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
雨下得更密時，我們剛好站在薩克雷聖心堂的正前方。
它白得不像真的建築，反而像有人用橡皮擦狠狠擦過天空，剩下一塊潔淨的痕跡。「要不要進去？」長谷川問。
我點頭。因為雨大到，我已經感覺襪子在腳趾間養了一片溫泉。
聖心堂的空氣，是那種一踏進去就自動降低音量的空氣。
我們在門邊抖掉傘上的水，然後慢慢走進去。裡面很暗，像有人把整個巴黎的喧鬧鎖在外面，只留下一種濕潤的靜。
我對長谷川小聲說：「你知道這教堂的歷史嗎？它其實很年輕。」
他挑眉，「一百多年算年輕？」
「對巴黎來說，這只是幼幼班。」我忍不住笑。
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輸給普魯士，巴黎被圍困，飢荒、轟炸接連來，之後又爆發巴黎公社——那是一場短命卻激烈的工人自治革命，持續只有兩個多月，卻留下深刻的創傷。
當時有兩位天主教平信徒——亞歷山大·勒讓特（Alexandre Legentil）和胡伯特·侯羅（Hubert Rohault de Fleury）——認為這一切災禍是民族的罪過，必須以宗教的虔誠來贖罪。他們發願要在巴黎最高點的蒙馬特興建一座聖殿，奉獻給耶穌聖心，以此「治癒」國家的靈魂。
1873年，法國國會通過法案，批准興建聖心堂。隔兩年，1875年8月5日動工，建築師保羅·阿巴迪（Paul Abadie）採用了羅馬-拜占庭式風格，跟巴黎常見的哥德式教堂不一樣，穹頂、圓拱和馬賽克更顯柔和。
用的石材來自法國中部的特拉韋爾（Château-Landon）石，這種石頭遇雨會釋出方解石，能自動「漂白」，所以你看到的白色外牆，是真正被巴黎的雨洗出來的。
聖心堂在1914年完工，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立刻爆發，直到1919年戰後才舉行祝聖儀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法國近代史的一段懺悔與重生。
我小聲講著，像是怕吵醒這座教堂。
長谷川沒有打斷，只是偶爾「嗯」一下。
我猜他在聽，但也不排除他在心裡默背今晚要不要煮泡麵。
我們沿著中殿慢慢走，路過幾位跪著祈禱的人。
他們的神情——不是絕望，也不是狂喜，而是一種靜到幾乎透明的專注。
那種表情很危險，會讓你想知道他們心裡在對誰說話。
我忽然想起Étienne。
想起他說「你們看起來像在尋找故事」。如果他此刻也在這裡，他會覺得我們找到故事了嗎？還是會覺得，我們只是進來躲雨的兩個觀光客？
「你在想什麼？」長谷川突然開口。
我一慌，下意識說：「在想這裡的石頭是不是每天洗一次才這麼白。」
他笑了，很小聲，但我聽見了。
「你不用假裝自己沒心事。」他說。
那一瞬間，我反而更想假裝。
因為我知道，心事一旦說出口，就會開始改變形狀——有時變得更重，有時直接消失，但很少能原封不動地留下來。
我們坐在靠後排的長椅，看著穹頂上那幅巨大的馬賽克——聖母雙臂張開，胸前是一顆燃燒的心，背景閃著金色，像要擁抱整個巴黎。
雨聲隔著厚厚的石牆，變得模糊又溫柔。
我本來以為，我們會在這裡等到雨停，但巴黎的雨，沒有那麼配合。
它停下來，不是因為你等夠久，而是因為它自己累了。
當雨終於變成細絲時，我們走出聖心堂。
廣場濕亮得像剛上過光，蒙馬特的街道又開始有人唱歌、賣畫、兜售雨傘。
我回頭看那白色的教堂——它真的比剛才更白。
雨水從牆上流下來，像是它又洗掉了一層什麼。
我不知道那層是灰塵，還是秘密，只是我自己，確定多了一個不能告訴長谷川的念頭。
或許，巴黎的雨水不只洗白了石頭。它也會洗出一些，你沒打算承認的感覺。後來我在聖心堂的禮品店買了小天使的鑰匙圈，想著，可以好好鎖住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