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警員的形象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經歷了顯著的轉變，從早期的威權、常與暴力和專斷聯繫在一起的形象，演變成為現代大城市生活規範和秩序的象徵。
早期，尤其是在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初期，巴黎警員的形象帶有強烈的「黑色」色彩。他們被指控行為專斷和使用暴力，特別是針對嫌犯的「拷打」以獲取口供，以及在服務中表現出的無端殘暴。反對派媒體，尤其是激進派和後來的極左派媒體，經常將警察描述為波拿巴主義的殘餘勢力，是壓迫工人，和國家力量的工具。這種「黑色形象」強調了警方的政治性和壓迫性。然而，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警員的形象開始發生緩慢但顯著的變化。
形象轉變的主要面向：
效能的喪失與無能的描繪： 報紙和文學作品，開始描繪警員在對抗日益增多的大膽罪犯時，顯得無能為力。他們經常被描繪成趕到現場時為時已晚，或是需要多人才能制服一個強壯的罪犯。「偵探小說」的興起，將焦點從犯罪本身，轉移到偵查過程及其英雄人物，進一步凸顯了制服警員在智力或行動上的不足，將他們象徵性地排除在打擊主要犯罪的能力之外。他們在小說中常常是無效或容易被欺騙的角色，用來襯托偵探或罪犯的聰明。
體態與智力的描繪： 警員的體態描繪也發生變化。他們開始被描繪成肥胖、年邁，甚至帶著下垂的鬍鬚。這種形象在廣告、漫畫和流行文化中變得常見。這種肥胖和「鬆垮」的形象，被視為警員去陽剛性的身體展現，或許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的男性身份危機。同時，警員也越來越多地被描繪成愚蠢和遲鈍的角色。文學作品和兒童漫畫都利用警員的「愚蠢」，作為情節的元素或製造幽默。這種「遲鈍」成為警員形象的一個常見特徵。
憐憫與社會關懷： 從1879年開始，出現了對警員困境的憐憫論述。警員有時被視為受政府剝削的無產階級，工作條件艱苦，薪資低廉。即使是保守派報紙也關注警員的健康和工作困難。到20世紀初，「不幸和卑微的秩序僕人」幾乎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主題。這反映了「社會問題」概念的擴展，以及警員開始被視為「公共秩序的專業人士」，其工作條件成為討論的對象。這也強化了警員容易受到犯罪分子、惡劣天氣，或夜間工作不穩定影響的「脆弱性」形象。
禮貌與都市化： 警員在行為上變得更加「城市化」，即表現出更多的禮貌。諸如「禮貌地」、「請」之類的詞彙和表達方式，在描述警員時變得越來越普遍。禮貌成為對警員的一種既定要求，即使這對他們艱苦的工作來說似乎不公平。這種對禮貌的要求，與對警方專斷行為的更低容忍度相關。同時，警員被期望掌握規定和行為準則。這種演變反映了民主原則的深化、對暴力的拒絕，以及社會的日益規範化。
巴黎的象徵與現代城市的標誌： 警員逐漸成為「巴黎人」的形象，標誌著首都的特色和象徵。旅遊指南推薦向他們問路，顯示了公眾對他們的信任增加。明信片中也頻繁出現警員的身影，他們常常位於畫面中心或前景，如同向遊客介紹城市生活，成為象徵巴黎的「圖像標記」。媒體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我們的警員」等帶有所有格的詞語，表明巴黎人對警員的象徵性認同。警員不再僅僅是城市生活中的參與者，更成為「巴黎人的代理人」。他們還成為管理城市交通的象徵，從站在路燈下（照亮「黑色城市」），變為站在時鐘旁（象徵流動、規則和有序的城市機械）。他們代表著現代都市文明、流暢運作的機制和日常規範。
日常與厭倦的體現： 矛盾的是，儘管警員象徵著規範和文明，但他們也可能代表著城市日常生活的單調和厭倦。在某些廣告和藝術作品中，警員被用來象徵需要逃離的單調日常，產品提供的樂趣或混亂正是與之對立。在這些描繪中，警員常常顯得無能，或被周遭的力量所壓倒。這種對日常規範的批判，與對資產階級或共和國秩序的批判相結合。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巴黎制服警員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他們不再主要以權力、暴力和專斷定義的「秩序」象徵，而是轉變為無能對抗新犯罪，但同時象徵大城市日常規範生活的「規範」象徵。這種轉變與更廣泛的社會變革有關，包括國家身份的形成、巴黎作為「文明和犯罪」雙重首都的形象，以及社會人物結構的固化。儘管關於警察的「黑色形象」仍然存在且易被重新激活，並且其形象仍複雜和模糊，但整體而言，制服警員已象徵性地融入巴黎，成為標誌社會「整體性」的「包容性」人物之一。
參考書目： Deluermoz, Quentin. “Chapitre 5. Embonpoint et bâton blanc”. Policiers dans la ville. Paris: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