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971年真實刑案改編
父親臨終前交給我一份泛黃的卷宗，封面潦草寫著「1971年·河濱分屍懸案」。
二十年前，六歲男童林小光在河濱動物園消失，三天後，基隆河畔的淤泥裡浮現了他被肢解的殘軀，唯獨不見頭顱。警方史無前例地採集了附近所有男性的血樣，大海撈針般篩查AB型血液。
更夫李守義被鎖定，他承認失手打死「偷東西的小賊」，卻至死不肯說出頭顱下落。
當我翻開卷宗，塵封的疑點如毒蛇般甦醒：血型篩查的漏洞、倉促的審判、缺失的頭顱……
而一條匿名簡訊突然閃現在手機螢幕：「張記者，你以為他們真找到兇手了？」
檔案室陳年的紙張與灰塵氣息混合著空調的冷風，鑽進鼻腔。我，張介安，四十五歲，在《時潮週刊》的故紙堆裡已經埋首了三天。指尖劃過一排排蒙塵的卷宗脊背，為一個關於早期刑偵技術局限的專題報導尋找素材。目光最終被角落一份格外厚重的文件夾攫住——牛皮紙封面，沒有任何正式編號，只有一行褪成鐵鏽色的鋼筆字跡，潦草而沉重：「1971年·河濱分屍懸案」。字跡，是我父親張明哲的。
心臟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攥緊。1971年，父親還是一名熱血的地方警員。這個案子，我童年時只在父母刻意壓低的、充滿陰影的交談碎片中聽過隻言片語——「太慘了」、「孩子」、「頭不見了」……每一個詞都帶著禁忌的寒意。我從未想過，它會以這種方式，跨越三十多年的時光，重新撞進我的生命裡。
深吸一口氣，壓下指尖細微的顫抖，我抽出了那份卷宗。紙張脆黃，散發出時間獨有的朽敗氣味。首頁是父親工整的筆錄，記錄著報案那一刻的混亂：
1971年10月3日，下午約4時15分。圓山…不，河濱動物園管理處電話急報：六歲男童林小光，於園內蝴蝶館附近走失。衣著：藍色短褲，白色短袖上衣，紅色塑膠涼鞋。家屬情緒崩潰…
林小光。這個名字像一根生鏽的針，刺破了記憶的薄膜。緊接著，是三天後，1971年10月6日，基隆河下游一處荒僻泥灘的發現記錄。褪色的現場照片被釘在下一頁，視覺衝擊力並未因歲月而減弱多少。渾濁泥水中，包裹在破碎衣物裡的，是孩童被殘忍肢解的軀幹和四肢。照片刻意避開了最血腥的特寫，但那份非人的切割痕跡和冰冷的殘缺感，足以讓胃部翻攪。報告下方，一行觸目驚心的結論用紅筆圈出：「頭部缺失。切口處有生活反應，死後分屍。」
往後翻，是鋪天蓋地的油印傳單影本，上面是林小光笑得天真無邪的登記照，大大的眼睛彷彿在無聲質問。父親的字跡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初期排查：焦急如焚的父母、動物園驚慌失措的目擊者（有人說看到一個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和小光說話，但描述模糊）、附近居民惶恐的流言……如同大海撈針，毫無實質性突破。絕望的氣息透過紙張瀰漫開來。
轉折點在一份物證檢驗報告。父親用紅藍鉛筆在上面重重劃了線：「現場提取精斑，經化驗，確認為AB型。」 緊接著，是1971年底一份轟動全市、乃至全省的通告影印件，紙張邊緣已經破損。標題粗黑：「為偵辦河濱兒童被害案，將對特定區域成年男性居民進行血型採集比對。」通告詳細劃定了以河濱動物園和棄屍點為中心、半徑數公里的篩查區域，要求所有適齡男性配合驗血。通告下方，有父親的一行小字備註：「史無前例。民怨沸騰，壓力如山。唯求一線生機。」
卷宗裡夾著幾張翻拍自當年《聯合時報》的微縮膠片照片。黑白影像上，簡陋的衛生所門口排著蜿蜒長龍，男人們捲起袖子，臉上混雜著困惑、不滿和一絲恐懼。警察疲憊地維持秩序。一個戴眼鏡的技術員正低頭將採集的血樣滴在測試卡上，神情凝重。這就是父親當年親歷的「地毯式血型篩查」——一場在技術原始年代，依靠人海戰術和龐大行政力量推動的悲壯實驗。他們要從這片人海裡，撈出那個擁有罪惡AB型血液的人。
目標最終收縮到河濱動物園及周邊區域。卷宗裡一份份名單，一個個被劃掉的名字，像一條條絕望的死胡同。然後，一個名字被紅筆反覆圈出：李守義。五十八歲，動物園及附近區域的夜班更夫，獨居在動物園後門附近一間廢棄倉庫改成的簡陋棚屋裡。他的血型，赫然是AB型。
審訊記錄佔據了後面厚厚一摞。字裡行間，李守義的形象逐漸清晰：沉默，佝僂，眼神渾濁。最初幾天，他像塊石頭，對所有問題報以頑固的沉默。突破口在一次針對性的搜查後出現。記錄顯示，在他棚屋角落一堆散發著霉味的破舊衣物下，發現了一件深藍色、洗得發白的工作外套，袖口處有幾處極其微小、肉眼幾乎難以辨別的深褐色噴濺狀污漬。法醫初檢，高度疑似人血。面對這件衣服，李守義的心理防線似乎瞬間崩塌了。
審訊記錄上，父親的字跡變得急促有力：
李（聲音沙啞，低頭）：……是俺。是俺打死的。
警：為什麼？孩子怎麼你了？
李（突然激動）：他偷東西！那晚俺巡夜，看見他…他溜進倉庫後面的工具房！小小年紀不學好！俺氣不過，抓著他教訓…他…他咬俺！俺火一上來，抄起旁邊一根木棍…就…就…
警：然後呢？孩子頭呢？你弄到哪裡去了？！
李（恢復死寂，眼神空洞）：…不知道。俺慌了，就…就扔河裡了。別的俺不知道。
無論警方如何威逼利誘、反覆訊問，關於頭顱的下落，李守義從此緘口不言，反覆只有「扔河裡了」、「不記得了」。這份頑固的沉默，成為案卷中最沉重、最令人窒息的謎團。
後續的法律程序記錄顯得相對簡略。李守義被控故意殺人、毀損屍體。法庭採信了他的供述、血型證據、以及那件帶血的外套（儘管因當時技術所限，無法精確認定血型及屬於死者）。1972年，死刑判決下達。記錄顯示，李守義在上訴期間及最終執行前，面對任何人的詢問，包括神父，都再未提過林小光的名字，更未吐露頭顱的隻言片語。卷宗最後一份文件，是父親手抄的判決書摘要，末尾空白處，他用鉛筆重重寫下一個問號，力透紙背，旁邊是一行小字：「頭？真在基隆河？若不在，何處？若在，何以無蹤？」
合上沉重的卷宗，窗外已是華燈初上。霓虹的光污染透過百葉窗縫隙，在堆滿舊報紙的桌面上投下扭曲的光斑。父親那個巨大的問號，像烙印一樣刻在腦海裡，揮之不去。那個年代的技術局限——粗糙的血型比對、有限的物證分析能力、依賴口供定案的模式；李守義認罪卻又死守頭顱秘密的極端矛盾；倉促的死刑執行後徹底斷絕的線索……這一切都指向一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真相，是否如同林小光那失蹤的頭顱一樣，被永遠埋在了歷史的淤泥之下？
更深的寒意來自卷宗之外。我記得父親張明哲晚年，偶爾在病榻上陷入昏沉囈語時，會反覆念叨幾個詞：「…不止一個…血…對不上…太乾淨了…」 當時只道是病中糊塗，此刻回想，每一個詞都像冰錐，刺向這份看似「已結」的卷宗。那個巨大的問號，難道不僅是關於頭顱的下落？
父親張明哲臨終前將這份非官方的、凝聚了他個人困惑的調查記錄交給我，一個記者兒子，這本身就是一個跨越生死的託付。他無法說出口的疑慮，需要我去尋找答案。不是為了翻案，而是為了那個永遠停留在六歲、頭顱不知所蹤的林小光，為了那份被技術局限和時代陰影所遮蔽的、或許更為殘酷的真相。
我拿起手機，螢幕的光映亮疲憊的臉。指尖在通訊錄裡滑動，最終停在一個名字上：陳伯雄。父親警界的老搭檔，當年參與此案的核心刑警之一，如今該是八十多歲高齡，退休多年了。電話撥通前的忙音，在寂靜的檔案室裡格外刺耳，彷彿敲打著通往過去塵封之門。
「喂？」一個蒼老但異常清晰的聲音傳來，帶著老派人的沉穩。
「陳伯伯，是我，張介安，明哲的兒子。」我儘量讓聲音聽起來平穩。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隨即是恍然的聲音：「介安啊！好久不見。怎麼想起給我這個老頭子打電話了？」
「陳伯伯，打擾您了。我…最近在整理我爸留下的東西，看到一些關於…『河濱案』的材料。」我謹慎地選擇措辭，「就是1971年，那個叫林小光的孩子…」
「……」 電話裡瞬間陷入一片死寂，連呼吸聲都幾乎聽不見了。過了足有五六秒，才傳來陳伯雄一聲極深、極沉的嘆息，像從歲月的深井裡打撈上來，帶著冰涼的濕氣。「……那個案子啊。」 聲音陡然低啞下去，「你爸…明哲他還是放不下，是不是？到走，都沒放下。」
「陳伯伯，我看到卷宗裡，我爸最後寫了個很大的問號，關於…孩子的頭。」
又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然後，陳伯雄的聲音壓得更低，彷彿怕被空氣聽了去：「介安，有些話，當年不能說，現在…也未必能說清楚。但那個李守義…他認了打死孩子，這沒錯。可他說小光偷東西，純屬放屁！」 老刑警的用詞突然變得激烈，「我們查遍了，倉庫那一片，那幾天根本沒丟任何東西！一根釘子都沒少！他撒謊！」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他為什麼認？」
「怕！」 陳伯雄斬釘截鐵，「他眼神裡的怕，不是怕槍斃那種怕！是怕別的！怕得骨頭縫裡都在抖！他咬死小光偷竊，是想給自己那一下子找個由頭，減輕點罪過？可他打死孩子後的行為，根本不像一個臨時起意、慌了神的糟老頭子！分屍…切口俐落得驚人。拋屍…選的地方又偏又難找，還懂得分散拋棄，軀幹扔下游，手腳…後來在更上游一點的水草叢裡找到了。這手法…太『專業』了，冷靜得可怕。一個驚慌失措的老更夫？哼！」
「您是說…背後有人？」 我追問，喉嚨發乾。
「不知道！」 陳伯雄的聲音充滿挫敗和積壓多年的憤怒，「我們懷疑過！可李守義那老東西，牙關咬得死緊，一個字都不肯漏！他像是被什麼東西徹底嚇破了膽，寧願頂著殺人分屍的罪名去死，也絕不敢說出實情！我們當時把所有精力都釘在他身上，血型也對上了，他認了罪…上面要結果，輿論壓力大如山…還能怎麼辦？只能是他！」
「那…那個關鍵的AB型血跡呢？就憑這個鎖定區域？」
「唉…技術啊！」 陳伯雄長嘆，帶著無盡的遺憾，「當年那是高科技了，能鎖定是AB型，已經篩掉了七成的人。可AB型的人，在那個區域，也還有好幾十號！我們只能重點排查有前科的、行為異常的、獨居的…李守義剛好都沾邊。但…現在想想，萬一呢？萬一那個留下精斑的人，根本就不是兇手呢？或者…不止一個人呢？」 他頓了頓，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你爸…明哲他，私下裡一直嘀咕，現場有些痕跡…感覺有點『太乾淨』了，不像李守義那破棚屋裡的東西能弄出來的…可惜，當年沒條件細查。」
「孩子的頭…一點線索都沒有？」
「沒有！掘地三尺也沒有！基隆河那段，撈了又撈，就差把河床翻過來了！」陳伯雄語氣肯定，「李守義最後只反覆說『扔河裡了』，可我們不信！他一定知道在哪裡，或者…他交給誰了！這是他帶進棺材裡的秘密，也是這個案子永遠填不上的窟窿！」
電話的最後，陳伯雄疲憊地說：「介安，這案子…是時代的一個疤。技術跟不上，壓力又太大。李守義伏法，給了社會一個交代，促成了後來保護孩子法律的討論…這算是它唯一的一點光亮吧。至於那個問號…」 他深深吸了口氣，「也許，讓它留在你爸的卷宗裡，比挖出來面對一些…我們可能根本承受不了的東西，要好。」
掛斷電話，檔案室裡冰冷的空氣似乎凝固了。陳伯雄的話語，像一把把鏽蝕的鑰匙，插入父親卷宗裡那個巨大的問號鎖孔，卻只轉動出更多沉重而黑暗的疑竇。李守義謊言背後的恐懼是什麼？那「專業」的分屍手法從何而來？那個AB型血跡，是否真的指向唯一的真兇？父親關於「不止一個」和「太乾淨」的囈語，是昏迷的幻覺，還是敏銳直覺在生命末梢的閃現？
林小光失蹤的頭顱，像一個永恆的、沉默的控訴。
接下來的日子，我利用週刊記者的資源，一頭扎進更深的歷史迷霧。我找到了當年參與血型篩查的一位退休老法醫。在瀰漫著消毒水和舊書味的養老院房間裡，老人用佈滿老年斑的手摩挲著舊相簿裡一張集體工作照，眼神渾濁地回憶：
「AB型…當年是大方向，沒錯。但技術太粗糙啊！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更別提現在這種DNA分型了。」他搖搖頭，「而且，只篩查了血型，忽略了其他可能交叉的體液證據…比如汗液裡的某些酶型…如果當年有條件做更全面的比對…」 他無奈地攤手，沒有說下去。技術的牢籠，當年困住了真相的腳步。
我又設法查閱了當年庭審記錄的摘要（原件已不可尋）。李守義在法庭上的供述與其在警局的完全一致，堅持「盜竊-反抗-失手致死-慌亂分屍拋屍」的單一敘事。辯護律師幾乎沒有提出有力的質證，對物證鏈條的薄弱環節（如血衣與死者關聯性的絕對證明缺失）也未深入質疑。整個審判過程，在如山的社會壓力和「證據確鑿」的表象下，顯得異常高效而…順理成章。那份高效，如今看來，帶著一絲令人不安的倉促。
最讓我心悸的發現，來自一份塵封的、非官方的民間檔案記錄（由一位已故地方文史工作者保存）。在一份1971年11月的社區會議紀要旁注中，夾著一張泛黃的便籤，字跡潦草：
…河濱案後，廢河道附近拾荒的啞巴老趙，行為異常。有人見其深夜在舊涵管附近挖掘，狀甚驚恐。後其突發急病，月餘身亡。死前指天畫地，似有所言，惜無人懂…
廢河道！舊涵管！這與基隆河現河道是不同區域！一個拾荒的啞巴，在案發後不久行為怪異，最終離奇死亡？這會是巧合嗎？還是…一條從未被注意到的、關於頭顱下落的微小線索？
心臟在胸腔裡狂跳。我立刻調出最詳細的舊地圖，結合衛星圖，鎖定了幾處70年代已被填埋或改道的舊河道及附屬涵管位置。它們多位於當年篩查區域的邊緣，甚至略微超出。其中一處，靠近當年一片荒蕪的、由幾家小型鐵皮回收廠和廢棄倉庫組成的工業邊角地帶。直覺像冰冷的電流竄過脊背。李守義工作的動物園倉庫，離這片工業區，步行距離並不遙遠！
一個瘋狂的念頭攫住了我。在一個陰沉的週末下午，我帶著強光手電筒、簡易探桿和一顆懸到嗓子眼的心，獨自驅車前往那片早已被城市擴張覆蓋的舊地。昔日的荒蕪工業區，如今是待開發的荒地，野草瘋長，間雜著傾倒的建築垃圾。根據地圖比對，我找到了疑似舊涵管匯入廢河道的大致區域。地面已被渣土和荒草覆蓋，看不出絲毫痕跡。
我像一個蹩腳的盜墓賊，用探桿在泥濘的草叢和瓦礫間笨拙地戳探。雨水混合著汗水浸透後背。時間一點點流逝，失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上漲。就在手臂酸麻、準備放棄之際，探桿在某處鬆軟的、被茂密藤蔓遮蔽的斜坡邊緣，突然「咔噠」一聲，碰到了下方堅硬的、中空的結構物！
腎上腺素瞬間飆升。我撥開糾纏的藤蔓，露出一段破損的水泥涵管斷面，直徑約半米，黑洞洞地斜插向地下深處，裡面塞滿了淤泥、枯枝和生活垃圾。惡臭撲面而來。我屏住呼吸，將強光手電筒的光束盡可能地向深處打去。渾濁的淤泥中，光線反射出一些破碎的塑膠、腐爛的織物…突然，光束邊緣，一個被污穢半掩的、形狀異常規則的圓弧形物體，隱約顯露出來！
那輪廓…像極了一個倒扣的…碗？不！是顱骨的上半部分穹窿！
血液彷彿瞬間衝上頭頂，又在下一秒凍結。我僵在原地，手電光柱微微顫抖，死死鎖定著淤泥深處那抹令人心悸的弧度。多少年？五十多年了！林小光消失的頭顱，難道就沉睡在這片被遺忘的、骯髒的涵管淤泥裡？與拾荒者的怪異、李守義至死的沉默、父親卷宗上那個巨大的問號…驟然串聯成一條冰冷刺骨的邏輯鏈條！
就在這心神劇震的瞬間，口袋裡的手機尖銳地嘶鳴起來，螢幕在昏暗的光線下刺眼地亮起。是一條簡訊，來自一個完全陌生的號碼。沒有稱呼，只有一句冰冷如刀的話：
張記者，你以為他們真找到兇手了？涵管裡的東西，碰了，林小光就永遠只是『失手打死的小賊』。不碰，他或許還能是個『孩子』。
寒意，比涵管深處的淤泥更冰冷粘稠，瞬間攫住了我的心臟，凍結了血液。發信人是誰？他（或她）怎麼知道我在這裡？怎麼知道涵管裡的發現？那句充滿威脅與暗示的話，像毒蛇的信子舔舐著神經——「碰了…就永遠只是『失手打死的小賊』」。這是在警告我，一旦公開或深入調查這個涵管裡的發現，某種被精心掩蓋的、可能比李守義認罪版本更可怕的真相，將會徹底顛覆林小光作為一個無辜受害者的身份？甚至…坐實李守義關於「偷竊」的謊言？而「不碰」，保持現狀，林小光就還能以「被殘忍殺害的孩童」形象存在於公眾記憶和立法推動的象徵意義裡？
犧牲一個孩子的絕對清白，去換取一個更宏大卻更模糊的「正義」象徵？這算哪門子的選擇！
我猛地關掉手電筒，迅速用藤蔓重新遮蓋住涵管口，彷彿在掩蓋一個潘朵拉魔盒。四周荒草叢生，風吹過發出嗚咽般的聲響，看不到任何人影。那個匿名的監視者，如同幽靈，潛伏在資訊網路的另一端，冰冷地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接下來的幾週，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掙扎與焦灼。涵管深處的發現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心頭。我秘密諮詢了一位信賴的、退休的老法證專家，隱去具體地點和案件，只描述了「疑似在密閉涵管淤泥中發現可能的人類顱骨殘骸，環境潮濕污穢，歷時超過五十年」的情況。老專家在電話那頭沉默良久，才緩緩說：「介安，這種情況…理論上，骨骼如果未被強酸強鹼或極端物理破壞，是有可能保存下來的，尤其顱骨這樣的緻密骨。但是…時間太久，環境太差，軟組織、毛髮、衣物纖維這些肯定沒了。最關鍵的是…DNA。」他嘆了口氣，「五十多年，在那種污水淤泥環境裡，DNA降解會非常非常嚴重。即使提取到極其微量的碎片，以現在的技術，成功的機率…也渺茫得像大海撈針。而且，就算能證明是人的骨頭，要確定身份…沒有生前齒科記錄比對（那個年代的孩子很少看牙醫），沒有可比的親屬DNA樣本（直系親屬可能早已不在）…難，太難了。」
技術，又一次橫亙在真相面前，冷酷地提醒著時代的鴻溝。即使我不顧警告去挖掘，很可能也只是一次徒勞的、驚動幽靈的冒險，最終得到的，或許只是一塊無法證明屬於林小光的、沉默的骨頭。而代價，可能是徹底湮滅某種父親和陳伯雄都隱約感覺到的、更深層的黑暗線索。
那個匿名號碼再未響起，像從未存在過。但這種沉默，比任何威脅都更具壓迫感。它意味著，那雙眼睛還在暗處，耐心地等待我的抉擇。
我回到了週刊的辦公室，面對著電腦螢幕上打開的空白文件。游標閃爍，像一隻催促的眼睛。窗外是2025年繁華的臺北，霓虹閃爍，車流如織。樓下街角，幾個放學的孩子揹著大大的書包，嬉笑著走過，臉上是全然的無憂無慮。這幅景象，與父親卷宗裡那張林小光天真微笑的登記照，隔著五十多年的時光，無聲重疊。
手指懸在鍵盤上，沉重如山。我該寫下什麼？
是複述那場轟動一時的血型篩查，講述李守義的伏法與未解的頭顱之謎，重點渲染此案如何催生了社會對兒童保護的覺醒，最終促成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前身法案的討論？這是一個安全的、符合主流敘事的框架，一個「正義雖遲但到」、「悲劇推動進步」的圓滿故事。林小光將作為一個符號化的受害兒童被銘記，他的頭顱之謎將作為歷史的遺憾被輕輕帶過。
還是…撕開這個看似癒合的傷疤？寫下李守義認罪背後的謊言與恐懼，寫下「專業」分屍手法帶來的毛骨悚然，寫下父親張明哲臨終的囈語和陳伯雄遲暮的憤怒，寫下廢河道涵管邊拾荒啞巴的離奇死亡，寫下那個匿名簡訊冰冷的威脅與兩難的選擇？這將是一篇投向深水炸彈的報導，可能掀起巨浪，也可能…炸出我們所有人都無法面對的、更猙獰的真相。而最殘酷的是，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真正抵達那個真相的核心，林小光，可能將永遠失去他作為一個純粹受害者的清白。
游標依舊在閃爍，嘲笑著我的猶豫。
最終，我的手指落下。文件的標題欄，我敲下：
《未完成的拼圖：1971年河濱兒童失蹤案與時代之殤》
正文，我選擇了一條艱難而模糊的路徑。我詳細描述了當年的案件經過、血型篩查的宏大與局限、李守義的認罪與至死未解的頭顱之謎，以及此案最終在社會層面引發的關於兒童安全的深刻反思和立法推動。我引用了陳伯雄的部分回憶（隱去其名，只稱「當年參與偵辦的老刑警」），提到了李守義供述中「盜竊」情節的矛盾性，以及此案在證據鏈上因時代技術所限存在的疑問，尤其點出了「頭顱缺失」這一關鍵懸案對整個案件定性和受害者家庭造成的永恆傷痛。我提到了父親張明哲作為基層警員的困惑與堅持，以及那份私人卷宗的存在。
但我沒有觸碰廢河道涵管。沒有提及那個匿名簡訊。沒有將拾荒啞巴的死亡與案件做任何明確關聯。關於頭顱可能的下落，我寫道：
…五十多年過去，基隆河水流淌依舊。林小光的頭顱，或許早已在泥沙中化為烏有，或許沉睡在某個不為人知的黑暗角落，成為歷史留給現實的一道無解謎題。它的缺失，不僅讓一個幼小的生命無法完整安息，也讓這起看似蓋棺定論的悲劇，始終蒙著一層難以言喻的陰影。這陰影提醒著我們，正義的實現，有時需要穿越多麼複雜崎嶇的迷霧；而一個社會的進步，其基石之下，又可能埋藏著多少未被徹底照亮的犧牲與疑問。
報導刊出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有讀者為當年的悲劇唏噓，有評論讚揚此案對兒童保護立法的推動作用，也有少數聲音質疑當年辦案是否存在疏漏。週刊的熱線接到幾個自稱瞭解「內情」的電話，但所述內容荒誕離奇，無法查證。那個匿名號碼，再無聲息。世界彷彿又恢復了它喧囂而健忘的運轉。
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我獨自駕車再次來到那片荒地。野草在夜風中起伏，如同黑色的海洋。我走到那處被藤蔓覆蓋的涵管口，沒有打開手電筒，只是靜靜地站著。腳下深處，淤泥中，一個孩童殘存的顱骨，或許正與黑暗融為一體。
我最終沒有報警，沒有召集法醫。我拿出手機，關閉了定位和網路，對著那片黑暗的涵管口，拍下了一張什麼也看不見的照片。然後，我蹲下身，將父親張明哲那份泛黃的卷宗影本，一頁一頁，在涵管口前點燃。紙張在火焰中蜷曲、焦黑，化作飛舞的灰蝶，帶著那個巨大的問號和所有未能言說的秘密，飄向涵管深處，飄向永恆的沉寂。
火光映亮我佈滿鬍鬚、疲憊不堪的臉。那一刻，我彷彿看到父親張明哲站在不遠處，穿著他洗得發白的舊警服，面容模糊在夜色裡，對我微微點了點頭。
記者的天職是追尋真相。但有些真相，如同深埋地底的骸骨，挖掘出來，曝於天日，帶來的可能並非昭雪，而是更大的毀滅與不公。當證據注定殘缺，當技術無力回天，當揭開一層黑幕可能只意味著墜入更深的黑暗…守護一個孩子作為純粹受害者的記憶，守護那份由他生命換來的、推動社會向前的微弱光亮，或許，是另一種更沉重、更無奈的「真實」。
火焰熄滅，最後一縷青煙消散在夜風中。我站起身，最後看了一眼那被藤蔓掩埋的黑暗入口，轉身離開。身後，是城市永不熄滅的燈火，是孩子們安然沉睡的夢境，是基隆河沉默流淌的水聲。而那份關於頭顱、關於恐懼、關於未解之謎的全部重量，連同父親張明哲卷宗的灰燼，被我永遠地封存在了這片被遺忘的土地之下。
這拼圖，注定殘缺。但至少，那屬於林小光的、六歲孩童純真的笑容，在歷史的記錄中，得以保持它最後的、未被玷污的完整。這是我，張介安，一個從業二十年的記者，在真相與代價的懸崖邊緣，唯一能為他守護的東西。
《未完成的拼圖》後記：灰燼的重量
文／張介安
這篇報導刊出後，我收到了幾封讀者來信。有人憤怒質問我為何暗示冤案卻不追查到底；有人感謝我寫出時代的無奈；還有一位自稱退休教師的老先生，顫巍巍地寫道：「當年血型篩查，我也在隊伍裡。警察用棉花棒戳我手指時，我覺得自己像待宰的牲口…謝謝你寫出那種荒謬。」
這些信件被我收進抽屜底層，與父親的卷宗灰燼隔著一層木板。某種意義上，它們是同類——都是燃燒後的殘渣。
挖掘那處涵管後的第三個月，那片荒地突然被圍上藍色鐵皮。巨型告示牌一夜立起：「前瞻計畫｜河岸生態復育工程」。怪手與卡車轟鳴著開進野草深處，翻起陳年渣土。我站在對岸堤防上，望見藤蔓覆蓋的斜坡被整片鏟平。水泥涵管像一截腐爛的盲腸，被機械臂粗暴扯出，連同淤積半世紀的污黑泥漿，傾倒入密封的廢土車。
沒有頭骨。沒有新聞。只有環保署的宣傳稿在網路上閃爍：「清除歷史污染源，還原河川生命力。」
那一刻，我確信匿名簡訊的主使者早已預見這一切。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城市新陳代謝的節奏，知道時間與推土機會掩埋所有不合時宜的證據。
陳伯雄伯伯在報導刊出後一周過世了。葬禮上，他當年的小徒弟、如今的白髮分局長拍著我肩膀嘆氣：「你爸和陳老師…就是太認真。有些案子是時代的祭品，硬要翻出來，活人受不了的。」靈堂香火繚繞間，我驀然想起父親病榻囈語的「太乾淨了」——原來最乾淨的不是現場，是我們親手擦拭的記憶。
今年清明，我去看了林小光無名的衣冠冢。墓園管理員是個嚼檳榔的老阿伯，聽我問起這座空墳，渾濁的眼珠突然亮起來：「伊喔？小時候住阮隔壁巷啦！皮是皮，會偷摘我家蓮霧…但很孝順呢，他阿嬤中風，都是他捧粥餵的。」他吐掉檳榔汁，指著墓碑模糊的相片：「可憐哦，連棺材都沒頭…」
風吹過相思樹林，沙沙作響。我蹲下身，放下一包新上市的「河濱動物園」聯名兒童餅乾。鐵盒上，卡通化的長頸鹿與大象咧著嘴笑。
返程路上，手機跳出新聞快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十週年，兒少保護通報數成長十二倍」。陽光刺眼，我關掉螢幕。擋風玻璃映出自己的臉——四十五歲，眼袋浮腫，鬢角摻灰，和父親遺照裡的模樣愈發相似。
後視鏡裡，基隆河閃著碎金般的光，沉默流向大海。
有些真相註定沉在河底。
而我們能做的，
不過是守住堤岸，
讓後來的孩子，
別再墜入同樣的黑暗。
將掙扎沉澱為一代人的共同重量。
當證據湮滅、證人凋零，唯一能對抗遺忘的，或許是我們凝視黑暗時，眼底尚未熄滅的微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