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scu.edu.tw/society/abstract/105.htm
王信惠：布爾迪厄的語言象徵性權力概念之探究
自六○年代以來，西方社會進入消費、休閒生活發達的新階段，進入一個文化象徵性因素日趨發達的新時代，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象徵性中介性因素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當代西社會中，文化中介性象徵結構在各個領域內的加強滲透，與西方社會本身在性質上和基本結構方面，兩者之間產生了空前未有的複雜互動局面。這種局面又反過來對於文化中介性象徵結構和社會兩方面，不但同時地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也促使兩者之間進一步分化和複雜化。所以，總括來說，兩者的互動表現為某種惡性循環型態，也造成了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進一步神秘化傾向。在這方面，當代社會理論學家都賦予相當的重視。當代法國社會理論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總結及吸收近代歐美各國的哲學思想，加上其本身特殊的社會人類學調查經驗，及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特別重視，因此他對於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的貢獻之所在。這也就是本文之所以選擇性地，以布爾迪厄一人作為論述焦點之主要原因。
在布爾迪厄看來，作為文化象徵的典型代表形式－語言，同整個社會性質變化的內在深刻關係，並不能如同一般的傳統語言學家一樣，只把語言當作一個孤立的和靜止的對象物加以剖析與分解，而更應該是從語言出發，進一步有系統地集中分析語言同社會、同行動、同思想、同歷史、同社會結構以及同權力的複雜關係。
語言象徵性權力，從宏觀意義來看，是同上述人類社會文化活動的象徵性極其複雜性密切相關；從微觀意義來看，是同社會文化活動中各個層面的具體特徵，同語言和象徵體系本身複雜而又具體的結構和特徵密切相關。因此，簡而言之，語言象徵性權力的實施過程，就是透過語言象徵性運作而使社會中的權力網絡演變成越來越複雜的中介性策略性的遊戲結構。
具體而言，理解和把握布爾迪厄的語言象徵性權力概念以及語言象徵性權力的社會運作邏輯中心點，就是把語言同社會密切地連結在一起加以考察，並把語言和社會，一方面同具有社會結構和心態結構的各種社會場域的不斷再生產之社會實踐活動相聯繫，另一方面又同不斷地同時結構化和被結構化的施動者在社會場域權力網絡中的各種行動相關聯。語言象徵性權力的運作與在象徵性社會和文化中縱橫交錯地運作的權力網絡象徵性有密切關聯。
如前所述，西方社會進入到充滿著象徵性結構的當代階段以後，原來貫穿於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網絡便採取越來越層次化及中介性的象徵化結構。因此，當代的西方社會中的權力鬥爭，無非就是生活在各個社會場域中的個人或群體，它們之間各類資本擁有量的相互競爭和相互較量。布爾迪厄充分意識到當代社會的高度象徵性特徵，因此，他特別強調在權力鬥爭中，各種資本最終都必須最終轉化為象徵資本的擁有量。也就是，當代社會的一切權力鬥爭，最終無非是轉化為象徵資本的比較和競爭。這些象徵性鬥爭，不論是日常生活的個人鬥爭，或是政治生活的集體、組織鬥爭，都有其特定的運作邏輯，使它們立足於特定的結構下，又可以相對自主於所立足的結構。象徵性權力關係，便是依據立足於象徵性資本的合法性與許可性，經由它所被安置的感知範疇而被認識到時的樣子，進一步再生產並強化建構社會空間結構。
鞏固強化建構社會空間結構中的權力關係過程，不可避免的必須通過社會的正當化程序。布爾迪厄在此深入地剖析了社會階級的鬥爭遊戲和賭注性爭鬥規則，並特別重視社會統治力量控制正當化程序的特殊過程，從中分析作為「市場」而運作的遊戲和正當化程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把自己的象徵社會學歸為政權社會學，凸顯出對權力象徵性運作分析的關鍵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