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普森:哈哈,你們有人打網球嗎?以網球來比喻,草地、硬地、紅土,確實是三種不同的遊戲。但說到唱歌,我認為把歌者分成「歌劇歌者」、「藝術歌曲歌者」或「音樂會歌者」是不健康的,這是在浪費時間。我一直反對這種分類。如果你想成為專業歌者,就應該什麼都唱,什麼都試試。
就像我的老師告訴我的:「你的曲目就是你的世界。」年輕時,應該盡量探索所有音樂類型。歌劇和藝術歌曲的音樂語言當然不同,比如莫札特和波特(Cole Porter)的作品,創作目的和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我唱莫札特時,希望聽眾感受到角色的深度;唱波特時,則希望帶來輕鬆的愉悅。但核心是,用你自己的聲音去唱,忠於音樂的本質。
藝術歌曲對年輕歌者尤其重要,因為它們要求文字和音樂的連結非常緊密,情感表達更直接、更親密。這能幫助你找到聲音的精髓,進而應用到更具戲劇性的歌劇中。總之,別把自己侷限在某個類型,找到文字和音樂的關係,這才是關鍵。
問:您指導不同文化背景的歌者在學習演唱時,會有哪些差異嗎?比如亞洲和西方的歌者,有什麼不同?
漢普森:這是個很棒的問題!不同文化對「自我」的理解會影響演唱方式。在亞洲,特別是你們的音樂傳統非常旋律化、優美,你們容易被音樂的美感吸引,但有時可能忽略了背後的文化符號或哲學意涵,比如德國浪漫主義中的「浪漫反諷」(romantic irony)。這種美感不只是為了好聽,而是有更深的意圖。
我對教學很有興趣的一點是,快速理解學生唱歌的「動機」來自哪裡。比如,當你學習德國藝術歌曲時,我會試著了解你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你的詮釋。最終,聲音、語言和文化就像稜鏡,讓人性之光透過它們綻放。就像詩人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說的:「我們之間的相似之處遠多於不同之處。」這是音樂的普世價值。
尤其在當今世界,政治和視覺文化主導了太多話語,但音樂和藝術能提醒我們人性的本質。我們作為藝術家,應該在公共場合大聲傳遞這一點。文化差異是學習的一部分,但最終,唱歌是關於如何用聲音觸及人性。
問:在舞台上詮釋激烈的情緒,比如演了三個半小時的邪惡角色,下了台怎麼回到正常生活?
漢普森: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簡單來說:「舞台上的留在舞台上。」比如:《漢賽爾與葛蕾特》中的巫婆,或《托斯卡》中的斯卡皮亞。這些角色自大、虛偽,甚至殘忍,但在舞台上表演者得完全投入。好比斯卡皮亞,他聰明、操控一切,表面上帶著微笑,但內心冷酷無情。有一場戲,他對托斯卡說了可怕的話,唱到高音時崩潰,而他把手插進口袋,彷彿說:「我贏了。」這一刻非常震撼。
但下了台,我和搭檔會擁抱彼此,確保對方沒事。排練時,我們會反覆練習這些情緒,直到能自由進出角色,不被它影響。音樂和表演有時會深深觸動我們,讓我們幾乎無法承受,但這就是為什麼要「練到爛熟」。
作為公開表演者,你必須保持一顆溫暖的心,同時學會在舞台上「假裝」。這就像劇場大師約翰·吉爾古德(John Gielgud)說的:「劇場是自願暫停懷疑。」你得讓自己相信角色,但也要能抽離。
回到生活,我有我的「基地」。對我來說,每天需要見到、觸摸、交談的人很重要。我從一個人開始,現在變成四個孩子和五個孫子,確實越來越複雜!但這是平衡的關鍵。無論舞台上多激烈,回家後我還是那個想讓家人舒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