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日本在《終戰詔書》、《降伏文書》中聲明接受四大盟國的《波茨坦宣言》，等同於間接接受《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要求將台灣、澎湖、滿州歸還中華民國。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在中國（除滿州）、臺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蔣介石投降，並命令日本及日本控制之軍事及民間政權協助同盟國佔領日本及日本控制之地區。蔣介石委派陳儀將軍於該年10月25日赴臺接受在臺日軍的投降後，隨即片面宣布臺灣光復。否定光復論者則認為當時的中華民國只是依據麥帥《一般命令第一號》代表同盟國軍事接管臺灣。而後國民政府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由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
因國民政府接管官員貪污腐敗問題嚴重、軍隊紀律敗壞、濫印鈔票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失業問題嚴重，陳儀本人大權獨攬。政府藉由統制經濟的實施，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台灣的經濟命脈、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還將台灣的各種民生物資運往中國支應中國內戰，導致台灣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終至民不聊生；又文化及語言上的隔閡，中國移民相對於台灣人在社會地位及工作職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掌握資源者又對台灣人民進行種種歧視與打壓，如此一年多來累積了龐大的民怨，導致在1947年初，因一起緝菸血案，以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掃射抗議群眾，終於爆發蔓延台灣全島反抗政府的行動，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一週後，國府增援兵力抵台鎮壓，後續還有清鄉行動，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台籍菁英與百姓無故被殺害，或逮捕之後不經審判而被監禁、處死或就此失蹤。此事件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的序幕，並埋下後來族群對立態勢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1948年到1949年，國民政府在台灣展開了大規模逮捕槍決學生的行動，該事件被稱為「四六事件」。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調整台灣地方政治制度，廢除台灣省行政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屆省主席，縮小公營事業範圍。1949年，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改變幣制（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兌換新台幣），實行三七五減租，通貨膨脹形勢得到緩解。
但其實國民政府接收亂象也並非台灣所獨有的現象，而是包括收復對日抗戰日本占領區皆有此一狀況，通貨膨脹、群眾抗議與血腥清鄉都在中國各地不斷的上演，這也就是老蔣對日抗戰後沒幾年便丟失整個中國的主要原因。(順帶一提，在台灣四萬元換一元新台幣的同時，中國對岸也以一萬元法幣換一元人民幣，這也就是人民幣兌新台幣為一元人民幣等於四元新台幣的由來，以後有機會再來聊)而日治時期，台灣人普遍對祖國有一種憧憬，但光復後卻幻想破滅，究其原因仍然係雖台灣接受清朝統治兩百多年，但該時清廷並未積極統治台灣，且台灣孤懸海外與中國內地接觸甚少，並不瞭解真正的中國社會，再加上日治時期台灣人低人一等，也就誕生出投向祖國懷抱的願望。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亦稱國府遷臺、大撤退，是指1949年至1950年即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除了中華民國國軍的主力部隊之外，還有許多平民也跟隨國軍離開中國大陸，大部分部隊從華南撤退到臺灣，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個月之後才離開在中國大陸最後駐紮地四川省的中華民國國軍；這些跟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的中國大陸移民，形成了今日臺灣五大族群中的外省人。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在中華民國歷史以及現代臺灣歷史上均是重大事件。以時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國軍及國民黨原計劃藉由暫時撤退至臺灣，重新集結及鞏固軍隊，準備反攻大陸以取回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此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家優先事項。隨著1970年代國際情勢發生的一夕六變化使得反攻大陸的計劃變得明顯不可能實現，中華民國的國家焦點轉移至到臺灣本土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上。
國民黨的重要策略是推行有限的地方政治改革，以加強黨在臺灣人民心中的權威。為了使中華民國成為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合法化，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需要全中國的民選代表。一九四七年，中國人民選舉南京一千多名外省人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委員。在來到臺灣之後，這些代表被允許在大陸舉行下一次中華民國全國選舉之前保留他們的席位，從而使中華民國對臺灣的控制合法化。
在這種新的政治環境下，改革後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能夠提出他們的新權力。蔣介石相信，在這種威權政體中，地方選舉可以促進臺灣最終的民主。人們不相信國民黨不會不干預這樣的選舉；然而，由於一年內舉行了這麼多次地方選舉，許多選民都相信國民黨希望推進政治多元化。黨的領導人試圖擴大他們的影響力，但只是慢慢地允許反對黨的政治家競爭，通過給選民上政治課來教導民主應該如何運作。
1951年1月，舉行了第一次縣市議會選舉。在四月份，縣和市政府的其他選舉也接踵而至。十二月，臺灣臨時省議會成立。其成員由縣和市議會任命。國民黨透過軍事管制和控制地方選舉制度贏得大部分地方選舉，但聲稱已經舉行了自由選舉。蔣介石認為已經有了足夠的自由。因此，黨的領導人繼續強調戒嚴仍是必要的。
所以台灣在戒嚴時期跟中國大陸仍有極大的差距，當時台灣至少還有地方議會與縣市首長的選舉，品質如何就先令當論了，但當今中國各級官員仍由共產黨指派，連形式上的選舉都沒有。
那戒嚴時期台灣有沒有社會運動或民間政治運動呢？我們後面再來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