信賴關係,都需要時間累積。我們看到他們的團結合作,支撐地方活動跟經濟的各種五花八門的社群、社團,都只是災害後的副產物罷了。
當大家面臨災害,知道災害的可怕跟災情中或災後社團的功用後,誰還敢輕視社群?
相對台灣大概就沒這需求,所以不好懂吧?
曾經有一個學生問過我「請問工作坊收錢要用在哪裡呢?」 國立大學的人可能都覺得教學是免費的(但其實也不是免費,只是稅金應付了大部分國立大學生的學習成本)。現在正好來談談工作坊的錢花在哪裡。首先工作坊要有內容,大家來參訪上課,我要先準備整個工作坊的架構,大家要來學什麼?要怎麼安排課程才有邏輯?要找誰當講師?發表會怎麼辦會比較好?
這是規劃的部分。
接下來我要聯絡每個場域的負責人,開始橋場地跟講師,然後安排時間到正好能擠進我們的田野調查那三天裡。接下來要跟他們橋簡報內容,要書面翻譯還是口譯?要印講義、打投影還是發資料?
最後我要做我自己要講課的講義,完成階段要跟其他每個講師對稿。前面這部分的費用,就是每個地方的講師費、場地費、企劃費、翻譯費,還有我來來回回去場勘的人事費。接下來是住宿費跟餐飲費,交通方面有租車、加油跟駕駛的費用。
工作坊正式開始以後,隨行老師、駕駛、翻譯、專案諮詢,這些通通都要人事費,但是我一個人cover掉大概四分之三,加上台灣老師也沒收人事費,所以才能辦成這種跨國工作坊。
所以那時候學生問,為什麼這工作坊要錢的時候,我當場有點語塞。對學生來說,工作坊大概只是出國玩吧? 但為了要跟大家宣導:工作坊不是單純來玩這件事,就需要下很多苦心,畢竟花那麼多資本跟資源,要是消費者沒感覺都是白搭,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最近也有畢業生跟我說「覺得你好像也不是缺錢,但總覺得作起事來總是綁手綁腳」
我對工作坊這件事一直有自己的堅持在,無論對象是成人或學生。我希望我帶過的場域,都能帶給大家一些改變或是啟發。但工作坊作為生意來經營,就不是經營者跟學員那麼單純了。首先我第一個要負責的對象是學員,我希望他們能學到一些東西;接著真正付費的是家長(或是其他出資單位),所以我也要對出資者負責;然後是台灣大學端(或其他單位),他們要結案,會需要資料跟成果才能把這條線延續下去,最後是加賀地方的人;我有付講師費、場地費,帶去的客人不要太沒禮貌,只算是一場商業交易,但如果要加分,就要看帶去的學生禮貌、提問踴躍度、最後提案完成度等等。學生的提案厲害大家會誇獎學生,提的爛、完成度低,大家會怪我教不好....這樣大家知道工作坊要弄到好有多難了吧(煙)
至於做這麼血汗的事究竟能得到什麼?除了見證學生的成長,然後多了很多我可以買玩具給他們的乾媽以外(因為大家都付錢來,所以每個都是我乾媽),以金錢跟勞力換算下來完全入不敷出。每次在哭窮,不是因為我窮,而是以單純工作的角度來說做這件事真的太窮了,沒有幾個不計較錢的同伴在還真的做不下去;我現在狀況就是自己體力越來越cover不來那麼多工作量,新的年度要重新衡量一下自己還能騰出多少體力跟空間來做這件事了。
我一直不太相信世界上有完全利他的事存在,所以要是說做工作坊是為了作育英才,希望透過更多學會對話基礎的人促成台灣人民大團結之類的狗屁大概完全無法說服我自己;更適合的答案,我想應該是:我透過不斷衍繹這些已知的方法跟學問,可以探究更多“對話”的可能性,然後置身“人工製造”的高壓環境中,去挑戰思想上的昇華、或是技能上的成長。
進一步希望培養將來擁有相同價值觀,一起奮鬥的夥伴...退一步,也希望幫助跟自己有類似困境或煩惱的晚輩去面對、解決自己的人生課題。然後在過程中,也試著找出能解開我人生死結的蛛絲馬跡吧?
這樣說起來加賀的工作坊對我來說還真是意義重大欸!在我病死之前看來每年都要搞一攤了(欸?)
工作坊結束後的某一天,我帶朋友來到加賀市某間清酒bar小酌。朋友們黃湯下肚,用中文閒聊著,而當天擔任司機兼伴遊的我也索性跟老闆自顧自聊了起來。突然話題來到「為什麼我的工作坊幾乎都是女生來參加」這件事。
當初跟別人也不只一次討論過這個話題,那時我印象比較深刻的答案,除了因為目前跟合作的學校還有地方創生相關科系都是女生居多這種廢答案之外,有一個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男生不喜歡目的不明確的學習。(之所以說扯文科理科這答案很廢,是因為類似的學習在還沒分文理科的高中國中階段、還有出社會以後的成人階段都是女性壓倒性的多)
而老闆給的回應是:「這應該是貧困造成的選擇吧?不是說他們很窮,而是他們對人生的期待還有想像,沒辦法充裕到讓他們去面對“沒有正確答案的學習”。」話題接著深掘下去,就講到社會對男性的期待。日本的大學生男生畢業不升學就是工作(台灣男生的話還要當兵),所以他們會想要把時間花在明確、對自己將來有具體用處的地方,而這類的人可能會成為工程師、科學家,去解決相對明確且具體的問題;但我帶工作坊這幾年下來,了解到多數人獲得了穩定的薪水跟生活之後,總有一天還是要回來面對人生這一門沒有正確答案的課。
「思想的貧困、言語的貧困,造就了現代社會上貧富差距的死局。」話題繼續往下,也繼續圍繞著工作坊的各種價值。
工作坊的探索過程,就像人生這個在有限時間內,追求無限可能的死局中探索一樣...我們的選擇看似無限,實則有限,社會上認可的成功看似有最佳解,其實結局出生就已注定。面對這些可能會讓人痛苦無助,也有機會讓人得到新啟發;而在工作坊過程中我盡量讓大家試著發言、表達、整理意見,就是為了讓參加者更能透過言語來促成更高效率的協作。一切都是為了讓大家將來需要面對更大課題,不得不團結的那一刻而練習。
工作坊的願景,就是打造意志明確的個人,與高協調性的組織....當然學習效益、內容設計也因人、因梯次而異啦。但比起現在把多餘時間跟注意力都投注在手機上的人們來說,這些認知到如何“表達與傾聽”以及“實際面對各種議決還有衝突過程”的人們,覺察層次應該已經不在相同等級了。
回頭想想這社會給男人的壓力,似乎不太容許大家去繞遠路。成功的男人在社會上付出的多,收穫會更多,但不在那個圈內的男人們,相對被剝奪感應該更大,這社會上不是單靠努力就能走向資本主義社會認同的成功。所以我覺得男人們該多花點時間在自己身上,多照顧自己的內心、聽聽自己對生命的渴求,不用百分百投身在競爭的紅海,追求遙不可及的功成名就....那太痛苦了,如果同樣要受苦,那不如把精力投注在尋找人生目標上,可能會比追求主流價值的成功更踏實點。
每次送走一批學生,除了想想自己帶給了他們什麼以外,我也常在想他們帶給我什麼?這次比較印象深刻的體悟,就是某些單純的話語跟經驗分享,跨越一個階級,就成了不知民間疾苦的炫耀跟刺耳的嘲諷。
在跟人相處時我們要常常意識階級的存在,尤其與不同階級的人對話時,更要注意自己的用字遣詞還有發言內容,無論身在什麼階級,都不要忘記同理跟仁慈;人一出生,就註定走上一條通往死亡的單行道。
在旅途中,我們結交的夥伴數量,決定了將來能挑戰多大的願景;有些人出生拿了一手好牌,更有資本去結交各方友人,但那一手好牌要用來機掰人的話,也可能會讓自己在意外的地方栽跟斗。
我的探索之路還在繼續,這篇文章正好完成在2024農曆新年第一天,希望今年我能找到更好的人生解方,遇到更多有趣人事物;也祝大家今年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