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耳刻(又譯作色琦、瑟茜或瑟西、古希臘語:Κίρκη Kírkē、英語:Circe)是希臘神話中住在艾尤島上的一位令人畏懼的女神。在古希臘文學作品中,她善於運用魔藥,並經常以此使她的敵人以及反抗她的人變成怪物。她是古太陽神海利歐斯的女兒,擁有火紅色的長髮,她是女巫、女妖、巫婆等稱呼的代名詞。
奧維德的《變形記》中記載「於是就向日神索爾(Sol)之女喀爾刻的奇異的洞窟走去。」意思為喀耳刻是提坦神(Titanes)與海仙珀耳塞 所生的女兒,貌美,擅妖術。 海希奧德的《神譜》中記載「大洋神俄刻阿諾斯之女珀耳塞伊斯(Perseis)給永不疲倦的海利歐斯(Helios)生下了喀耳刻和國王埃厄忒斯(Aeetes)。把光明帶給人類的海利歐斯的兒子埃厄忒斯,根據眾神的意願,娶了水流完善的大洋神之女、臉蛋漂亮的伊底伊阿(Idyia)為妻。金色阿芙蘿黛蒂的神力使她陷入了對這位國王的愛戀之中,為他生了美踝的美狄亞(Medea)。」意思為喀耳刻是許佩里翁(Hyperion)之子—海利歐斯(Helios)與海神俄刻阿諾斯之女—珀耳塞伊斯的女兒。
她可以操縱強大的黑魔法、變形術及幻術而聞名。她最擅長運用魔咒施加於藥草,並召喚來神明的力量於自身,將人永遠變成豬等動物。喀耳刻能夠利用魔力製造出虛無的幻象,並能使太陽、月亮及星辰在天空中影藏起來,使大地變成一片黑暗。傳說,喀耳刻在某個地方現身時,大地便開始不停地顫動,伴隨著她的降臨周圍的草木皆會變成白茫茫一片。
喀耳刻的幻術一到夜晚時就會失控,並產生出對自身不利的影響,如失控的幻象會顯現出喀耳刻家裡的牆壁上被鮮紅的血水浸染,還有烈火會將喀耳刻家中的一切物品全部燒盡的令人驚恐的幻象。直到第二天早晨幻術的反作用才得以漸漸消失。喀耳刻周圍時常會伴有一些珍禽異獸,而這些珍禽異獸都是由自己的幻術創造出來的。
喀耳刻主要是施展黑魔法,她所召喚的神明的力量來源於赫卡忒(道路女神)及卡俄斯(混沌之神),她擅長於蛻變、幻覺和巫術的魔法。
在《奧德賽》的故事中,喀耳刻將自己的丈夫—薩爾瑪提亞國王毒死以後,便前往艾尤島隱居起來。直到特洛伊戰爭結束之後,奧德修斯一行人在返回國土的途中來到了喀耳刻所在的艾尤島,喀耳刻盛情地邀請他的船員到島上大餐一頓,她卻不懷好心地在食物中放入了藥水,使那些船員們吃下食物後全都變成豬。其中一名船員歐里羅科斯(Eurylochus)逃脫後便立即回到船隊裡,將情況報告給了奧德修斯。同行的信使赫耳墨斯建議奧德修斯利用草藥(Moly)去抵抗喀耳刻的魔法。經過一夜的努力之後,喀耳刻被打敗,船員們被一一恢復了人形。因此,奧德修斯獲得了喀耳刻的愛情,並承諾會在未來一年中幫助他返回家鄉。他們在艾尤島上整整居住了一年,之後喀耳刻建議奧德修斯經由墨西拿海峽返回家鄉,但在這個海峽上他將會遇到名為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危險漩渦和塞壬女妖,喀耳刻便告訴了他如何通過塞壬女妖們海島的方法。在喀耳刻的幫助下,奧德修斯順利地完成了下一段征程。
他們在島上待了一年後,喀耳刻建議奧德修斯必須先造訪冥界,這是凡人從未做過的事情,以便獲得有關如何安撫眾神的知識,並可以安全地回家。喀耳刻也就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向他提供建議,並為他提供所需的保護以及與死者溝通的手段。在他回來後,她進一步向他建議了兩條可能的回家路線,但警告他兩條路線都存在巨大危險。
在海希奧德《神譜》的結尾(約西元前 700 年),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1.72.5) 引用公元前2世紀歷史學家謝納戈拉斯的說法,據說喀耳刻為奧德修斯生了三個兒子,羅莫斯(Romus),安德依阿斯(Anteias)和阿德依阿斯(Ateias),其實還有一個泰勒戈諾斯(Telegonus),他統治Tyrsenoi,也就是伊特魯裡亞人。 《遺傳》是一部現已失傳的史詩,講述了最後一個的後來的歷史。喀耳刻最後告訴兒子他缺席的父親是誰,當他出發尋找奧德修斯時,喀耳刻給了他一把有毒的矛。當泰勒戈諾斯到達伊薩卡時,奧德修斯正在塞斯普羅提亞與布里吉人作戰,泰勒戈諾斯開始蹂躪該島。奧德修斯回來保衛他的土地,忒勒戈諾斯用喀耳刻給他的武器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了他的父親,忒勒戈諾斯隨後將他父親的屍體帶回埃亞,連同佩內洛普和奧德修斯與她所生的兒子忒勒馬科斯,埋葬奧德修斯後,喀耳刻讓另外三個人永生不朽。
喀耳刻與忒勒馬科斯結婚,忒勒戈諾斯則在雅典娜的建議下與佩內洛普結婚。根據利科弗隆公元前3世紀的詩《亞歷山德拉》(以及約翰·策茨的《scholia》)中描繪的替代版本,喀耳刻在奧德修斯被泰勒戈諾斯殺死後使用魔法草藥使他復活,奧德修斯隨後將忒勒馬科斯嫁給了喀耳刻的女兒卡西鳳。一段時間後,忒勒馬科斯與他的岳母發生爭吵並殺死了她,卡西鳳隨後殺死了忒勒馬科斯,為母親報仇,奧德修斯得知此事後,悲痛而死。 在公元5世紀後期的史詩《狄奧尼西亞卡》中,其作者農努斯提到了法努斯,他是喀耳刻與海神波塞冬的兒子。
根據古希臘學者哈利卡納蘇斯的戴歐尼修斯引用撒歷史學家那哥拿斯的著作,喀耳刻和奧德修斯有三個兒子分別是羅莫斯(Romus),安德依阿斯(Anteias)和阿德依阿斯(Ateias)。他們分別建立了三座義大利城市羅馬,安提烏姆(Antium)以及埃代(Ardea)。
在往後的希臘作品中,記載了喀耳刻使用魔法將別人變成怪物的故事。例如將她所愛但卻不喜歡她的皮古斯(picus)變成啄木鳥,將斯庫拉變成海妖。
羅馬人把埃埃亞島定位於義大利西海岸拉提姆地區(Latium)的一個海角,取名女巫角(Cape Circaeum)。拉提姆(Latium)是義大利中西部的古地區,女巫角是拉提姆西南岸的山,被海洋和沼澤環繞,形成一個貌似海島的半島。
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他的《著名女性》(De mulieribus claris ) (《著名女性》 ,1361-1362)中提供了中世紀時期喀耳刻已知情況的摘要。在遵循她在義大利生活的傳統的同時,他諷刺地評論說,現在有更多像她這樣的誘惑男人的女人。
在約翰·高爾的長篇說教詩《懺悔阿曼蒂斯》( Confessio Amantis,1380)中,對與喀耳刻的相遇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尤里西斯被描繪成比喀耳刻更精通巫術和更善於言談,透過這種方式,他讓她懷上了特勒戈諾斯,故事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兒子後來對父親的追尋和意外殺死父親的故事,傳達了這樣的寓意:使用巫術只能帶來邪惡。
《尤利西斯》和《喀耳刻》的故事在格奧爾格·羅倫哈根的德國詩歌史詩《Froschmeuseler》(《青蛙和老鼠》 ,馬格德堡,1595 年)中被重述。在這部偽荷馬史詩《Batrachomyomachia》的 600 頁擴展中,她與老鼠的宮廷有關,並佔據了第一部分的第 5-8 節。
在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的雜集《喀耳刻》(La Circe – con otras rimas y prosas)(1624年)中,她與尤利西斯相遇的故事以三首詩篇的形式出現,這始於荷馬的敘述,但隨後又進行了修飾;尤其是喀耳刻對尤利西斯的愛仍然沒有得到回報。
納撒尼爾·霍桑在他的希臘神話故事集《坦格伍德故事集》( Tanglewood Tales,1853 年)的第三部分中,以《喀耳刻的宮殿》重述了荷馬史詩。變形後的皮庫斯不斷出現在這幅畫中,試圖警告尤利西斯,然後是歐律洛科斯,宮殿中存在危險,並在最後得到獎勵,恢復了他的人形。在大多數記載中,尤利西斯只對自己的部下提出這樣的要求。
朱迪思·亞納爾(Judith Yarnall)在對喀耳刻的轉變的調查中評論了這個人物,她最初是一個相對較小的起源不明的女神:「我們確切知道的,西方文學所證明的,是她非凡的持久力……這些不同的喀耳刻神話的各個版本可以被視為一面鏡子,有時模糊,有時清晰,反映了產生它們的文化的幻想和假設。在作為奧德修斯在流浪中遇到的角色之一後,喀耳刻本人在幾個世紀以來曲折的故事中,經歷了比她給奧德修斯的同伴們造成的更多的轉變。」
與喀耳刻形象相關的最持久的文學主題之一是她將人變成動物的能力。關於這是怎麼回事,人類的意識是否同時發生了變化,甚至是否是朝著好的方向變化,人們有很多猜測。另一位義大利作家喬萬·巴蒂斯塔·蓋利(Giovan Battista Gelli)在他的《喀耳刻》(La Circe,1549)中繼承了格里勒斯的對話。這是尤利西斯與變成各種動物(從牡蠣到大象)的人類之間的一系列十場哲學和道德對話,喀耳刻有時也會加入其中。大多數人反對改變回來;只有最後一種動物,也就是以前存在的哲學家,才願意這麼做。不久之後,亨利艾登 (Henry Iden)於 1557 年將這部作品翻譯成英文。後來,英國詩人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也在他的《仙后》 (1590)的章節中參考了普魯塔克的對話,該詩篇基於第二卷末尾出現的喀耳刻情節。蓋恩爵士在極樂之亭裡變回了阿克拉西亞色情狂潮的受害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為自己從騎士風度中墮落而感到羞愧,但其中一個特別重要:
那頭豬遲到了,名叫高格柵
深深地抱怨,他打錯了信件
他把我從貪婪的形態變成了自然。
另外兩位義大利人寫了相當不同的作品,以人體內的動物為中心。其中之一是尼可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未完成的長詩《金驢》 (L'asino d'oro,1516),作者遇到了一位美麗的牧女,周圍環繞著喀耳刻的獸群,在與他度過了一個充滿愛的夜晚後,她解釋了她所照顧的動物的特徵:獅子是勇敢的,熊是暴力的,狼是永遠不滿意的,等等(第6章)。在第七章中,他遇到了那些經歷挫折的人:一隻讓獵物逃脫的貓;一隻讓獵物逃跑的貓;一條激動的龍;一隻狐狸不斷地尋找陷阱;一隻會叫月亮的狗;伊索的獅子在愛情中允許自己被剝奪牙齒和利爪。還有佛羅倫斯各種人物的象徵性諷刺肖像。在第八章也是最後一章中,他與一頭豬進行了對話,豬就像普魯塔克的格里勒斯一樣,不想被改變,並譴責人類的貪婪、殘忍和自負。 另一位義大利作家是深奧哲學家佐丹奴·布魯諾,他用拉丁文寫作。他的Cantus Circaeus《喀耳刻咒語》是他於1582著作,大多數人類在占卜碗中變成了不同的生物。然後女術士喀耳刻被她的侍女莫里斯詢問每種行為的類型。例如,根據喀耳刻的說法,螢火蟲是白痴、驢子和默默無聞的人中最有學問、聰明和傑出的人等等。在後面的章節中,不同的人物討論了想像中圖像的使用,以促進記憶藝術的使用,這才是作品的真正目的。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法國作家將繼承蓋利的領導,安托萬‧雅各寫了一部押韻獨幕社會喜劇《Les Bestes raisonnables》(推理野獸,1661),這使他能夠諷刺當代的風俗習慣。在喀耳刻島上,尤利西斯遇見了曾經當過醫生的驢子、曾經當過男僕的獅子、一頭母鹿和一匹馬,他們都在譴責時代的頹廢。驢子到處都看到人類的驢子,城鎮廣場上的驢子,郊區的驢子:
外省的驢子,宮廷裡驕傲的驢子
草地上吃草的驢子,軍隊裡的驢子列隊
被球絆倒的驢子,鄉村裡的驢子劇院攤位。
言歸正傳,最終只有那匹曾經是妓女的馬想要回到原來的狀態。
拉封丹晚期的寓言《尤利西斯之友》(XII.1,1690)也有同樣的主題,也呼應了普魯塔克和蓋利。一旦變形,所有動物(包括獅子、熊、狼和鼴鼠)都會抗議自己的命運更好,並拒絕恢復人類形狀。查爾斯·丹尼斯將這個寓言放在他翻譯的拉封丹《寓言選集》(1754)的開頭,但提出了他自己的結論:當凡人偏離榮譽之路時:
並且對理性的強烈激情搖擺不定
那麼,除了畜生之外,他們又是什麼?
正是惡習構成了
迷人的魔杖和魔法碗, 他們所穿戴的人的外在形態
但實際上既是狼又是熊
轉變在靈魂中
Louis Fuzelier和Marc-Antoine Legrand將他們 1718 年的喜歌劇命名為Les animaux raisonnables,它或多或少地將相同的場景轉移到另一種媒介中,並由雅克·奧伯特配樂。喀耳刻希望擺脫尤利西斯的陪伴,同意換回他的同伴,但只有海豚願意。其他人,曾經是腐敗的法官(現在是狼)、金融家(豬)、受虐待的妻子(母雞)、被欺騙的丈夫(公牛)和胡言亂語(紅雀),他們發現自己現在的存在更多令人愉快的。 威尼斯人加斯帕羅·戈齊 (Gasparo Gozzi) 是另一位回到蓋利尋求靈感的意大利人,他在1760 年至 1764 年間以新聞文章的形式出版了14 篇散文《來自喀耳刻島的對話》。它包括來自寓言( 《狐狸與烏鴉》 ,十三)和神話中的人物,以說明其對社會差異的看法。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喀耳刻的干預,一踏上島上就找到了自己的自然狀態。這裡的哲學家不是蓋利的大象,而是從人類接觸中退入黑暗的蝙蝠,就像布魯諾的螢火蟲。唯一希望在戈齊的作品中改變的是熊,一位敢於批評喀耳刻的諷刺作家,並被改變作為懲罰。 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還有兩部諷刺劇。其中一個以普魯塔克的格里勒斯情節為藍本,出現在托馬斯·洛夫·皮科克的晚期小說《格里爾農莊》( Gryll Grange,1861)中,標題為「阿里斯托芬在倫敦」。一半是希臘喜劇,一半是伊莉莎白時代的假面舞劇,由小說中的人物在農莊表演,作為聖誕節的娛樂節目。在書中,唯靈論者提出了喀耳刻和格里勒斯,並試圖讓後者相信現代的優越性,但他拒絕承認現代在智力和物質上的倒退。一部以轉型為主題的義大利作品是 Ettore Romagnoli 創作的喜劇《La Figlia del Sole》(《太陽的女兒》,1919 年)。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僕人塞爾科波來到喀耳刻島,當他也變成了一頭豬時,他被後者救了,但是,由於其他原本無辜的動物因模仿人類的惡習而變得腐敗,因此其他被改變的動物在請求拯救時遭到拒絕。
同樣在英國,奧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更認真地研究了荷馬對奧德修斯同伴轉變的描述,儘管頭、臉和成員都長成了豬:
仍然被理智所詛咒,但他們的思想仍然孤獨。
多布森的《豬對喀耳刻的祈禱》 (1640)描繪了在人類意識不變的情況下以這種方式被囚禁在動物體內的恐怖。似乎沒有任何緩解,因為只有在最後一行才透露奧德修斯已經來解救他們。但在馬修 • 阿諾德的戲劇詩《迷途的狂歡者》(1849)中喀耳刻是其中的人物之一,她的魔藥的力量得到了不同的解釋。它所釋放的內在傾向不是動物性與理性之間的選擇,而是兩種非人格化之間的選擇,神聖的清晰與詩人的參與性和悲劇性的生活願景之間的選擇。在這首詩中,喀耳刻發現一個年輕人在她神殿的門廊裡睡著了,旁邊還有常春藤纏繞的碗,當他從它所引發的詩意狂熱中醒來時,他渴望它能夠繼續下去。
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人們開始重新解釋是什麼改變了人類,如果這不僅僅是魔法的話,對蘇格拉底來說,在古典時代,暴食戰勝了他們的自製力。但對於頗具影響力的象徵主義者安德里亞 • 阿爾西亞托 (Andrea Alciato) 來說,這是不貞潔的。因此,在他的《Emblemata》第二版(1546)中,喀耳刻成為了妓女的典型。她的徽章為76名的Cavendum a meretricibus;其附帶的拉丁文詩句提到了皮庫斯、斯庫拉和尤利西斯的同伴,並得出結論:「喀耳刻及其響亮的名字表明她是妓女,任何愛上這樣的人的人都會失去理智」。他的英國模仿者傑弗裡·惠特尼(Geoffrey Whitney)在他自己的《象徵選擇》(Choice of Emblemes )(1586)中使用了阿爾西亞托插圖的變體,但給它起了新的標題:「人因激情而改變」。這解釋了她在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中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夜城部分的出現。它以舞台劇本的形式寫成,講述了妓院夫人喀耳刻、貝拉·科恩的故事,書中的主角布魯姆幻想自己變成了一個名叫貝洛先生的殘酷馴獸師,讓他四肢著地,像馬一樣騎在身上。
到了19世紀,喀耳刻不再是個神話人物,詩人要麼將她視為一個個體,要麼至少將她視為某種女性的典型。法國詩人阿爾伯特 • 格拉蒂尼(Albert Glatigny)在他的《葡萄樹》( Les vignes folles ,1857)中談到了Circé,並將她描繪成一個淫蕩的鴉片夢,一個受虐狂幻想的磁石。路易斯-尼古拉斯 • 梅納德(Louis-Nicolas Ménard )在《神秘的幻想》(Rêveries d'un païen mystique) (1876)中的十四行詩中將她描述為以其處女般的外表迷惑所有人,但外表掩蓋了可惡的現實。英國詩人在這種聳人聽聞的描繪中也不甘落後。德 • 塔比利勳爵的《喀耳刻》(1895)是一種頹廢、任性的事物,就像鬱金香一樣,一朵炫耀的花朵,赤裸裸的、不神聖的……
臉頰長滿雀斑,側面有蛇紋石
花叢中的吉卜賽人
這個中心形象與《哈佛倡導者》中TSEliot的學生詩《喀耳刻的宮殿》(Circe's Palace,1909)中的血紋花朵相呼應。喀耳刻本人沒有出現,她的性格是由地面上的事物和遠處森林中的野獸暗示的:黑豹、蟒蛇和孔雀,它們用我們很久以前認識的人的眼睛看著我們。她不再是誘惑者,而是一個閹割的威脅。 有些女詩人讓喀耳刻為自己挺身而出,用獨白的形式表達了女性的立場。19世紀英國詩人奧古斯塔·韋伯斯特 (Augusta Webster ) 的大部分作品都探討了女性的處境,在她的《肖像》 (1870) 書中,有一段名為喀耳刻的無韻詩戲劇性獨白。在那裡,女巫期待著她與尤利西斯和他的手下的會面,並堅持認為她不會把人變成豬,她只是去掉了使他們看起來像人類的偽裝。但是任何一股水、純淨水、天然酒:
從我的杯子裡,都將它們暴露給自己
和彼此。改變?沒有變化
只是偽裝在他們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說話者的神話人物透過表達女性慾望並批評女性在異性戀政治中的從屬角色,有助於安全地消除維多利亞時代關於女性性慾的話語。
兩位美國詩人也在表面上描寫女巫的詩作中探討了女性心理。利·戈登·吉爾特納 (Leigh Gordon Giltner) 的《喀耳刻》收錄在她的詩集《夢想之路》 (1900) 中,其中第一節講述了男人被她的咒語變成豬的常見故事,但第二節呈現了一位無名女子的感性肖像,非常具有法國風格;他再次得出結論:「喀耳刻的咒語將人變成了豬」。這不是男性投射的被動受害者,而是意識到自己性力量的女性。HD的《Circe》也是如此,收錄在她的作品集《Hymen》(1921 年)中,在她的獨白中,她回顧了她已經厭倦的征服,然後哀悼她失敗的一次,杜立特沒有點出尤利西斯本人的名字,而是將一種所有女性都可能認同的情感普遍化。世紀末,英國詩人卡羅爾·安·達菲(Carol Ann Duffy)寫了一篇題為《喀耳刻》的獨白,描繪了女神向「海女和仙女」觀眾講話的情景,在這部直言不諱的兩性戰爭中,喀耳刻描述了豬的各個部位可以而且應該被烹飪的各種方式。
相隔一個世紀的兩首詩給了解釋喀耳刻形象進展的另一個跡象,這兩首詩都與她的畫作有關。第一篇是但丁·加布里埃爾·羅塞蒂為回應愛德華·伯恩·瓊斯詩集(1870)中的《喀耳刻之酒》而寫的十四行詩。它忠實地描繪了這幅畫的前拉斐爾派風格,但它對喀耳刻魔藥的描述為「死亡和恥辱的蒸餾物」也符合當代(男性)對喀耳刻的反常認同。他(在一封信中)的聲明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即黑豹那裡是「被毀壞的激情的形象」,以及他在激情詩的結尾處的預期:
潮汐沖刷的海岸
凌亂的海藻討厭大海
另一方面,澳洲AD Hope的《喀耳刻-仿照多索‧多西的畫作》坦白承認人類的動物遺傳是自然的,甚至連喀耳刻也有這種遺傳,在這首詩中,他將她情人逐漸消失的理性和言語與她自己在愛情中的動物般的哭泣聯繫起來。 仍有一些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詩歌與作者的私人關注有關,而不是重新解釋她的神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 的《Circe/Mud Poems》(首次發表於《你很快樂》 (You Are Happy,1974 年))中與此的聯繫更多的是一種暗示,除了標題之外沒有任何地方公開說明,這是對當代性別政治的反思,幾乎不需要奧古斯塔·韋伯斯特的偽裝。男性作家的另外兩首詩也大致相同:例如,路易斯·麥克尼斯的《喀耳刻》出現在他的第一卷《詩》(倫敦,1935)中;或者羅伯特·洛威爾的《尤利西斯與喀耳刻》出現在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日復一日》(紐約,1977 年),兩位詩人都利用這個神話來表達他們破裂的關係。
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幾部史詩中都有以喀耳刻形象為原型的淫蕩女巫。她們通常生活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專門用來享樂,戀人被引誘到那裡,然後變成野獸。它們包括以下內容:
後來的學術研究發現,喀耳刻和她的女巫同伴美狄亞的性格元素對摩根勒菲中世紀傳奇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外,有人認為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1600)中的仙女提泰妮亞是喀耳刻的倒轉。Titania(泰坦之女)是古典時期女巫的稱號,在這種情況下,情況轉向了角色,她是仙女女王,她是在驢子變成真正的動物形象之後而不是之前才愛上他的。
斯特拉波寫道,在阿提卡海岸附近的法瑪庫薩群島之一,人們參觀了喀耳刻的陵墓神殿,這是典型的英雄崇拜活動。喀耳刻也在義大利半島的奇爾切奧山受到崇拜,根據古老的傳說,該山以她的名字命名。斯特拉波說,喀耳刻在小鎮上有一座神殿,那裡的人們保存著一個他們聲稱屬於奧德修斯的碗。海角上有一個平台的廢墟,很可能是維納斯或喀耳刻神廟的遺址。
《奧德賽》中的場景在希臘陶器上很常見,其中《喀耳刻》的情節就是其中之一。最常見的兩種表現是喀耳刻被變形的水手包圍,奧德修斯用劍威脅女巫。就前者而言,動物並不總是野豬,還包括公元前 6 世紀波士頓凱利克斯 (Boston kylix ) 上的公羊、狗和獅子。通常這種轉變只是部分的,涉及頭部,也許還包括發芽的尾巴,而身體的其餘部分是人類的。在描述沃特斯藝術博物館中一件不起眼的 5 世紀希臘青銅器時,他的形狀是一個四肢著地、豬前軀的人。在這些場景中,喀耳刻幾乎總是用她的魔杖攪拌魔藥,儘管荷馬史詩中描述的事件是她使用魔杖只是為了在水手們精神煥發後迷惑他們。一個例外是柏林雙耳瓶,上面坐著的喀耳刻將魔杖指向一個半變形的男人。
在第二個場景中,正如荷馬所描述的那樣,奧德修斯用拔出的劍威脅女巫。然而,有時他也被描繪成攜帶長矛,如雅典的 《lekythos》,而荷馬說,他把長矛掛在肩上,在這一集中,喀耳刻通常是在飛行中出現的,在埃爾蘭根lekythos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碗和魔杖落在她身後。兩個奇怪的原始酒碗融合了喀耳刻手搖紡織機的荷馬細節,接近她宮殿的男人可以聽到她工作時甜美的歌聲。在來自維奧蒂亞的5世紀天空中,一位明顯殘疾的奧德修斯拄著拐杖,而一位具有非洲特徵的婦女則拿著一個不成比例的大碗。在另一幅作品中,一位大腹便便的英雄揮舞著一把劍,而喀耳刻則在攪拌她的魔藥。這兩部作品都可能描繪了一部或另一部有關他們遭遇的色狼戲劇中所描繪的場景。現在除了埃斯庫羅斯、雅典的埃菲波斯和阿那克西拉的幾行詩外,這些內容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一時期的其他花瓶畫表明,奧德修斯半變形的動物人組成了合唱團,取代了通常的薩蒂爾,之所以成為這類戲劇的主題,是因為飲酒往往是其情節的核心,後來的作家們效法蘇格拉底,將這事件解釋為說明醉酒的危險。
其他描繪這個故事的文物包括保薩尼亞斯遊記中描述的賽普塞魯斯的箱子。在它的眾多雕刻中,「有一個石窟,裡面有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睡在沙發上。我認為他們是奧德修斯和喀耳刻,基於石窟前女僕的數量和什麼她們正在做的事,因為女人有四個,她們正在從事荷馬在他的詩中提到的任務」。所討論的段落描述了其中一個人如何「在椅子上鋪上亞麻布罩,並在上面鋪上精美的紫色織物。另一個人將銀色的桌子拉到椅子上,並擺上金色的菜餚,而第三個人則在裡面混合了甜甜的蜂蜜酒。」這顯示這是相當詳細的作品,而奧維多考古博物館中保存的伊特魯裡亞棺材只有四個人物。在中間,奧德修斯用拔出的劍威脅喀耳刻,而兩側各站著一個獸首人物,其中一個人熟悉地將手放在英雄的肩膀上。菲茨威廉博物館的銅鏡浮雕也是伊特魯裡亞風格,刻有人物的名字。畫中,喀耳刻腳下有一頭豬,而奧德修斯和埃爾皮諾則拔出劍接近她。
除了許多歌劇所依據的帶有抒情插曲的詩劇之外,還有被設定為世俗康塔塔的詩歌文本。最早的作品之一是亞歷山德羅·斯特拉德拉 (Alessandro Stradella ) 的《喀耳刻》(La Circe),其三聲部的背景接近歌劇。他於1667年首次在弗拉斯卡蒂演出,以紀念紅衣主教萊奧波爾多·德·美第奇,並提及了周圍的環境。在開場宣講中,喀耳刻解釋說,弗拉斯卡蒂是她的兒子泰萊戈諾斯創立的。與她對話的其他角色是南風(澤菲羅)和當地的阿爾吉多河。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安東尼奧·維瓦爾第的清唱劇All'ombra di sospetto(在懷疑的陰影下,RV 678)以單一聲音為背景,描繪了喀耳刻對尤利西斯的講話。假聲男高音部分由長笛、羽管鍵琴、大提琴和西奧博伴奏,包括兩首宣敘調和兩首詠嘆調。這首曲子以笛子和人聲之間的對話而聞名,描繪了兩人成為戀人之前的調情時刻。
對《尤利西斯》插曲最成功的法語處理是讓·巴蒂斯特·盧梭的詩《Circé》(1703),這是專門為康塔塔而寫的。採用不同的詩句形式,音樂家可以將樂曲劃分,以表達各種情感。這首詩以被遺棄的喀耳刻坐在高山上哀悼尤利西斯的離開開始。然後,女巫召喚地獄諸神並做出可怕的犧牲:無數的蒸汽遮蔽了光明:
夜晚的星星中斷了它們的路線
驚訝的河流退回了源頭
甚至死亡之神也在黑暗中顫抖
然而,儘管大地徹底震動,但愛並不以這種方式發號施令,冬日的田野又恢復了生機。
最早的設置是由Jean-Baptiste Morin於1706年設計的,並在本世紀餘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很流行。作為其最後的道德小步舞曲之一,《Ce n'est point par opportunity qu'on aime》(愛不會被強迫)經常被獨立演奏,其樂譜在許多歌曲集中重印。1720年,長笛演奏家米歇爾·布拉維 (Michel Blavet)為這首詩和這首詩的最後一節《Dans les champs que l'Hiver désole 》(在冬天浪費的田野裡)改編了兩支長笛的音樂。最初用於人聲和低音連續奏,1729年對其進行了擴展和大幅修改,並添加了長笛、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部分。到了本世紀末,喬治·格朗日·德·豐特內爾(Georges Granges de Fontenelle,1769-1819)的合唱作品同樣為其年輕作曲家帶來了聲譽。
盧梭的詩也為其他民族的作曲家所熟悉。1789年,宮廷作曲家路易吉·凱魯比尼 (Luigi Cherubini)對這部為女中音和管弦樂團而作的作品進行了近乎歌劇的處理。 Seydelmann 應俄羅斯駐薩克森宮廷大使Prince的要求,在德累斯頓為女高音和管弦樂團創作了這首曲子。奧地利作曲家西吉斯蒙德·馮·紐科姆後來為女高音和管弦樂團創作的作品(作品 4,1810 年)受到了法國音樂學家雅克·夏利 1966 年在《奴隸研究評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好評。
最近對喀耳刻主題的處理包括愛爾蘭作曲家杰拉德·勝利的廣播清唱劇《喀耳刻 1991》(1973-1975)、大衛·格里布爾的《三便士奧德賽》,這是一部為年輕人創作的十五分鐘清唱劇,其中包括喀耳刻島的插曲,以及馬爾科姆·海耶斯的《三便士奧德賽》提到的喀耳刻、安提克莉亞和提瑞西阿斯的部分。傑拉爾德·胡梅爾 (Gerald Humel) 的歌曲套曲《喀耳刻》 (Circe ) (1998) 源自他 1993 年與托馬斯·霍夫特 (Thomas Höft) 合作的芭蕾舞作品,後者隨後用德語寫了七首詩,以新的視角描繪了喀耳刻作為誘惑者的角色:在這裡,她誘惑著她的聽眾,走向自由和啟蒙。美國作曲家馬丁·亨尼西 (Martin Hennessey) 的另一套高音和鋼琴七首歌(2008) 包括路易絲·格呂克 (Louise Glück ) 的《梅多蘭茲》 (Meadowlands ) ( 1997)中的詩作《喀耳刻的力量》。
流行音樂中也有對喀耳刻的處理,特別是弗里德里希·霍蘭德(Friedrich Holländer ) 1958 年歌曲中奧德修斯情節的關係。 David Bedford 的《喀耳刻的島》一集包含荷馬希臘文,這是後來幾個參考奧德修斯傳說的電子組曲的祖先,其中有「Circe」標題,與神話本身幾乎沒有其他程序聯繫。
在後來的基督教觀點中,喀耳刻是個可惡的女巫,利用神奇的力量達到邪惡的目的,當女巫的存在受到質疑時,她被重新解釋為患有妄想症的憂鬱症患者。 在植物學中,Circaea 是屬於魔法師茄屬的植物,這個名字是由植物學家在16世紀末命名的,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喀耳刻用來迷惑奧德修斯同伴的草藥。醫學史學家推測,豬的轉化並非字面意思,而是指曼陀羅植物的抗膽鹼中毒,症狀包括健忘症、幻覺和妄想。「鉬」的描述適合雪花蓮,這是一種含有加蘭他敏的花,加蘭他敏是一種長效抗膽鹼酯酶,因此可以抵消食用後進入體內的抗膽鹼能藥物。
馬米利亞氏族:被李維描述為拉丁姆最傑出的家族之一, 聲稱是奧德修斯和喀耳刻通過泰萊戈諾斯的孫女馬米利亞的後裔。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奧克塔維烏斯·馬米利烏斯(Octavius Mamilius,卒於公元前 498 年),他是圖斯庫盧姆的元首,也是羅馬第七位也是最後一位國王盧修斯‧塔奎尼烏斯‧蘇佩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的女婿。
(部分內容取自於網路資訊和相關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