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揭露纳粹毒气室犯罪证据的勇敢者——库尔特·格斯坦的人生故事。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1941年3月15日，在库尔特·格斯坦提出申请6个月后，他被武装党卫军接纳。几个月之后，他对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他在医学方面的知识，让他受到了上级的注意。很快，他被调往了柏林卫生研究所，那里的医生包括化学家正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医学实验。当格斯坦带领着团队开发出了应对国防军斑疹伤寒爆发的应对方法时，他成为了这个研究所消毒和卫生方面的首席专家。
1942年6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名身着便服的纳粹军官进入柏林卫生研究所，并被带到库尔特·格斯特的办公室。来访者带来了帝国安全部的上级阿道夫·艾希曼的命令：要求格斯坦从一家秘密工厂收集大量特殊气体，并将其运送到波兰的某个地点。这种气体就是齐克隆B，是氢氰酸的一种变体。一旦释放与空气接触就会释放出致命的烟雾。便衣纳粹军官并未提及它的用途。不过，格斯坦已经猜到了，那年早些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简报文件，内容是在被占领的波兰建造“必要的”建筑物，用于毒杀犹太人。格斯坦怀疑齐克隆B将会被纳粹用来作为大规模屠杀的手段之一。
格斯坦尽管外表看起来，像是为纳粹忠诚工作的一员，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加入武装党卫军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罪行。现在，他不仅是恐怖事件的目击者，还被命令确保将“凶器”运送到目的地。库尔特·格斯坦身材高大、面目严肃、眼睛乌黑锐利，1940年9月申请加入武装党卫军时，他已经35岁。浏览他的历史信息记录，很明显完全符合武装党卫军新兵的条件。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家庭，他的父母也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经过仔细审视，库尔特·格斯坦的一生都充满反抗的意愿和勇气。在学校，他因逃学而闻名，这些行为使他与他的父亲发生了冲突。他的父亲路德维希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并且经常自豪地宣称，在他家族的族谱中只有雅利安人的血统，并常常告诫格斯坦要“保持种族的纯洁性”。格斯坦的整个家庭都充满着强烈的沙文主义气息。
格斯坦在1936年搬到了蒂宾根，并开始在蒂宾根大学学习医学，同时加入了基督教。希特勒上台之后，很多德国基督教教堂开始纷纷建立受纳粹影响的新教教堂。格斯坦对此比较反感，并且开始在剧院门口抗议，反对建立和纳粹有关的基督教教堂，然后就遭到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殴打。他并没有被此吓倒，而是继续公开批评希特勒政权。两次被捕，还在集中营呆过几周。后来他在一家钾矿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还帮助了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并获得了纳粹的良好公民证书。通过这些行为之后，他意识到，由于纳粹会消灭掉任何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改变纳粹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内部开始。
1942年8月，格斯坦跟随车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森林地区，从一家钾肥厂取出了天然气容器，然后前往波兰。齐克隆B车队于1942年8月17日抵达波兰卢布林的党卫军营区。当地的党卫军、警察局局长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准将，正是从这里的基地开始在贝尔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建立了一个大型死亡集中营网络，其中包括他吹嘘说，他的目标是消灭掉所有波兰犹太人。他看着“卫生”专家格斯坦说：“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改善提升毒气室的服务和效率。”计划是车队到达集中营后，用齐克隆B毒气杀害所有犹太人囚犯。
在亲眼目睹毒气杀害过程后，格斯坦连夜乘坐火车返回德国。在同一趟火车上，格斯坦遇到了瑞典外交官戈兰·冯·奥特男爵。在漆黑火车的微弱灯光下，格斯坦在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况时泪流满面。“如果你告诉盟军，他们就可以在德国各地散发数百万张传单，”格斯坦说，“这样人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会起来反对希特勒。”
随后，这名瑞典外交官就向中立的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瑞典政府担心加剧与希特勒的关系，选择了将其搁置到战争结束后。格斯坦回到柏林后，立刻联系了当地的瑞士使馆，后者也担心激怒希特勒，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格斯坦又联系了当地的教皇大使，但格斯坦并不知道，后者更愿意相信第三帝国。大使的工作人员将格斯坦带出了大楼。格斯坦陷入了进一步的恐惧之中，时常自言自语，“机器已经启动，我却无法阻止它。”
1945年，随着纳粹德国的崩溃，库尔特·格斯坦抓住了作证的机会。他放弃了在柏林的职务，向西驱车向法国军队投降。起初，他被认为是真正的反纳粹分子，他根据自己在死亡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报告。但当法国陆军情报部门把他带到巴黎时，他被告知，他正在作为战犯接受调查。1945年7月25日，他在牢房内上吊自杀。享年39岁。
与此同时，在波兰，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来自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和贝尔热茨发生的恐怖事件，估计有超过140万欧洲犹太人魂断集中营。
1950年8月，库尔特·格斯坦的名字被提交到了德国的一个去纳粹化法庭，以评估他的声誉。法庭承认了格斯坦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抵抗努力，但表示他的行为“不足以阻止这台战争机器”。最终，法庭裁定格斯坦不属于主要战犯，但是将他放置在了“受纳粹污染”的行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遗憾的结局。命运无法改变。所谓中立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实际上是在让这位勇敢者陷入默默无闻的耻辱。对于格斯坦这样的人，当他试图向盟国告知德国正在发生的恐怖事件，却被当作一个简单的战犯并与真正的凶手混为一谈时，必然会万分震惊。很可悲，可能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付出了努力，但由于环境和时代背景的限制而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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