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1996年真實刑案
二十年前，林秀娟在高雄搭上那輛沒有衛星定位的計程車，從此人間蒸發。
三天後，她被發現的遺體成了我記者生涯的第一道刻骨傷痕。我推動立法讓所有計程車裝上定位系統，卻始終無法定位那個兇手。
如今，一位老刑警臨終前的囈語，讓我重新翻開那本泛黃的採訪筆記。
方向盤內側那抹被所有人忽略的暗紅鏽跡，終於顯露出它隱藏二十年的秘密。
我的手指劃過冰涼的檔案櫃金屬邊緣，停在那個編號上：1996-1201。指尖下是二十年的塵埃，像一層灰色的雪。林秀娟。這個名字，連同1996年高雄那個濕冷刺骨的十二月，是我記者生涯甩不掉的原罪。那年我二十五歲，頂著「新聲黨」大會特派記者的名頭，在「尊皇飯店」金碧輝煌的大堂裡穿梭，滿腦子都是獨家、頭條。林秀娟，那位以犀利著稱的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是名單上我必須「攻克」的重點採訪對象。晚餐時匆匆一瞥，她穿著俐落的深色套裝，眼神明亮，與幾位同仁低聲交談，語速很快，手勢有力。那是我見她的第一面，也是最後一面。她提前離席，身影消失在旋轉門外的沉沉夜色裡，走向酒店門口排隊等候的計程車長龍——一個再也無法抵達的終點。
三天後，高雄縣鳥松鄉，一片荒僻得連狗都懶得吠叫的鳳梨園邊。空氣裡瀰漫著腐爛水果和泥土的腥氣，混合著一種更令人作嘔的甜膩。警戒線拉得很遠，黃得刺眼。我擠在同行最外圍，踮著腳，脖子伸得發酸。風捲過來隻言片語：「…女性…多處刀傷…性侵害跡象…」警察沉重的腳步踩在泥地上，噗嗤作響。突然，人群一陣騷動，擔架抬出來了。覆蓋的白布被風掀起一角，露出一隻蒼白的手，無力地垂著，手腕上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像一張咧開的、無聲吶喊的嘴。胃裡猛地一陣翻江倒海，我猛地彎下腰，把早餐連同膽汁吐在了冰冷的泥地上。嘔吐物的酸腐味瞬間蓋過了鳳梨園的甜膩，嗆得我眼淚直流。抬起頭，只看到擔架被迅速塞進黑色廂型車，車門「砰」地關上，隔絕了那個世界。那一刻，初出茅廬的「張記者」死了，另一個被這慘烈景象永久烙傷的我，活了過來。
接下來的日子，高雄像一鍋煮沸的、恐懼和憤怒混雜的粥。編輯部成了我的牢籠。電話鈴聲歇斯底里地尖叫，永遠接不完。聽筒貼在發燙的耳朵上，那頭傳來的聲音帶著顫抖：「張記者嗎？我…我女兒昨晚也差點…就在XX路口！那些計程車！誰知道裡面坐著什麼人啊！」一個中年婦女在電話裡崩潰大哭，哭訴女兒夜歸差點遇險的恐懼。我機械地記錄著地名、時間、模糊的司機特徵，手指因為用力而僵硬。桌上攤開的稿紙，寫滿了「女性夜行安全」、「計程車管理漏洞」、「全民恐慌」這樣沉重到幾乎要壓垮紙面的標題。鉛字印出來的油墨味，第一次聞起來像血。
壓力從四面八方擠壓過來。女性權益促進會的同仁們，眼睛紅腫，憤怒像實質的火焰在她們周圍燃燒。她們圍堵在警察局門口，舉著林秀娟放大的遺像，聲音嘶啞地高喊口號：「揪出兇手！還我安全！」鎂光燈閃爍不停，把她們臉上的淚痕和絕望照得慘白。新聲黨高層則顯得焦頭爛額，私下打來的電話語氣強硬，帶著不容置疑的施壓：「介安，報導要注意分寸！大局為重！別讓有心人借題發揮！」所謂「分寸」，就是避開那些指向深層治安混亂的質疑，把火力集中在單一兇手身上。我捏著話筒，指節發白。主編老陳叼著快燒到濾嘴的煙，煙霧繚繞中，他疲憊地拍拍我肩膀：「介安，我們是記者，不是判官。寫事實，但也別忘了…活著寫下去。」他眼中是洞悉一切卻無可奈何的沉重。
追兇的報導鋪天蓋地，卻如同拳頭打在棉花上。警方公佈的模擬畫像貼滿了大街小巷——一個方臉、平頭、眼神陰鷙的中年男子，特徵模糊得如同這座城市裡無數沉默的影子。懸賞金額不斷攀升，刺激著人們的神經，也引來更多真假難辨的「線索」。我跟著警察跑過昏暗潮濕的錄影帶出租店，老闆撓著頭說「好像有點印象」；查訪過城鄉結合部混亂的廉價旅館，老闆娘叼著煙，不耐煩地揮手驅趕；甚至深入氣味刺鼻的汽車解體廠，試圖尋找那輛可能沾染了血跡的「幽靈計程車」。每一次出發都帶著微弱的希望，每一次歸來，帶回的只有更深重的疲憊和冰冷的挫敗感。證據鏈脆弱得不堪一擊，目擊者的記憶在恐慌和時間的沖刷下變得模糊扭曲。那個方臉平頭的幻影，最終消散在南方潮濕粘稠的空氣裡，無影無蹤。喧囂的追捕浪潮漸漸退去，留下的是冰冷的礁石——一樁懸案。林秀娟的名字，從社會版的頭條，慢慢滑落，滑向報紙中縫那些不起眼的豆腐塊，最終，凝固在檔案袋冰冷的編號裡。
唯一的迴響，是半年後。議會裡，一位女性議員拿著厚厚一疊材料，她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出來，帶著壓抑不住的哽咽和尖銳：「看看這份名單！看看這些血淚！林秀娟女士的悲劇，還要上演多少次？」她用力拍打著講台，目光如炬，掃過台下或沉默或迴避的男性議員面孔。「計程車，城市流動的血脈，卻成了吞噬女性的黑洞！裝個定位，要了誰的命嗎？！」她的質問在議事堂裡迴盪。那一刻，我坐在旁聽席最後一排，指甲深深掐進掌心。台上的激辯，台下的博弈，最終催生了一部法律。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正式頒佈，強制所有計程車安裝衛星定位系統的條款赫然在列時，我盯著那幾行鉛字，感覺不到絲毫喜悅。冰冷的法條，是林秀娟用生命換來的祭品，是遲到的、聊勝於無的慰藉，卻永遠填補不了那個吞噬了她的黑洞。我們堵上了一道門縫，卻沒能抓住門後的惡魔。
二十年，足夠讓一個滿腔熱血的菜鳥記者，磨成「介安哥」。眼角的皺紋深了，鬢角染了霜，跑突發新聞的腳步也早沒了當年的輕快。辦公桌從角落搬到了靠窗，處理的大多是統籌和審稿。日子像溫吞水，直到老鄭那個電話打來。
「喂…介安？」老鄭的聲音像破舊風箱在拉，嘶啞，氣若游絲，背景是醫院儀器單調冰冷的「嘀…嘀…」聲。他是當年專案小組的外圍老刑警，退休多年，肝癌晚期。
「鄭哥？你怎麼樣？」我心裡一沉。
「秀…秀娟…」他艱難地吐出這個名字，像含著一塊燒紅的炭。「那車…方向盤…方向盤下面…靠軸那兒…」一陣劇烈的咳嗽打斷了他，撕心裂肺。「…鏽…紅的…像…乾了的…血…沒人…沒人細看啊…」聲音越來越低，斷斷續續，最後只剩下沉重的喘息，電話那頭徹底陷入一片死寂的忙音。
我握著手機，站在辦公室明亮的窗前，窗外是車水馬龍的現代都市，計程車頂燈在陽光下反射著刺眼的光，每一輛都裝著精準的GPS。一股寒意卻從腳底板猛地竄上來，瞬間凍結了四肢百骸。方向盤下面？鏽跡？暗紅色？像乾涸的血？
記憶深處那輛被反覆推測、卻始終如幽靈般的計程車殘骸照片，猛地撞進腦海。二十年前，技術落後，現場混亂，勘察的重點都在座椅、腳墊、門把手這些顯眼位置尋找血跡和生物檢體。方向盤？尤其是方向盤下面靠近轉向柱軸、那個需要費力彎腰甚至拆卸才能看清的犄角旮旯？誰會特別留意那裡是否有顏色異常的鏽蝕？當時普遍的看法是兇手極可能戴了手套，車內顯性痕跡被清理過…如果…如果兇手在極度緊張或搏鬥中，手套破損，或者凶器割傷了自己，有那麼一滴、兩滴滾燙的血，在黑暗混亂中，恰恰濺射到了那個隱蔽至極、向下凹陷的角落呢？它沒有被擦拭掉，它只是靜靜地滲入金屬的微小縫隙，隨著時間流逝，在潮濕的空氣裡氧化，變成了一團不起眼的、暗紅色的鏽斑！一個被所有人忽略的致命細節！
這念頭像毒藤一樣瞬間纏緊心臟。我猛地轉身，撞開椅子，衝向報社的資料庫。那積滿灰塵的角落，塵封著過去幾十年的新聞檔案。我發瘋似的翻找，手被粗糙的檔案袋邊緣劃破也渾然不覺。終於，「1996年 - 林秀娟案 - 物證照片（副本）」的牛皮紙袋被我抽了出來。袋子陳舊，邊緣磨損得起了毛。
裡面是一疊已經嚴重泛黃、帶著濃重霉味和歲月酸氣的照片。大多是現場環境的全景、中景，鳳梨園、泥濘小路、被壓倒的雜草。翻到最後幾張，是那輛作為重要嫌疑車輛、後來被找到並徹底勘驗過的老舊計程車（同款車型）內部照片。照片清晰度很差，顆粒粗糙。我幾乎是趴在桌面上，鼻尖快要觸到發黃的相紙，指尖顫抖著，用放大鏡一寸寸搜尋方向盤區域的特寫。
一張，沒有。角度不對。另一張，光線太暗，一片模糊。心一點點往下沉。就在絕望開始蔓延時，最後一張照片的邊緣，一個極其局部的視角——似乎是為了拍攝方向盤下方某個線束或踏板而附帶拍到的。在畫面最下方，靠近轉向柱金屬軸套與方向盤金屬骨架連接的那個極其隱蔽的凹陷處，光線晦暗，一團模糊的、比周圍鐵鏽顏色更深的暗紅色污漬，像一塊凝結的陳舊血痂，不仔細分辨，幾乎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就是它！老鄭囈語中的「鏽」！
血液瞬間衝上頭頂，耳邊嗡嗡作響。二十年！整整二十年！這個致命的秘密，就藏在這張無人問津的照片角落裡，藏在那個陰暗、油膩、無人會去注意的機械縫隙中！它嘲笑著當年技術手段的落後，嘲笑著我們自以為是的勘察方向，像一個冰冷的、來自深淵的凝視。
我幾乎是跌坐在椅子上，大口喘著氣，心臟狂跳得像要掙脫胸腔。那個隱藏的鏽跡，不再是模糊的污點，它在我的視野裡驟然放大，變得無比清晰、無比猙獰。它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猛地插進了鎖死二十年的真相之門。門內是什麼？是早已湮滅的DNA？還是一個指向特定修理廠、特定車主的微小鐵證？老鄭用生命最後一點火星點燃的線索，絕不能在我手裡熄滅。
沒有絲毫猶豫，我抓起桌上的手機，指尖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迅速撥通了一個無比熟悉的號碼。電話接通了，聽筒裡傳來一個沉穩而略帶滄桑的男聲：「喂？」
「老周，」我的聲音因為壓抑著巨大的情緒而顯得有些沙啞，每個字都像從喉嚨深處擠出來，帶著孤注一擲的分量，「是我，介安。林秀娟案……有新發現！絕對重磅！我需要你，需要你手裡最頂尖的鑑識資源，立刻！馬上！」
窗外的陽光依舊燦爛，城市在高效地運轉。但我知道，一場沉寂了二十年的風暴，正從這張泛黃的舊照片上，從那個方向盤下方幽暗角落裡的暗紅色鏽跡中，重新開始積聚力量。這一次，無論門後是救贖還是更深的黑暗，我都必須將它推開。
後記：鏽跡之下
這篇小說改編自一樁真實的懸案——1996年的彭婉如命案。
二十多年過去，真相仍被掩埋在時間的灰燼裡。
當年的社會環境、偵查技術、性別意識，都與今日大不相同。那是一個計程車沒有GPS的年代，一個女性夜歸仍被視為「冒險」的年代，一個性別暴力尚未被正視的年代。彭婉如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不幸，更是整個社會的傷口。
這篇小說裡的「林秀娟」是虛構的，但她的恐懼、憤怒與無助，卻是無數女性的共同記憶。
而「張介安」這個角色，則代表著我們——那些試圖追尋真相，卻又無力改變結局的人。他推動了法律的進步，卻始終無法為死者討回公道。這或許就是現實最殘酷的一面：正義未必會來，但我們仍得繼續前行。
小說裡那個被忽略的「鏽跡」，象徵著那些被遺漏的線索、被輕視的細節、被遺忘的證詞。有時候，真相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只是我們從未真正看清。
現實中，彭婉如案仍未偵破。但她的死，確實改變了台灣社會——計程車強制裝設GPS、性侵害防治法的推動，某種程度上，都是她的血淚換來的。
這篇小說，是對逝者的紀念，也是對真相的追問。
希望有一天，鏽跡終將被刮除，真相終能浮出水面。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