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需要面對社會大眾及同為監所工作者，對受刑人的刻板印象。 最近，這樣的衝突發生在我親近的家人身上。 昨天晚上，媽媽提起我的遠親阿弟。他的故事像是許多我服務過個案的縮影：未成年時就加入幫派、從事偷竊，最後進入少年觀護所。 家人以為，阿弟應該會在矯正機關學到教訓，變得乖一點。 然而，進入少觀所似乎並未帶來預期的警惕效果。他出所後不但沒有改過向善，反而開始接觸毒品，甚至加入詐欺集團擔任「收水工作」。 當家人的言語不合他意時，他會以暴力相脅，揚言要傷害家人。 最近，阿弟前往柬埔寨的詐騙機房工作。 起初，家人天真地以為，他的離開能為家庭帶來短暫的平靜。「誰知道他留下一堆爛攤子。」媽媽無奈地說。 原來在出國前，他已向多家高利貸借錢。這些債主在他離開後，開始無所不用其極地找上門，不分時間地點到他父母的住處、工作場所追討債務，讓原本艱困的處境雪上加霜。 最近，新聞充斥著分屍殺人案的報導。 媽媽望著閃爍的電視畫面，突然說：「你平常跟我說的那些都只是理論。像阿弟，或是這個殺人犯，都是無可救藥的。」 作為一個長期在第一線工作的實務工作者，這樣的評論讓我感到既無奈又困惑。當我試圖分享這些年來協助更生人重返社會的成功案例時，母親卻直接打斷：「好了，我不要聽。」這樣的反應讓我啞口無言。 這些年來，我親眼見證許多受刑人在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故事。 有人在獄中和家人修復關係，有人學習一技之長，更有人出獄後考上大學，用自己的經歷去幫助其他迷途者。這些都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故事。 然而，這些真實的經驗和努力，卻被簡單地貶抑為「空談」，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想像。 這種根深柢固的偏見，不只存在於我的家庭中，更瀰漫於整個社會。 我常常思考：為什麼大多數人，不只是我的母親，能夠像看電視劇一般，輕易地對一個人的人生下定論？為什麼他們可以在完全不了解、不嘗試、不付出任何努力的情況下，就斷定某個人「沒救了」？ 細究其中原因，我認為這源於人們對自我認知的防衛。 如果承認事情並非如他們所想的那樣簡單，就意味著要承認自己過去的觀點可能有誤。承認犯罪者有改過自新的可能，意味著要顛覆長久以來的認知框架，因此許多人選擇拒絕傾聽、拒絕理解。 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一旦承認犯罪者有改變的可能，就等於承認「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這種認知會動搖長期以來建立的道德優越感，也會引發對自我本質的質疑。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一個經驗。 在國小時，我有個同學的父母都是學校老師。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放學後會各自從事不同的活動：父親去游泳或慢跑，母親則去上瑜珈課或學習胡琴。 當時的我感到非常困惑，因為在我的認知中，夫妻應該形影不離，就像我的父母一樣。直到看見同學父母各自追求興趣，我才驚覺原來親密關係可以有不同的樣貌。 人對世界的理解，往往受限於所處的環境與接觸的訊息。 同樣地，如果大眾對犯罪者的認識僅止於新聞媒體的報導，看到的永遠是最極端、最聳動的片段。 新聞總是著墨於案發的瞬間，配上聳動的標題，卻鮮少有人關心：那個人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他的生命經歷了什麼？是什麼樣的創傷或壓力，推使他做出這樣的選擇？ 在矯正機構工作這些年，我接觸過許多令人艱困的生命故事。 有的人從小在暴力家庭中長大，有的人因為貧困而鋌而走險，更有人深陷在藥物依賴的泥淖中。 每個犯罪行為的背後，都是一個值得被理解的人。 我經常在會談時裡，聽著服務對象訴說他們的掙扎與成長。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因傷害罪入獄的個案。 剛開始會談時，只要提到讓他生氣的事，他的拳頭就會不自覺地握緊，眼神充滿敵意。他說「我從小到大都是用拳頭解決問題」，完全不懂得如何用言語表達情緒。 我花了很長時間陪伴他認識自己的情緒。 起初，每當我問他「現在感覺如何？」他總是說「沒什麼」，但他緊繃的身體和起皺的眉頭卻出賣了他。 透過持續的會談，他慢慢學會辨識自己的情緒，理解憤怒背後往往隱藏著深層的恐懼和無助。 「以前別人說什麼我看不順眼的話，我就直接動手打人，」他說，「現在我知道了，其實是我害怕被看不起，害怕被否定。」這樣的自我覺察，對他來說是個重大的突破。 更生之路從來都不平坦。我的許多服務對象在重返社會後，面臨就業歧視、家庭排斥，有時還要應對過去幫派成員的糾纏。 他們常常跌倒，但總是努力爬起來，即使傷痕累累也不放棄。有時候，一個看似微小的進步，背後可能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改變，最終累積成真實的蛻變。 媒體鮮少報導的是那些成功重返社會的更生人的心路歷程。 他們在改變的過程中承受過多少挫折，被現實打擊過多少次，又是如何咬緊牙關，一次次地重新站起來。 每一次的重新開始，都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毅力。 這些充滿希望的故事，遠比聳動的犯罪新聞更值得被看見。 #監所便當食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