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1963年真實刑案
整理父親遺物時，我發現了一本泛黃的筆記本，
扉頁寫著：「火會熄滅，煙永遠飄著——給介安」。1963年海風戲院那場吞噬33條人命的大火，
所有證據都隨木造結構化為灰燼，
唯獨他筆記裡夾著的那頁匿名舉報信稿紙，
水印竟與他常用的一模一樣……
父親的書房還滯留著舊報紙和廉價菸草混合的沉悶氣味。我，張介安，四十五歲，在這座南方城市當了快二十年記者，此刻卻像個闖入者，面對他身後留下的滿地狼藉——堆積如山的剪報、泛黃的照片、無數寫滿潦草字跡的筆記本。他走得太突然，留給我的只有這些冰冷的遺物和一段橫亙二十多年的沉默。母親催我盡快清理，語氣裡帶著解脫後的疲憊。
一個老舊的牛皮紙文件袋塞在書架最底層，毫不起眼。我抽出來，灰塵在透過百葉窗的光束裡瘋狂舞蹈。袋子裡只有一本硬殼筆記本，深藍色封面已磨損發白。翻開扉頁，一行熟悉的、剛勁又略顯潦草的字跡刺入眼簾：
「火會熄滅，煙永遠飄著——給介安」
日期落款是2005年，我入行剛滿一年，正是對父親那套「新聞理想」嗤之以鼻的時候。指尖拂過字痕，心口像被鈍器硌了一下。再翻頁，是關於1963年那場「海風戲院大火」的調查筆記。父親張明哲的名字，作為當年《晨光報》的社會線記者，署在幾篇發黃的剪報上，報導冷靜克制，只陳述已知事實：1963年，港都「海風戲院」午夜場突發大火，木造結構在烈焰中如紙片般坍塌，33人罹難，47人燒傷，成為戰後最慘痛的公共安全災難。官方結論：老舊電線短路引發。
父親的筆記卻截然不同。他的字跡在紙頁上奔突，帶著一種近乎偏執的焦灼：
- 「倖存者林阿水（化名），鞋匠，坐後排左側靠過道。反覆強調：『火燒起來前，有聞到很重的汽油味！像打翻整桶！』神色驚懼，不似作偽。警方筆錄未採納此點，僅標註『情緒激動，描述混亂』。」
- 「現場流言指向戲院地主『陳永泰』（化名）。戲院經營慘淡，負債累累。永泰名下產業，僅此戲院保有高額火險保單。疑點！」 這幾個字被重重圈起。
- 「關鍵！匿名舉報信出現！直指陳永泰為詐領保險金，指使或親為縱火。信紙普通，複寫紙謄抄，投遞至警署及數家報館（含《晨光》）。內容詳實，提及汽油來源疑為陳氏名下貨運行廢棄車輛所取用。警方內部震動，重啟調查。」
筆記戛然而止，彷彿父親追蹤的線索被無形的手猛然掐斷。後面幾頁是空白。我合上本子，壓抑著翻騰的情緒。父親從未對我提起過這些。他晚年沉默寡言，偶爾目光投向虛空，是否就是在回溯這片無法驅散的濃煙？
幾天後，為了一個關於老舊公共場所消防隱患的專題，我拜訪了省警署退休檔案室管理員老吳。說明來意，提到想了解「海風戲院」案對後來消防法規修訂的推動。老吳推了推老花鏡，在佈滿灰塵的檔案架間逡巡。「那案子啊…水太深。」他嘟囔著，搬出一個標記著「塵封/未結」字樣的沉重紙箱。
箱內是當年案卷的影本，紙張脆黃。我快速翻閱著現場照片——扭曲焦黑的梁柱，廢墟裡散落的童鞋、燒焦的票根，觸目驚心。倖存者證詞筆錄裡，確實零星散落著「刺鼻怪味」、「像油味」的描述，但都被紅筆標註「待核實」或「存疑」。那份改變了案件走向的匿名舉報信影本也在其中，內容與父親筆記所載一致，措辭冷靜，細節精準得令人不安，尤其關於汽油來源的指證。信末沒有署名，只有冰冷的列印字體：「知情者」。
翻到庭審記錄部分，氣氛陡然轉變。辯護律師火力全開，質疑檢方所有核心證據：汽油味證詞被斥為「災後驚惶產生的集體幻覺」；所謂匿名信指證的汽油來源（陳永泰貨運行一處廢棄倉庫），經查證並無失竊記錄，且倉庫管理員證詞顯示案發前數月並無異常；最關鍵的是，那封匿名信本身，無法核實來源，被指為「惡意構陷」。法庭採信了辯方觀點。一審認定陳永泰為詐領保險金策劃縱火，判處死刑；二審，高等法院以「檢方所提證據，皆屬間接且無法形成唯一指向性鎖鏈」為由，逆轉判決，陳永泰當庭釋放。輿論譁然，真凶從此成謎。
「真就一點辦法沒有？」我忍不住問，聲音乾澀。
老吳搖頭嘆氣：「證據啊，老弟！現場燒得精光，啥直接物證都沒了。那封信…嘿，寫得再真，沒源頭，就是廢紙一張。上頭壓力也大，最後只能這樣。不過，」他頓了頓，「這案子也不是沒結果，至少燒出了新規矩。」他指了指另一份文件——正是後來催生《公共娛樂場所強制消防安全設置及管理辦法》的立法研討會議紀要。冰冷條文背後，是三十三條無法瞑目的生命和一個巨大的問號。
回到父親的書房，檯燈昏黃的光暈下，那本藍色筆記本靜靜躺在桌上。我再次打開它，試圖在字裡行間尋找父親當年追蹤此案時的心跳。翻到貼著幾張剪報的那頁，指尖無意間觸到紙張背面的輕微凸起。心念一動，我小心翼翼地將那頁紙掀起。
一張對折的、邊緣已磨損起毛的信紙，靜靜夾在筆記本與硬殼封底的縫隙裡。它被遺忘得太久。展開信紙，是那種幾十年前常見的薄脆稿紙，紙質發黃。上面沒有任何文字。但對著燈光，稿紙左下角，一個清晰的水印圖案浮現出來：
一隻抽象的、展翅欲飛的鳥，鳥喙處銜著一支筆。
這圖案…我渾身血液瞬間衝上頭頂，又瞬間褪得冰涼！我猛地拉開父親書桌最底層的抽屜，裡面還存放著他早年寫稿用剩的最後半刀稿紙。手指顫抖著抽出一張空白稿紙，同樣舉到檯燈下。
一模一樣的水印！那隻銜筆的飛鳥，線條、角度，分毫不差！
書房裡死寂無聲，窗外城市的喧囂彷彿被厚玻璃隔絕。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呼吸和擂鼓般的心跳在耳邊轟鳴。我死死盯著筆記本裡夾著的那張空白信紙，又看看手中剛從父親抽屜裡取出的稿紙。水印的鳥兒在燈光下沉默地振翅，銜著那支無形的筆，指向一個令人窒息的可能。
父親張明哲…就是那個「知情者」？那封石破天驚、直接導致陳永泰被推上審判席、最終卻因「來源不明」而未能釘死罪行的匿名舉報信，出自他的手筆？
筆記本扉頁上那句「火會熄滅，煙永遠飄著」的字跡，此刻像有了生命，在眼前灼燒、扭曲。他是在對我說什麼？是對自己當年匿名舉報行為後果的某種隱喻？是真相被掩埋後長久的煎熬？還是…他洞悉了比那封舉報信更深的黑暗，卻同樣因證據不足或某種無形的阻力，只能眼睜睜看著濃煙瀰漫，最終選擇將一切封存在這本留給我的筆記裡？
無數疑問像冰冷的藤蔓纏緊心臟。他為什麼匿名？是擔心報復？還是對當時調查體系的不信任？他是否掌握了那封信裡未寫出的、更致命的證據？他晚年深鎖的眉頭和書房裡堆積如山的舊案卷宗，是否都在無聲地指向這場吞噬了三十三條生命、最終卻以法規修訂作為句點的大火？
我拿起那張空白的、印著銜筆飛鳥的信紙，指尖冰冷。它輕如鴻毛，卻又重若千鈞。父親把筆記本留給我，是希望我找到什麼？還是僅僅為了告訴我，有些真相，注定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存在，像那場大火之後永遠飄散不去的煙？
檯燈的光暈在稿紙上收縮，那隻銜筆的鳥，在光與影的邊緣，似乎隨時要破紙飛出，飛入1963年海風戲院那片煉獄般的火海，飛入父親沉默堅守又最終歸於沉寂的歲月深處。煙，從未真正散去。它只是沉澱了下來，附著在每一頁發黃的紙片上，等待著被一陣偶然的風，再次攪動。
我輕輕合上父親的筆記本，封面上磨損的深藍在昏暗中像一塊凝固的血痂。窗外，城市的霓虹開始流淌，是另一種永不熄滅的火焰。指尖下，那枚銜筆飛鳥的水印，烙鐵般滾燙。父親把煙留給了我，這嗆人、迷眼、揮之不去的餘燼。我知道，從這一刻起，那場四十多年前的大火，才真正燒到了我的腳下。
《餘燼之信》後記：追煙的人
整理這份手稿時，窗外的港都正籠罩在一場罕見的濃霧裡。灰白的煙氣緊貼著高樓的玻璃帷幕，緩緩流動，像極了四十多年前那場大火後盤踞在廢墟上、嗆入無數生者肺葉的濃煙。我的指尖彷彿還殘留著父親那本藍色筆記本粗糙封皮的觸感，以及那張印著銜筆飛鳥水印稿紙的薄脆與冰涼。
距離發現那個塵封的文件袋，已過去三個月。這九十個日夜，我活得像一個在濃霧中摸索前行的幽靈。父親張明哲——那個我以為早已理解、甚至曾不以為然的老記者——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徹底碎裂，又在無數次午夜夢迴時，於舊報紙的油墨味和檔案室的塵埃裡，艱難地重組。
我嘗試循著那隻飛鳥的軌跡飛行。透過僅存的人脈，我打聽到當年貨運行廢棄倉庫的老管理員還活著，住在海線一處偏僻的漁村。老人已近百歲，記憶像被海浪沖刷得模糊的礁石。提到那場大火，他渾濁的眼裡仍有恐懼的餘燼在跳動。「油？」他乾癟的嘴脣蠕動，「陳老闆…出事前幾天，是有叫人清過幾輛報廢車…說是…賣廢鐵？」他搖頭，後面的話語碎在含混的喉音裡，再也無法拼湊完整。關鍵的汽油來源線索，依舊懸在半空，無處著力。
更深的寒意，來自對當年案件卷宗更隱祕角落的挖掘。那份催生新消防法規的立法紀要背後，我意外翻出一份泛黃的內部簽呈影本。簽呈以冰冷的公文語調，建議「速結此案，以平民怨，安民心」，落款日期竟在二審逆轉判決前數週。簽呈上沒有明確指示干預司法，但那行「輿情壓力甚鉅」的表述，以及最後被圈閱的「可」字，像一把生鏽的鈍刀，緩慢地切割著我對「程序正義」殘存的信任。難怪老吳說「水太深」。父親當年，是否也觸碰到了這層冰面下的暗流，才選擇了匿名？他是否預見到，即使拋出那封詳盡的舉報信，最終也難以撼動這套沉默運轉的齒輪？
我終於明白了扉頁上那句話的重量。
「火會熄滅，煙永遠飄著。」
火，是1963年海風戲院那場吞噬三十三條生命的烈焰，是輿論沸騰的怒火，是父親心中追尋真相的灼熱。火終究被撲滅了，無論是用消防水柱，還是用時間的灰燼。但煙呢？煙是真相被掩埋後散發的氣味，是司法未能抵達正義的遺憾，是倖存者終身無法癒合的夢魘，是像父親這樣知情者喉頭哽住、無法明言的塊壘。煙，無形，嗆人，無孔不入，沉澱在歲月的褶皺裡，附著在每一份被標記「塵封」的卷宗上，飄蕩在每一個追問者無法安眠的長夜裡。
父親留給我的，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揭曉的答案。他留給我的，是一縷煙。是那份深植於職業骨髓的懷疑，是對權力話語本能的警惕，是對沉默證物近乎偏執的凝視。他將自己化身為那封匿名信，或許正是深知，在那個年代，一個記者的署名，有時反而不如一個幽靈般的「知情者」更能刺痛麻木的神經。他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將煙霧攪動，縱然未能廓清，至少讓世人無法完全遺忘那場火曾如此真實而慘烈地存在過。
這三個月，我不再僅僅是報導消防隱患的記者張介安。我成了父親遺志的繼承者，一個在歷史灰燼中尋找火星的「追煙人」。我開始系統性地翻閱他書房裡那些堆積如山的舊案卷宗，觸摸那些他曾經撫過、留下汗漬與指紋的發黃紙頁。每一份未結的懸案，每一個被匆忙畫上句號的悲劇，背後是否都飄蕩著類似的、未被正視的煙？父親晚年的沉默，或許並非放棄，而是將吶喊壓抑成更深的刻痕，留待時間——或者留待我——去辨認。
此刻，我坐在父親曾經伏案的書桌前，檯燈依舊昏黃。那張印著銜筆飛鳥的空白稿紙，靜靜壓在玻璃墊下。飛鳥的輪廓在光線下若隱若現。我沒有在上面寫下任何指控或結論。有些真相，或許註定無法以確鑿的文字抵達終點。但這隻鳥，這支筆，這縷煙，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存在，一種提醒，一種無聲的追問。
海風戲院的廢墟早已被新的樓宇覆蓋，當年的倖存者與相關者正逐一凋零。新的消防法規日益完善，新的悲劇卻仍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形式上演。父親用一本筆記和一張空白的信紙告訴我，記者的職責，不僅在於記錄燃燒的火焰，更在於追蹤那些火焰熄滅後，仍在飄散、試圖混淆視聽或被人刻意忽略的煙。
煙永遠飄著。而我們，終究是追煙的人。
張介安
記於港都書房
二零二三年秋末
後記附註：
本文為小說創作，取材自台灣戰後公共安全史之真實傷痕，然人物、團體名稱、地域及關鍵情節細節皆經藝術化虛構處理。歷史的煙塵深處，那些未能安息的亡魂與未能解答的詰問，永遠警示著生者：對真相的敬畏與追索，是人類尊嚴不滅的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