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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基建神話
上篇我們聊了關於中國企業慣性產能過剩之後，這篇我們接著聊中國政府機構同樣有慣性產能過剩的情況。其中包括過去十年最有名氣的高鐵神話與商業地產CBD的過度建設。
前者導致鐵路營運機構連年虧損，後者不僅導致中國各大城市的辦公樓空置率居高不下，甚至誇張的例子像河南鄭州新城或內蒙額爾多斯市直接蓋了一整座沒人居住的鬼城出來，形成資源的莫大浪費。
縣縣通高鐵
2018年以前，我們很容易在中國的自媒體甚至官媒中聽到所謂新四大發明，所指稱的即是高鐵、網購、行動支付、共享單車，其中高鐵佔第一位。
也不過是十來年前的2008年，中國第一條時速300公里以上的京津高鐵完工通車，中國正式邁入高速鐵路新時代，總通車里程從0公里飆升到至今的4.5萬公里，如果加上一般鐵路，總運營長度則高達15.9萬公里。（作為對比，美國鐵路總里程為26萬公里，高鐵為零公里；幅員更廣闊的俄羅斯鐵路總里程僅為8.5萬公里）
由於特殊的歷史地位，負責興建管理中國鐵道建設的鐵道部一直有著國中之國的特殊地位，不僅有屬於鐵道部自己的職工家屬學校與福利，甚至在過往連鐵道警察也歸屬於鐵道部管理，而非公安局。
也因此當中國在十幾年前開啟基建狂魔模式時，鐵道部的高鐵大躍進自然加足馬力響應國家建設，飛奔而去。
中國目前營運中的高鐵路線
然而，中國高鐵建設主要靠舉債融資，與急速增長的高鐵里程所伴隨著的是鐵道建設的巨額債務。2023年，由原本的鐵道部轉型公司化的中國國鐵集團實現營業收入1.2兆人民幣，但淨利潤卻僅有33億元，利潤率連千分之三都不到，而這還已經是業績比較好的一年了。
鐵道收入增長的同時，自2005年到2023年，中國國鐵總債務也從4768億元猛增到6.13兆元，足足翻了13倍。每年光利息支出都有2000多億元，33億的盈利連利息的零頭都不夠。即便這6.13兆元的債務從即日起凍結，且年年盈餘，那也得花上1857年才能還清債務。
1857年是甚麼概念，從現在往前推都已經是東漢末年三國演義的時代了！
各省造新城，市市有ＣＢＤ
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經濟以來，過去二十年中國各省市蓬勃成長，主要都市都紛紛規畫起各自的門面，擘劃一個比一個更加雄偉的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中央商業區）。
比CBD規模更加浩大的是各省市拔地而起的新城區計畫，包括近年最有名，當今聖上欽定的河北雄安新區、前幾年發生過大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河南省會鄭州新區、內蒙礦業首富的鄂爾多斯市新區等等族繁不及備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點進來看圖組。
然而，各城市競相興建商業地產的結果就是蓋出一棟又一棟閒置無人問津的辦公樓，更慘的資金無法到位而興建到一半無以為繼的爛尾樓。
上圖中國各主要城市的辦公樓空置率，以及未來兩年即將建成的樓地板面積。可以看到中部主要都市的武漢、長沙的空置率超四成，即便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也普遍超過二成。
相較之下，台北市的辦公樓空置率最新數據為5-6%。
更讓人擔憂的是，由於美國的科技禁運，華為等大科技公司為了節約成本而搬離深圳，然而深圳未來兩年規劃興建中的辦公樓地板面積仍高達350萬平方米，如果美中貿易對抗的國際格局不變，中國高科技業與電動車產業持續被打壓的話，那麼這些新建樓地板面積將直接轉化為空置率。
比起空置的辦公樓更讓一個城市挫敗的就是爛尾的超高層建築，無論在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到無力興建完成而懸空的鋼筋與破敗的工地，這無異成為刺進城市心臟的一把毒匕首。
位於天津濱海新區金融CBD的高銀金融大樓是座117層的超高摩天大樓，在2015年當時以596.5米的結構高度，成為了僅次於迪拜哈裡發塔的世界第二高度建築，也成了當時中國在建的結構第一高樓。
光鮮亮麗背後的高銀集團其實是靠著話題與超高槓桿翹動這價值400億人民幣的項目，然而117大廈的銷售狀況卻並不好，因為高銀把117大廈定標為同比北京一線商辦大樓，售價極高，據說整座大廈十幾萬平方米的體量，當時只賣出去了區區幾千平方米。
而後，隨著高銀集團股價的一瀉千里，117大樓也爛尾在大樓封頂後直至今天無人問津，成為天津最刺眼的一道天際線。
我們由北往南望去，位於廣東深圳的世茂深港國際中心曾規劃建設668米的「中國第一高樓」，在2022年世茂債務危機爆發後停工至今。隔年7月首輪流拍後，以104.35億元的起拍價在京東拍賣再度進行公開拍賣，仍遭遇流拍命運。
相較於這兩座爛尾的天津高銀117高樓（596.5公尺高）與世茂深港國際中心（668公尺高），曾經短暫佔據世界第一高樓名號的台北101樓高則為508公尺，樓地板面積37萬平方米。
為免各地城巿繼續把蓋高樓當作經濟成長象徵，也就是所謂的＂摩天大樓魔咒＂，中國政府在2022年推出「限高令」，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築，即使是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築，也要進行嚴格限制。
GDP治國後遺症
由於中國政府以共產黨一黨領政，不存在以民主選舉選拔地方首長的管道，因此由誰升任省部級領導，甚至從外省進京成為中央要員就必須要有一套共產黨內的選拔標準，而這個審核打分的重要成分就是所職掌的地方經濟成長表現。
由北京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三位教授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中以1972-2002年的官員升遷與職掌地區的經濟表現得到以下三個結論：
經濟績效對這些省級官員的晉升有正的影響，其中任內平均經濟績效的影響較當年績效的影響更大，更為顯著。
在相對績效考核中，在任官員相對于前任的經濟績效對其晉升有著顯著的正影響，而他們相對於周邊省份的績效對升遷的影響則相對有限。
經濟績效對升遷的影響隨時間不存在明顯的變化趨勢。
這些發現支持了中央政府運用人事權來激勵地方政府官員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觀點，並且反映了中央政府評價省級官員時的理性選擇。我們認為，這種人事激勵方式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來源。
同樣一款ＧＤＰ，算法卻大不同
當然，即便是民主國家，若掌舵的領導人能把經濟搞好，人民有感的話。那麼連任當選的機會也是比較高的，這點中外皆然。
然而同一款計算經濟成長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卻有完全不同的統計方式。包括台灣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主要使用的是＂支出法＂計算整個國家的總民間消費＋企業再投資＋政府的開支＋（出口－進口）得到一個全國總開銷的數值。
馬克思經濟學
中國主要採用的是繼承前蘇聯所採用的MPS（System of MateriaI Product Balances）也就是物質產品核算體系的“生產法”統計，即分別計算各國民經濟部門的產出總額，再對應扣除各部門的中間消耗，最後匯總所有部門產出增加值的辦法。
中國所採用的“生產法”相對於歐美採用“支出法”，其優點在於更多地避免了重複計算，尤其更加關注社會產品價值的核算。而其缺點也是明顯的，由於生產法的統計相對複雜，不夠全面，往往忽視對非生產性部門，例如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對於經濟的輔助貢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追根溯源還是來自於共產主義源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所有的社會產出都是由工人所創造，資本家（金融）與中間商人只是高價賣給消費者的過程中剝削工人的生產利潤。
因此共產主義壓根子不承認消費、資本金融與服務業的價值，一切的產出都要回溯到工人生產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自《禮記·緕衣》。 指的是上級領導幹部有什麼喜好，下級或百姓就更加喜好，這種社會上的上行下效現象放在當前的中國官場治國理政，抓好中央領導對經濟成長的看重就成了升官與否的關鍵。
而一省一市的經濟成長又是以生產法ＧＤＰ統計為ＫＰＩ指標的時候，任何人當上地方首長自然的就會強推那些會推升該省市＂實質生產＂的項目：基礎建設（鐵公基）、房地產項目、太陽能基板、電池、電動車；而忽略了不容易計算GDP的非生產類項目：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
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出現中央倡導ＸＸ五年計畫主推甚麼產業躍升計畫，各省市就會一窩蜂的補貼生產，重複建設一模一樣的工業項目，最終的下場就是產能過剩。
如果你是資本家商人，看到這個市場已經陷入紅海競爭無利可圖的時候，理性的資本家會撤退出場另覓商機。
然而在官場上，中南海中央領導的位子就那麼十幾個大位，地方省委書記在任時搞好經濟才有機會上位，至於甚麼爛尾、產能過剩、基建使用量不足的問題，那就是下一任書記的問題與我無關。
過幾年後，已經上位的中央首長或許還能下鄉開會批評新任地方書記領導執政無力導致經濟衰敗。而這也是柯林頓時代的美國政府期待以ＷＴＯ全球化經濟發展企圖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好傻好天真的背後兩國文化社會結構的差距。
中國自有一套不同於西方社會運作的經濟邏輯與政治正確。(台灣媒體不要再說念人文社會科學出社會沒有用了)
讀到這裡，也想請讀者說說，你覺得中國有可能擺脫這種命中注定的產能過剩窘境嗎？相反的，美國這種用支出法統計ＧＤＰ的經濟體又會產生甚麼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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