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嘗試透過文字和照片來分享我的故事。它或許不完美,也未經過度潤飾,我也並不期待它能吸引大量讀者。驅使我動筆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我時常想起同事Elliot曾說過的一句話:在這個階段,與其追求完美,不如勇敢行動,透過嘗試和錯誤來學習和成長。
必須坦承,我與他不同,時常因為猶豫而難以下定決心,常常為自己找藉口而拖延進度。也正因為如此,完成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意義非凡。至於為什麼選擇香港作為主題,原因也很簡單:我想趁著記憶還鮮明生動時,捕捉當下的想法。若要為這篇作品分類,我會將它稱作旅遊隨筆,同時也包含許多我的個人感悟與洞見。就這樣,我的第一篇文章誕生了。
今年八月底,我有幸前往香港和澳門,雖然此行主要以旅遊為主,但其中亦包含了一些踏查與紀錄的成分。之所以選擇香港,原因頗為簡單,主要有以下三點,我將一一闡述。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對香港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懷,即希望在那個我所想像中的香港尚未完全消逝前,親自前往一探其完整樣貌。我雖出生在千禧年的後幾年,但我自認自己的童年深受香港的電影及音樂所影響,以至於心中一直有個想像中香港的樣貌。那是一個經濟極具繁榮的社會,街道交錯著商店的霓虹燈招牌,人生鼎沸的商店裡是粵語的叫賣聲。鏡頭一轉,擁擠且密集的九龍城寨映入眼簾,接著是一架國泰航空波音747客機從上頭飛過,以獅子山作為背景降落啟德機場。
另外兩個原因則相對簡單。事實上,這並非我近年來首次造訪香港,然而去年年底的行程中,香港僅作為中轉站,在短暫的一日停留中,我未能深入探索這座城市。這次專程再訪,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彌補上次的遺憾,也因為在那次短暫的停留中,香港深深吸引了我,才促成了這次的旅程。其次同時也是最為現實的原因則是因為台北香港航線有相對便宜的機票,相比於同樣深受台灣人喜愛的日韓兩國,香港成為與東南亞諸國一樣較為實惠的旅遊方案。
接續,我將分享在這趟旅途當中一些較為有意思或特別的景點及故事,我將搭配我在當下所拍攝的照片與大家娓娓道來。其中,每張照片幾乎都是一段獨立的故事,但相同的是他們共同築成當代香港的樣貌。回歸到攝影的本質,這些照片或許都並非什麼驚人的曠世巨作,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按下快門的那個當下將永不復返。
相比於遊客密集的九龍油尖旺區和香港島,荔枝角一帶顯得格外樸實且接地氣。隨意走進一家外表不起眼的傳統茶餐廳,卻意外成為這趟旅程中最令人難忘的一餐。當時正值午餐時段,餐廳內早已坐滿藍領、白領工作者以及一些老年人。作為一個外來者,我略顯突兀,但服務員顯然對這類情況習以為常,用帶著粵語口音的普通話,略顯生硬地詢問我要點什麼。
在廚房旁的窗口掛著一塊白板,上面寫著今日特餐。每份餐點均價港幣50元,還附贈一杯咖啡或茶,這在物價高昂的香港顯得尤為親民。點餐後,我靜靜等待,目光落在牆上的電視和周圍的裝飾,這些正是我照片中捕捉到的景象。按下快門的那一刻,完美定格了我對茶餐廳的記憶:從左至右,映入眼簾的是傳統茶餐廳的店名、播放著香港股市的電視、講著粵語的服務員,以及黑白淡奶的廣告海報。這些元素早已深植於我腦海中的想像,而當這份想像真實呈現眼前時,卻產生了一種如夢初醒的不真實感。
這一餐,早已不僅僅是味覺的滿足,更是一種精神與物質雙重的愉悅。
自去年年底造訪香港後,我開始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一些我感興趣的香港部落客和文史團體,其中「香港遺美」是我長期關注的文史專頁。八月中旬在規劃香港行程時,恰好看到粉專中分享的一則展覽訊息,得知街招 Streetsignhk 團隊在打印工作室 Artellex 舉辦了《字落㽞痕》展覽。該展覽圍繞著 Streetsignhk 團隊對香港招牌的保存工作,透過圖片和實物,講述每個招牌背後的故事。參觀者在現場可以近距離欣賞到那些拆下來並妥善保存的招牌。儘管展覽規模不大,但每一個招牌的使用、拆除與保存過程,無不展示出 Streetsignhk 團隊在這段歷程中的溝通、努力與付出。
文章的前言也提到,霓虹燈招牌是我對香港印象中特別重要的元素之一。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我未能親眼目睹當年招牌林立的繁華景象。這次參觀展覽的動機,無疑是為了彌補這份遺憾。雖然我未能看到這些霓虹燈或手寫招牌曾經高掛街頭的樣子,但仍希望在它們隨著社會發展被淘汰後,能有機會親眼見證它們的存在與保存。這場展覽雖然稱不上規模宏大,但我從中看見了香港文史工作中的多元性與協作性,這樣的模式在台灣相對少見。
在此,我想引用一句在香港文學館看到的、讓我印象深刻的字句:“在這個城市裡,每天都總有這些那些,和我們默然道別,漸漸隱去。”—— 西西《我城》。或許,物如人一樣終將無法永存,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些事物註定要消失。但重點不在於哀悼消逝,而是在學習如何告別與接受的過程中,將那些曾經存在的痕跡妥善保存,唯有如此,歷史才可能延續而有所意義。
邊界一直以來都是我所關注的議題,這次到訪香港及澳門也不例外的前往口岸探索。相比於澳門的拱北口岸和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有更多交通選擇和關口。這次我選擇前往我認為搭乘大眾運輸最為方便的羅湖口岸。出發前一晚,我上網查詢了羅湖口岸的相關資訊,才驚覺港鐵羅湖站對一般旅客僅開放前往深圳的出口。換句話說,若要從香港一側眺望深圳,必須在上水站下車。之後,我透過臉書搜尋羅湖口岸的相關信息,發現疫情前有不少香港的健走愛好者、探險者或騎行者曾分享從上水到羅湖邊境的路線。因此,經過一番資料蒐集,我將此次行程的終點鎖定在得月樓警崗,那是一個能從香港一側眺望羅湖站及深圳市的管制哨所。
隔日上午,我從香港島的金鐘站出發,搭乘東鐵線前往羅湖/落馬洲方向。約40分鐘後,我抵達了羅湖和落馬洲的前一站——上水站。這裡是通往兩地的交通樞紐,當天適逢週一,車站內人流出奇地少。走出上水站,天橋上聚集著許多販售電話卡的攤販,顯然主要客戶是來往中港兩地的旅客。沿著地圖前行約20分鐘,便來到梧桐河畔的道路。這裡的風景截然不同於維多利亞港,映入眼簾的是濕地、悠閒放牧的牛群以及茂密的綠色植被,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再步行約30分鐘便能抵達得月樓景崗,也就是上述圖片中所看見的景象,圖中寫著簡體字的建築便是羅湖口岸深圳側的關口。
由於我在台灣長期關注並參與漢人傳統民俗活動,因此這次特別選在農曆七月前往香港,計畫親身觀察當地的中元節慶典。在香港,中元節的普渡活動以「盂蘭勝會」為主,這與台灣的中元普渡活動有顯著差異。台灣的中元節儀式通常涵蓋道教和佛教元素,而香港的盂蘭勝會則有其獨特之處。根據我的個人經驗,香港的盂蘭勝會形式上更接近馬來西亞檳城大山腳的大士爺慶典,而台灣的民雄大士爺祭則具有相似的氣氛。
根據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的說明,盂蘭勝會由潮汕移民帶入香港,並已流傳百餘年。該活動不僅延續了潮汕的民俗傳統,還被列入香港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出發前,我參考了多年來追蹤的香港文史工作者提供的資訊,決定前往沙田的盂蘭勝會進行觀察。
到訪當天正值活動的第二天,第一天是迎神儀式,而第二天則進行開壇、開孤門、掛幡、謝土、請太子等傳統儀式。我大約在晚上八點抵達現場,看到戲棚下坐滿了觀看潮劇的當地人,一旁則是幾位法師在進行法會,以及一些正在祭壇前參拜的信眾。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一尊紙紮的大士爺神像,其高度目測約有一層樓高,外型上與嘉義民雄相似而大小上則更像是檳城大山腳的。
儘管我無法全程參與所有儀式,但能有機會一窺香港的中元節文化,已經讓我感到十分滿足。
身為千禧年後出生的一代,我很遺憾無法親身參與「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亞洲四小龍」對我來說也僅存在於歷史課本之中。然而,記憶中的香港卻始終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資本匯集的繁華之地。而建築正是城市繁華的見證者,香港島的地形輪廓與現代建築群勾勒出專屬於香港的城市天際線。這也引出了我此次到訪香港的另外幾個目的:一方面是用鏡頭記錄這座城市的風貌,另一方面則是參觀M+博物館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築」特展。
貝聿銘是20世紀著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即使未曾聽過他的名字,也必定認得他的代表作品,例如法國巴黎的羅浮宮、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或是台中東海大學的路易斯教堂等。在此次M+博物館的特展中,完整呈現了貝聿銘一生中的所有建築設計作品,回顧這位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的傳奇一生。其中我認為有一件作品對台灣別具意義,但或許只有少數台灣人知道,那便是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
當時的中華民國仍代表中國,而中華民國館是貝聿銘帶領台灣建築師所設計的,它在建築風格上捨棄了過去的傳統中國式風格,而選擇現代主義的設計風格來呈現。巧合的是,明年萬國博覽會將再次回到大阪舉行,而當年的中華民國館如今已經成為平地,僅存紀念碑以紀錄那段歷史。然而,這或許正是當代社會的生命法則,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事物總會取代舊事物,這一點在香港的背景下也同樣適用。
誠如前言所述,本文是我寫作上的初步嘗試,意在分享此次香港之行的所見所聞。三個月過去,如今回想起來,我慶幸當時下定決心寫下這篇文章,因為隨著開學,生活中一件件瑣事逐漸沖淡了旅行的記憶。我相信,香港的故事並未結束,也許不久的將來,當我沉澱思緒,還會有新一篇文章誕生,繼續訴說這段旅程的餘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