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1978年真實刑案
我翻拍證物照片的手突然僵住——
1978年「虎嘯巖姦殺案」的關鍵咬痕比對圖，與死者傷口存在三毫米誤差。
卷宗深處一張褪色工作證飄落，
上面印著本該「伏法」的兇手名字：
陳國雄。
而案發當日，
他正在八十公里外的工廠值班。
2025年，初夏的溽熱早早盤踞臺北。冷氣賣力嘶吼，也壓不住辦公室裡那股陳年紙張混合著電子設備散熱的獨特氣味。我，張介安，四十五歲，在《時事經緯》週刊的犯罪紀實欄目浸淫了快二十年，自認也算見過世面。但指尖觸到那份泛黃卷宗封面上「1978年虎嘯巖重大刑案」幾個褪色油印字時，心頭還是莫名一沉。
虎嘯巖。不是獅頭山。名字是我改的，為了規避麻煩，但那股子屬於觀光勝地、卻又暗藏凶險的意象分毫未變。卷宗裡那個冰冷的代號「林曉雯」，取代了那個真實消逝在新竹山風裡的年輕生命。
案子本身，在我入行前十幾年就已塵埃落定。陳國雄，那個被釘在姦殺少女罪名上、最終吃了槍子的工人，他的血似乎早已被時光沖刷乾淨。我此行的目的，是為週刊一個回顧臺灣早期刑事鑑識技術演進的專題。虎嘯巖案，正是那個在DNA技術降臨寶島之前，依靠最原始的體液（ABO血型）和身體印記（咬痕）定罪的里程碑。它像一塊粗糙卻沉重的基石，墊在後來輝煌的法醫科學大廈之下。
我的目的地是新北市郊一個寧靜的老舊社區。按圖索驥，停在了一棟爬滿常青藤的紅磚小樓前。開門的老人身形佝僂，稀疏白髮梳得一絲不苟，渾濁的眼睛透過厚厚的鏡片打量我，帶著一種近乎本能的審視。他就是周正平，當年參與虎嘯巖案現場勘驗和關鍵咬痕比對的資深法醫之一，如今已近耄耋。
客廳裡瀰漫著舊書和藥膏的味道。周老法醫的敘述緩慢而清晰，像在剝離一件精密儀器。他談起1978年深秋，虎嘯巖步道深處發現林曉雯屍體的那個清晨。少女仰臥在枯萎的羊齒蕨上，頭部遭受鈍器重擊，顱骨碎裂，現場慘不忍睹。關鍵證據，是殘留在他衣物和身體上的施暴者體液。周老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那時候，我們手裡最鋒利的刀，就是ABO血型。現場體液是O型。林曉雯是A型。所以，兇手必然是O型。範圍一下子……似乎縮小了很多。」
「似乎？」我捕捉到那個微妙的詞。
他沉默片刻，乾枯的手指無意識地在膝蓋上敲擊。「範圍是縮小了，但O型血的人有多少？大海撈針啊。壓力……山一樣壓下來。」他省略了「上面限期破案」這類字眼，但那份沉重感瀰漫在狹小的客廳裡。
警方的排查網撒向虎嘯巖周邊。一個叫陳國雄的木材廠工人進入了視線。此人曾有輕微猥褻前科，更重要的是——他是O型血。在當年，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他成為頭號嫌犯。當警方發現陳國雄上排門齒有一顆異常尖銳的突出尖角時，案件似乎迎來了曙光。因為林曉雯左肩胛處，赫然有一處清晰的咬痕。
「咬痕比對，」周老法醫的聲音低沉下去，帶著一種職業性的審慎，「當時是絕對的尖端技術，也是我們手裡唯一能將他釘死的『鐵證』。」他起身，顫巍巍地從一個鎖著的舊木櫃底層，取出一本厚重的影集。翻開，裡面是當年拍攝的證物照片。他指著一張放大的照片：那是林曉雯肩胛處傷口的特寫，皮下淤血勾勒出清晰的齒痕輪廓。另一張，是陳國雄牙齒的石膏模型。
「你看這裡，」他的指尖點在照片上齒痕的某處，又移向旁邊模型照片的對應位置，「當時我們認定，這個齒列特徵，尤其是這顆異常尖銳的左上犬齒形態，與死者肩部的咬痕完全吻合。這就是鐵證。」
我湊近細看，職業本能讓我下意識地尋找著細節。在周老法醫渾濁的鏡片後，似乎掠過一絲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他不再言語，只是示意我可以翻拍這些照片。
回到辦公室，我迫不及待地將翻拍的照片導入電腦，放到極致。冰冷的螢幕光映著我專注的臉。虎嘯巖的草木、少女的遺物、陳國雄那張帶著驚惶的入案照……一張張劃過。最後，我打開了那兩張決定性的照片——咬痕與齒模。
目光在傷痕與模型之間來回逡巡。二十年的記者生涯，尤其是長期追蹤司法案件，讓我對「細節」有著近乎偏執的敏感。起初是模糊的感覺，然後越來越清晰。我拖動滑鼠，用軟體裡的測量工具小心地標定著齒痕照片上幾處關鍵點間的距離，又同樣測量齒模照片上對應的位置。
一個冰冷的數字跳了出來：3.2毫米。
不是視覺誤差。在關鍵的左上犬齒尖端形態對應的咬痕深度和間距上，照片顯示的模型特徵，與受害者肩胛上的實際傷痕，存在一個微小卻無法忽視的差異——大約三毫米。在法醫人類學領域，尤其是針對咬痕這種軟組織損傷的比對，三毫米的位移，足以動搖「完全吻合」的結論！當年技術所限，照片清晰度和測量精度遠不如現在，這個差異很可能在匆忙和壓力下被忽略了，或者……被某種力量強行「吻合」了。
我的心跳驟然加速，血液衝上太陽穴嗡嗡作響。這怎麼可能？一個被奉為早期物證鑑定經典、將兇手送上刑場的「鐵證」，基石之下竟有裂痕？
指尖冰涼，我下意識地繼續快速翻動卷宗電子檔的掃描頁。那些泛黃的筆錄、現場圖、報告書……像沉默的碎片。忽然，一份夾在審訊記錄後面的附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張翻拍的工作證影本，紙質模糊，邊緣捲曲，上面是陳國雄的黑白照片，下面印著單位：「新竹豐林木材加工廠」。
我的視線死死釘在工作證下方的一行小字上：「工作編號：C-078」。旁邊還有一張列印的、字跡同樣模糊的考勤卡掃描件，日期赫然是案發當日——1978年10月17日。考勤卡上，「陳國雄」名字下的打卡時間：上午8:00，下午17:30。旁邊甚至有一個模糊的、似乎是主管的確認簽名。
豐林木材加工廠？我立刻搜尋這個早已消失在歷史中的廠名。零星的舊工商記錄顯示，它當年的廠址在新竹縣橫山鄉。
橫山鄉……到虎嘯巖所在的……我飛快地調出地圖軟體。一條蜿蜒曲折的省道線連接兩點。地圖下方彈出的里程數字像一記重鎚砸在我眼前：80.5公里。
1978年！沒有高鐵，沒有便捷的高速公路。從橫山鄉到虎嘯巖，乘坐當時顛簸緩慢的公路客運，單程至少需要兩個半小時以上！陳國雄如何在早上八點打卡上班後，再趕到八十公里外實施犯罪（這需要周密的預謀、蹲守或偶遇，以及作案時間），並能在下午五點半準時回到工廠打卡下班？
除非他有翅膀，或者……有人幫他打了卡？或者那張考勤卡是假的？又或者，那個在虎嘯巖行凶的O型血惡魔，根本不是陳國雄？
冷汗瞬間浸透了我的襯衫。辦公室的冷氣彷彿變成了冰窖的寒風。我猛地靠在椅背上，盯著螢幕上那張褪色的考勤卡和陳國雄呆滯的工作照。他眼睛裡那份驚惶，此刻看來，似乎蘊藏著無盡的冤屈和絕望。
卷宗的權威敘述在我腦中開始崩塌、扭曲。當年那份「鐵證如山」的咬痕報告，在3.2毫米的誤差面前，顯得搖搖欲墜。這張突然浮現的考勤記錄，更是將陳國雄案發時的所在位置，推向了八十公里外的橫山鄉！證據鏈上出現了致命的裂痕。
一個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問號盤踞心頭：如果陳國雄不是真兇，那當年在虎嘯巖的羊齒蕨上，殘忍奪走林曉雯生命的，又是誰？那個O型血、並且牙齒特徵「恰好」與陳國雄的齒模有「高度吻合」的人，藏在哪裡？
我抓起手機，手指因激動而微微顫抖，翻找著周正平老法醫的電話。真相的冰山，剛剛露出一角猙獰的輪廓。
電話接通前的忙音，每一聲都敲打在我的神經上。終於，周老那帶著濃重鄉音、緩慢而疲憊的聲音傳來：「張記者？」
「周老師，」我盡量控制住語速，但聲線裡的緊繃感無法完全掩飾，「我仔細看了您提供的咬痕比對照片，用軟體做了精確測量……在左上犬齒尖端的對應位置，傷痕和齒模之間，存在一個大約三毫米的位移誤差。這在當年的鑑定結論裡，有被考慮到嗎？」我開門見山，拋出了那個致命的疑點。
電話那頭陷入一片死寂。時間彷彿凝固了。過了足足有十幾秒，才聽到一聲沉重的、悠長的嘆息，彷彿穿越了四十餘年的塵埃，帶著無盡的疲憊和某種如釋重負的蒼涼。
「唉……」他吐出一個字，又沉默了。這沉默比任何辯解都更有分量。
「還有，」我乘勢追問，心臟在胸腔裡擂鼓，「我在卷宗裡發現了一張陳國雄當年的工作證影本和案發當日的考勤記錄，顯示他那天在橫山鄉的木材廠正常打卡上下班。橫山到虎嘯巖，八十多公里路，七十年代末的交通……他怎麼可能做到？」
又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然後，周老的聲音響起，低沉得如同囈語，每一個字都像從深水裡艱難地撈起：「張記者……有些案子，一旦被推著走，就像滾下山坡的石頭……停不下來啊。技術……那時候的技術，照片清晰度，測量工具……都有限。壓力……各方壓力……你知道的，『限期破案』四個字，壓垮過多少東西？」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那三毫米誤差和八十公里距離。他只是訴說著一種瀰漫在當時每一個辦案人員頭頂的、令人絕望的「氛圍」。
「那個咬痕比對，」他的聲音透著一絲難以言喻的苦澀，「是當時我們能拿出的、最『科學』、最『直觀』的證據。它必須成立……上面要交代，輿論要平息，家屬要結果……至於那個工人陳國雄……」他頓了頓，似乎在積聚勇氣，「他有過前科，性格孤僻，不善言辭，家裡窮得叮噹響，請不起像樣的律師。他的辯解，在那些『科學證據』面前，微弱得像蚊子叫。」
「所以，那三毫米……」我追問。
「差之毫釐……」他含糊地說，更像是一句古老的嘆息，「照片角度、軟組織腫脹變形、比對時的主觀判斷……都可能造成『合理』範圍內的差異。當年……我們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法庭。」他最後幾個字輕得幾乎聽不見。
「那考勤記錄呢？廠方證實過嗎？」我緊抓不放。
電話那頭傳來幾聲壓抑的咳嗽。「記不清了……太久了……也許查過？也許……沒人在意？一個嫌犯提供的、聲稱自己在上班的證明……比起現場遺留的精液血型和『專家』認定的咬痕鐵證……孰輕孰重？」他反問的語氣裡充滿了遲暮之年的悲涼與無力。「石頭滾下山……沒人能擋住。」
通話結束。我握著發燙的手機，站在辦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臺北的霓虹初上，車流如織，一片繁華盛景。窗玻璃上，模糊地映出我自己的臉，四十五歲，眼角刻著細紋，眼神裡卻翻滾著二十歲入行時才有的那種震驚、憤怒和一絲……恐懼。
周老法醫沒有明說，但他話語裡瀰漫的無奈、追悔和那份沉重的「時代氛圍」，已是一種無聲的確認。技術的局限、破案的壓力、司法的粗糙、個體的渺小……無數因素交織，將陳國雄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那三毫米的誤差和八十公里的距離，在1978年那個特定的時空裡，被輕易地抹平了。
我坐回電腦前，螢幕上是那兩份致命的證據圖片。文件裡，已經敲下了幾千字的初稿，標題是《虎嘯巖的齒痕：鑑識科學的黎明與暗影》。文字冷靜、客觀，梳理著技術發展的脈絡，將虎嘯巖案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來呈現。
但現在，這些文字在我眼中變得無比蒼白，甚至虛偽。它們敘述著「科學」的勝利，卻掩蓋了科學名義下的巨大陰影和不公。我彷彿看到陳國雄那張驚惶的臉在字裡行間浮現，無聲地吶喊。
手指懸在鍵盤上，微微顫抖。刪掉它？意味著放棄一個可能引爆輿論、撼動舊案、甚至帶來一線遲來正義的機會。也意味著我將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漩渦，觸碰四十多年前由強大的體制慣性築就的高牆，對抗那些早已塵封卻可能依舊盤根錯節的利益與名聲。周老法醫那句「滾下山的石頭」如同警鐘在耳邊迴響。
發表它？真相的碎片冰冷而沉重。我深知，僅憑這些塵封卷宗裡的疑點，想要翻案，難如登天。真兇或許早已湮滅在時光中，或許正安享晚年。而撕開這道傷疤，對林曉雯的家人，是否又是一次殘忍的凌遲？我的報導，能帶來什麼？除了攪動一池渾水，除了讓我自己和週刊陷入麻煩？
游標在標題上閃爍，像一個無聲的拷問。
我閉上眼，腦海裡是虎嘯巖初秋的風聲，是羊齒蕨枯萎的氣息，是少女無聲的隕落，是陳國雄在刑場上最後的顫抖，是周老法醫渾濁眼底深藏的愧疚，是那張考勤卡上模糊的打卡印記，是電腦螢幕上精確得冷酷的3.2毫米誤差標線……這些碎片糾纏、碰撞，發出刺耳的尖嘯。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窗外的城市燈火漸次亮起，匯成一片璀璨卻冰冷的光海。最終，我伸出手指，沒有敲擊鍵盤。
我關掉了那份名為《虎嘯巖的齒痕》的文件。
然後，我新建了一個空白文件。檔名在游標後閃爍，等待著被命名，也等待著被填滿。是沉默，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吶喊？我盯著那一片空白的、刺眼的光，久久沒有動。
四十多年前虎嘯巖的風，似乎正從這空白處呼嘯著倒灌進來，冰冷刺骨。
後記：虎嘯巖的風聲
關掉那個空白文檔，已經是深夜。螢幕的光熄滅了，辦公室陷入一片沉沉的黑暗，只有窗外臺北城的霓虹，固執地將變幻的色彩潑灑進來，在牆上、在桌面、在我僵硬的指節間流動。那刺眼的光，像無聲的質問，也像某種冰冷的撫慰。
四十五歲了。二十年記者生涯，自以為已能冷眼旁觀，在喧囂與真相之間劃下一條清晰的界線。但虎嘯巖的風，吹了四十多年，終究還是穿透了時光的壁壘，吹得我脊背發涼。
這篇故事，源於一個真實的悲劇——1978年發生在新竹獅頭山的姦殺案。為了敘述的需要，也為了保護可能尚在的當事人及避免不必要的紛擾，我更改了關鍵的地名（獅頭山→虎嘯巖）、人名（受害者、兇手姓名均為化名），以及涉及的機構名稱（如木材廠）。故事的核心架構——依靠ABO血型鎖定嫌犯範圍、以牙齒咬痕作為關鍵定罪證據、以及此案對後續法醫研究所成立和DNA技術引進的推動作用——是基於歷史事實。那是一個科學鑑識技術尚在蹣跚學步、司法體系也遠未成熟的年代。
然而，小說中「張介安」所發現的「三毫米誤差」與「八十公里不在場證明」，則是基於我對那個時代背景下可能存在的「縫隙」的文學性演繹與探問。它們是虛構的楔子，卻深深楔入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情境：技術的局限如何被無形的壓力放大？急於破案的渴望如何可能扭曲了對證據的審視？在龐大的體制與洶湧的輿論面前，一個邊緣的、有瑕疵的個體，他的聲音與權益，是否足夠強大到對抗那滾滾向前的「巨石」？
周正平老法醫（同樣是化名）在故事中的無奈與追悔，是我試圖揣摩那個年代參與者可能背負的複雜心境。他們並非刻意為惡，甚至可能懷抱著追求正義的初衷。只是，在特定的時空壓力下，「科學證據」的神聖光環，有時會不自覺地掩蓋了其背後的脆弱與人為解讀的誤差。那聲沉重的嘆息，穿越時空，至今仍在迴響。
我選擇讓故事結束在一個空白的文檔前。這不是逃避，而是呈現一個更為真實的困境：追求真相，從來不是簡單的「發現」與「揭露」。它牽扯著歷史的塵埃、體制的慣性、逝者家屬可能再次撕裂的傷口，以及對一個早已蓋棺定論的判決進行挑戰所需的、難以想像的勇氣與代價。張介安內心的掙扎與最終的沉默，或許正是許多面對歷史疑案時，懷抱良知卻又無力回天者的共同寫照。那空白的螢幕，是未竟的追問，也是對那個被時代巨輪碾過的渺小靈魂——陳國雄——一份無聲的哀悼。
歷史的真相，有時如同虎嘯巖深谷的風，呼嘯而過，卻難以被真正捕捉、固定。我們能做的，或許是記住風曾經吹過，記住它帶來的寒意，記住它捲起的塵埃下，可能掩埋著未被傾聽的呼喊。這篇小說，是對那段歷史的一次遙望，是對科學鑑識發展艱辛歷程的側寫，更是對「鐵證」神話下，人性與制度脆弱性的一次叩問。
願逝者安息。
願生者警醒。
願正義的探求，永遠懷抱謙卑與審慎。
張介安 記於臺北
2025年初夏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