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力州
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有限公司導演導演、監製。以《新宿駅，東口以東》獲金鐘獎非戲劇類最佳導演獎，並多次入圍金馬獎，更以《奇蹟的夏天》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近年的《怪咖》系列拍攝計畫深入校園、培育18位新晉導演。
雜食系紀錄片導演的田調經驗談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雜食長大的小孩。」
當楊力州拿起攝影機，他不只關注特定的議題，他的觀景窗裡不會只有單一的畫面，應該是五彩斑斕，充滿各種生命的景色。在他的影像書寫中，他自己的創作核心在談論「偏見」，但創作這麼多主題的作品中他也漸漸察覺，「偏見的高牆」不曾因為他的作品倒下，拍攝無數題材，對他來說，他能做到的就是在偏見上提出不同可能的看法。
「我老實跟你講，那堵高牆越來越高。你好像消弭了某一部份的偏見，但有另一個面向的偏見又長起來了，所以偏見的這堵高牆一直都存在著。」
擁有豐富拍攝經驗的楊力州，談論田野調查的經驗自然也是信手捻來。他表示，很多時候我們在進行田調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可能是源於自己，「那個阻礙你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阻礙你自己或是那個刻板印象阻礙了你自己。」在進行議題的田調前，或是途中我們常常被自己固有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偏見」所影響到做田調的方法、設計問題、或是自己的主觀想法。
楊力州強調，做田野調查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去「安靜傾聽，不搶話」，將自己融入在拍攝場景中，鏡頭後的導演並非隱身消失於作品裡，而是自然的身在其中。然而，面對故事取得，除了要花時間與被攝者打好交道，更要讓對方願意說出來，楊力州表示，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急於從他人口中得到故事，反過來先告訴對方自己的故事是什麼」，在對等的狀態下，友好地去展開一段對話，是一種田野調查的方式，也是一種做人的道理。
現場工作照。（提供／楊力州）
做有思考的選題，做有意識的創作
紀錄片在選題上，楊力州說「不可能是應觀眾原因」，他認為影片的獲得觀眾與影展的青睞，重點在於你以一個很棒的切角去說故事，這個角度是透過你的思考、主動尋找、辯論探討中得到的答案，
「答案不應該由Google來告訴我們」。
通常他的編製團隊大約落在四人左右，包含製片、導演、攝影和攝影助理，這樣的編制算中小型的規模，面對不是演員的素人，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大製作反而會讓他們無法自在的進行拍攝。「可能有些人他們並沒有前前後後一起讀，（爭議片段）會成為批評我的一個材料，可是我並不是那麼在乎。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把它擺進來。」如何決定片段是否要使用，其實主要還是要服務於完整作品的敘事，有時候那些可能會招來他人批判的片段，楊力州仍然會採用。
現場工作照。（提供／楊力州）
拍片主軸走錯路的情況，也偶爾會發生。《被遺忘的時光》的拍攝過程中，楊力州一直想要去呈現失智症患者的遺忘狀態，攝者與患者的世界存在於不同的位置，這牽扯到的不僅僅是存在或現實的紀錄，更多地去觸碰到的哲學的思索，然而他卻在這裡卡關，認為自己無法拍出（描繪出）那個確切的狀態，而在某一天他才恍然大悟：
「如果沒有看見記得、沒有呈現記得，遺忘就不會存在了嘛。那我一直在拍遺忘，那它就不會存在，我應該先去拍記得這件事，我透過好多好多的記得，就可以讓遺忘存在。」
原以為找到了答案，卻在作品進入剪接環節的時候，與剪輯師發現了其實自己一直搞錯方向：
「這整部片根本不是在講遺忘，也不是在講記得，而是在遺忘跟記得的中間有一個東西，叫做忘不了。」
現場工作照。（提供／楊力州）
我用十八部片養新人，紀錄片需要更多元
近年來楊力州從導演投身監製的工作，身分的轉變是一種全身的學習，他也在其中找到了先前「偏見高牆」的問題解答：「我找到一個比推倒它更好的方法，就是跨過它。」，不只必須透過理解、大量閱讀、溝通與拍攝紀錄片，只有一個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找了一大群年輕創作者一起蓋階梯。
「我每拍一部紀錄片，就疊一個階梯，十八部紀錄片我就有十八個階梯，我推不倒這個高牆，但我可以跨過這道高牆。」
楊力州開啟了「怪咖系列」紀錄片的影像計畫，與十八位新生導演合作，並幫他們尋找、籌措資源。楊力州表示，這些導演是劇組裡最菜的人，往往他找來的攝影、配樂或是剪輯，都是業內響噹噹的資深大師，而這樣對於新導演的培養有相當顯著的效果。他利用自己的經驗與人脈協助這些新鮮創作者們完整的走一次作品，他認為這樣的經驗可以「一部抵四年」。
「紀錄片他是一個很寬的光譜。」
紀錄片有一些是具有實驗性精神的、新創的，楊力州認為我們需要這些非常有創作核心、原粹的靈魂，同時也需要符合金馬獎或是普羅大眾的作品，通俗與實驗這兩端並行是能夠幫助台灣相對較弱的文化想像去做發展與開拓；同時OTT平台的蓬勃發展也是延續未來紀錄片生命周期的好利器，我們將觀影體驗從浩大的影院觀眾席上，拉回家裡鬆軟沙發前的電視螢幕，甚至是置於手上的手機、平板畫面，創作者因此擁有了遠超乎過去數量的想像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