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三種概念(一)

為釐清文化與經濟/市場這兩個領域在當代社會中的複雜關係，瞭解文化與經濟/市場如何形成一種對立關係，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又如何能把文化與經濟這兩個看似對立的領域結合起來。本文將對文化一詞在歷史與理論上的發展脈絡進行耙梳，探討文化一詞如何在人類近現代歷史中逐漸發展出三種不同的概念意涵，人們在不同的時空脈絡因特殊的使用目的而發展出文化的三種意涵，並使得文化概念與經濟/市場領域形成各種不同的複雜關係。

文化這三種意涵分別與西方美學、人類學與符號學理論的形成過程密切關係。藉由這些理論，文化概念發展出迥異的價值前提、問題意識與解釋模型，用以解釋近現代人類社會的轉型過程與衍生的問題，同時也企圖提出解決因應方案，進而促成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與美學運動。

（一）文化概念歧義性的歷史根源

文化概念的一詞多義源自於近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轉變過程，也與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理論的發展密不可分(Kroeber & Kluckhohn, 1952; Hell, 1991; Williams, 1991, 2005, 2008, 2013; Eagleton, 2002; Sapir, 2002; Bauman, 2009)。Kroeber和Kluckhohn (1952) 曾經在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蒐集彙整出一百六十幾種有關「文化」概念的定義，這個繁多的統計數字顯示出這個概念的複雜性，我們已無法企求單一且無疑義的文化定義，但也很難完全放棄使用這個概念。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各種社會人文學科歷經了所謂「文化轉向」的洗禮，文化這個概念已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形成一個盤根錯節且無法輕易剷除的理論網路，許多重要的社會理論與分析均環繞著文化這個概念而發展。

Sapir(2002)指出，文化概念指涉著一個相當模糊的領域，這個領域的範疇會隨著使用者的觀點而有所改變轉移，導致這個概念指涉的對象可能不只不一致而且還會互相矛盾，因此我們無法給於文化一個唯一而準確的定義。這種一詞多義的問題不可避免地造成學科交流上的阻礙，以及理論建構上的模糊性，甚至在日常語言使用上，文化的意涵亦是含混與游移不定。

要解決這個概念上一詞多義所造成的問題似乎已無可能，也不切實際。較為合理的方式應該是恰當地理解與掌握文化的多重意涵，並追問這個概念為何以及在什麼時空脈絡下產生這些不同的意涵，透過這種歷史發展脈絡的回顧，我們才能理解當今我們使用文化一詞所鑲嵌的各種使用脈絡。Williams(1991)正是將文化概念的歧義性作為研究英國近代工業化、民主化歷程的核心主軸，並多面向地探討文化概念的演變與歷史發展脈絡的複雜關係。

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他深入分析文化一詞的使用與英國工業化、民主化發展脈絡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觀察到在18、19世紀時，英語中有五個詞彙發生劇烈的意義轉變，Williams認為文化是其中最主要的關鍵詞彙。透過觀察文化一詞意涵的轉變，我們可以探索工業化、民主化以及相關的階級衝突等歷史變遷所伴隨的重大社會問題，以及人們對這些變遷的回應與反思。

Williams指出英國社會在工業化與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建構出一種菁英/少數/高雅文化與大眾/低俗文化/大眾文明二元對立的使用脈絡，文化概念一方面在菁英階級維護自身地位與馴服下層群眾的使用脈絡中凸顯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文化概念也在反市場化、反工業化與催生社會主義思想中發揮重要功能。

另外，在《漫長的革命》(2013)中，Williams透過分析了19世紀中期的英國通俗出版品文本，指出當時英國社會情感結構是以中產階級強調工作、節制、虔誠與婚姻的價值為主，同時也融合貴族階級看重出身、偏好休閒、慈善的殘餘價值，以及工人階級強調互利與合作，主張個人尊嚴超越階級之上的新興價值。對Williams而言，文化的歧義性不只是反應歷史現實的複雜性，同時也可以透過這種歧義性組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分析途徑。

Williams的問題意識主要關注在英國工業化與民主化歷程以及國內階級關係，並形成一種審美、人文取向的菁英文化與人類學取向的大眾文化之互相對立的分析架構。這種分析取向受到Said(2000)批評，認為過於專注於英國國內的社會脈絡，而忽略了文化概念的形塑與19世紀英國/西歐帝國主義發展的密切關係，透過文化一詞所建立的民族優劣階序關係，合法化了西歐民族國家對其他非西方社會的統治，人類學所發展出來的文化概念實際上是無法脫離海外征服殖民地的脈絡。Eagleton(2002)同樣也指出Williams對於文化概念的分析架構，忽略了文化概念在民族主義與反殖民運動所發揮的歷史作用，第三世界國家正是透過民族文化傳統的建構來反抗西方殖民統治，追求國家獨立。

所以文化概念的發展鑲嵌在近現代重大社會變遷的脈絡，包括工業化、市場化瓦解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普選制、民主政治的建立取代既有的封建等級制度；民族國家主權觀取代政教合一的專制王朝合法性；歐洲帝國殖民擴張摧毀了非西方的傳統社群。為了回應與解釋這些新興重大的社會變遷，人們利用文化這個概念建構各種新的理論與術語，用以分析傳統社會如何轉型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過程，同時也發起了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運動以促進或反抗這些變遷。

在這些運動的推展與理論的建構中，文化一詞，正如Bauman(2009)所言，發揮了階序等級(hierarchical)、差異區隔(differential)與類屬總稱(generic)三種論述的功能，這些論述可能依某些文化價值尺度將人類群體依優劣高低排序，或以某些文化特徵差異區分敵我不同群體，或是通過普世文化價值指認全體人類的共通性。

文化一詞在18、19世紀的發展，反應了當時傳統的社會結構與功能面臨崩解與失能的危機，包括：宗教信仰與傳統價值的式微，使得人們失去原有指引生命意義的價值體系，而傳統社群的瓦解也導致個人流離失所；新興的市場交換關係與國家官僚體系不斷侵入到各種傳統的生活領域，瓦解了原有的人際關係網絡，進而支配了人們的行為規範與交往。

而人們鍛造使用文化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企圖維護或重拾搖搖欲墜的社會秩序與價值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尋找可以替代舊有秩序與價值的新事物，以重新凝聚社群認同並賦予個人生活新的意義。就在這種向前與顧後的兩極狀態摸索中，文化概念的意涵因而出現了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歧義問題，形成了美學取向與人類學取向的兩個迥然不同意涵。這種歧義問題在20世紀後更加複雜化，伴隨著大眾傳播媒體的興盛，消費社會的興起以及全球性的資訊、商品與人口的大量流通，一種符號學的文化概念也逐步發展出來，進而挑戰原來人類學與美學文化概念的價值前提，並提出不同的問題意識與社會分析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