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作为殖民、种族隔离、驱逐和剥夺的工具：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的案例
作者：拉米·K·艾萨克（Rami K. Issac）
翻译：James X
出处：Routledge Handbook on Tour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hapter 17 Tourism as a tool for colonisation, segregation, displacement and dispossession: The case of East Jerusalem, Palestine
导言
尽管基于民族的隔离在城市中绝非新事（Nightingale 2012），但近年来城市研究文献特别关注与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相随的基于阶级的隔离（Castells 1996；Davis 2007）。飞地（Enclaves）通常受特殊治理制度约束并面临出入和流动限制的地方，其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clavis”（钥匙），表明封闭边界是其核心特征。因此，富裕的封闭社区与边缘地带并存的现象被视为在后工业城市和城镇中催生了新的包容与排斥形式（Douglas, Wissink, & van Kempen 2012）。尽管近期出现了“流动性转向”（Sheller 2004；Urry 2007），但关于城市隔离、边界与飞地的文献对活动及流动性/不可流动性的关注寥寥无几，分析重点主要集中在居住模式上（Kwan 2009, 2013）。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经历了数十年的分裂与占领，这对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伯利恒、杰里科、纳布卢斯、拉姆安拉和东耶路撒冷等圣城（Isaac, Hall, & Higgins-Desbiolles 2016）。
自20世纪初以来，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其中包括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以及1967年的战争。后者导致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这些事件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影响，深刻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其中许多人成为难民，被迫迁移至邻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巴勒斯坦离散者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巴勒斯坦本身被从地图上抹去（Isaac 2010a, 2010b），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现在被称为以色列。在此背景下，旅游业成为以色列当局在土地和人民问题上维护其霸权和支配的工具，也是阻止巴勒斯坦人享受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和人民交流成果的手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95: 7）指出：“只有首先在人们心中构建耶路撒冷的形象，以色列才能进而实施地面上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将与这些形象和构想相一致。”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构想，在其以种族清洗为目标的总体规划中得到详细阐述，旨在通过逐步的殖民、驱逐和剥夺过程，最大限度地增加犹太人数量并减少巴勒斯坦人数量。因此，本章将探讨以色列针对耶路撒冷的总体规划如何旨在将该城市塑造成旅游和高科技中心，以及城市规划如何被用于重塑城市人口结构。此外，本章还揭示了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实施的经济破坏政策，使该地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几乎无法居住，从而确保犹太人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旅游业被用作控制叙事的工具，以确保耶路撒冷在国际社会中被塑造成“犹太城市”的形象。
非法定居点
对于以色列而言，所谓的“定居点计划”本质上是土地掠夺行为，它正试图悄悄的为其正名。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计划旨在巩固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野心。维基百科将“定居殖民主义”定义为：“……一种殖民形态，其中外国人群体迁移至某一地区。帝国势力监督这些定居者的移民，而定居者通常仅暂时同意接受该权威的统治。” 这种殖民化有时会通过各种手段导致原住民被驱逐，定居者随后占领原居民留下的土地。与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不同，在定居殖民主义中，“殖民当局”（帝国势力）与“殖民劳动力”（定居者）并不总是同一民族。然而，定居者通常被殖民当局视为“在种族上优于原住民”，因此其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在母国政府眼中比被殖民者的诉求更具合法性。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仍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定居殖民占领之一。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阿里·贾尔巴维（Ali Jarbawi，引自Solomon 2017: n.p.）指出：
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关于压迫的被殖民者的基本教训：任何殖民占领持续的时间越长，定居者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倾向就越强烈。这一点在占领者遇到抵抗时尤为明显；此时，被占领者人口成为必须通过强制臣服或者驱逐、屠杀等方式清除的障碍……在占领力量的眼中，其统治下民众的人性取决于他们对占领的屈服程度以及与占领者的合作程度。如果被占领人口选择阻碍占领者的目标，他们就会被妖魔化，这使占领者以此为借口用尽一切手段对抗他们，无论那些手段有多么残酷。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似乎鼓舞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新定居点建设接踵而至（Hughes 2017）。草率的政治必然会产生反弹。美国在201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上动用否决权来进行威胁，并未阻止其余的国际社会决定不再容忍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
以色列的定居点对实现可行的和平构成威胁。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促成和平，且两国方案最终得以落实，定居者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们目前居住在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土地上。根据国际法，若他们被迫放弃居所离开，以色列政治实体肯定会被撕裂，因为定居者毕竟是以色列政治中最需要被安抚的群体。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以色列，拒绝承认其定居点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上，且大多数人如今视自身地位为一种既得权利（Isaac, J. 2017）。以色列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若要实现和平，以色列必须归还从巴勒斯坦人手中夺取的土地，以实现两国方案。另一选择是建立一个由以色列统治但阿拉伯人占多数的一党制国家，从而巩固种族隔离制度。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强大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生效，以色列将不得不投降。以色列帝国很可能从其现有的形式中崩溃。根据所罗门（Solomon 2017）的观点，警示信号是明确的。以色列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因为尽管它继续建造定居点，但最终这些定居点是建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被占领土之上。
耶路撒冷的现在与将来
在讨论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土地话语争论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把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分给一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见Khalidi 1997: 101）。据一些观察家，如法拉赫（Falah 2003）指出，对这一意识形态的逻辑解读表明，其最终隐秘目标无非是彻底消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某种方式将其从该地区清除，并以符合某些政治地理学家所称的以色列“种族主义政策”的另一族群取而代之（Yiftachel 1999, 2002）。以色列的建国神话涉及对巴勒斯坦历史的系统性重构，旨在为犹太人对该土地的主张提供合法性，并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对抗性宣称。“这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宣传运动之一，成功掩盖了以色列建国导致另一民族被剥夺土地、驱逐和离散的事实”（Prior，1997：186）。
东耶路撒冷19个社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在许多方面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存在显著差异。自1967年以来，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吞并并实施控制。自那时起，以色列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定为“永久居民”，而非“永久公民”（蓝卡持有者）。凭借这一身份，生活在以色列单方面非法宣布为耶路撒冷市辖区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可正常在以色列境内工作和旅行。他们被假定享有与以色列公民同等的国家医疗、养老、失业及残疾福利，但实际上许多人并未获得这些福利。他们还享有在耶路撒冷市政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尽管实际上很少有人行使这一权利。但在全国选举中则无投票权（Farah & Bakr，2015）。作为以色列的居民而非公民，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无法与以色列人享有平等权利，且被以色列阻止接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的服务。
巴勒斯坦人民在耶路撒冷面临着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障碍与挑战。政治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和以色列对该市实施的犹太化战略。耶路撒冷及其他西岸地区不断扩大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是以色列长期以来旨在包围东耶路撒冷老城及其他区域，以实现对整个城市（包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东部地区）全面控制的政策组成部分。巴勒斯坦土地的犹太化在东耶路撒冷尤为明显，近年来正通过驱逐居民、拆毁房屋及撤销居住权等手段加速推进。(Jadallah 2014)
在经济挑战方面，以色列强行切断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经济以及其他邻近阿拉伯国家自然融合的联系，同时确保其发展水平无法与以色列一侧持平(Al-Haq 2015)。此举导致东耶路撒冷的居住条件日益恶化，与巴勒斯坦其他部分的经济联系被切断。除政治和经济挑战外，巴勒斯坦人民还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以色列针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措施导致了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特别是对那些看不到光明未来并经常被迫离开城市的年轻人。事实上，占领者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迫使巴勒斯坦人口迁出城市，使其被以色列定居者取代，从而削弱东耶路撒冷的生存和抵抗能力（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2014）。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行动（Aljazeera 2017）。该决议呼吁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停止在东耶路撒冷进行的持续挖掘、隧道建设以及其他工程和项目，因为巴勒斯坦人视东耶路撒冷为未来国家首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议重申了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城墙对三大一神论宗教的重要性，同时指责以色列采取了“渗透”或试图改变圣城性质和地位的行动。
人口与土地使用
自1967年东耶路撒冷被吞并和占领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首要目标和战略一直是制造一种人口和地理状况，以削弱巴勒斯坦人在该市留下的物理或精神痕迹，从而使任何未来对该市权利的主张以及对以色列渗透的挑战视为无稽之谈（Whitelam 2013）。为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政府实施了多项政策和措施，阻碍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自然增长，最近的措施包括修建隔离墙、撤销居住权、实施歧视性家庭团聚政策，以及在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之间不公平的分配市政预算和服务。讽刺的是，第一个将“种族隔离”一词用于描述以色列的人是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他在1967年的战争后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控制被占领土，将可能成为“种族隔离国家”。
人口结构决定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政策。与东耶路撒冷相关的政策（该地区约有22万巴勒斯坦人居住）至少旨在维持1967年的人口比例：巴勒斯坦人占28%，犹太人占72%。伊萨克和普拉滕坎普（Isaac and Platenkamp 2012: 181）指出，所有以色列政府政策均以以下目标为制定依据：首先确保犹太人多数地位；其次防止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与西岸巴勒斯坦人形成连贯的居住区；最后不惜一切代价减少城市内巴勒斯坦人的人数。（另参Strickland 2015）
近年来的法规规定，离开城市超过七年的巴勒斯坦居民将丧失其在该城市的权利，而以色列公民则可以随时离开该国，且不会受到任何处罚（Frykberg 2011）。同样，从其他国家移民至此且与该土地无任何关联的犹太人，可以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居住并成为以色列公民。
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利用规划和土地使用机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除，再加上以各种理由剥夺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合法居留权的政策，确保了该城市的“犹太特征”。例如，曾担任耶路撒冷市政厅阿拉伯事务顾问的阿米尔·切辛（Amir Cheshin）在埃胡德·奥尔默特执政期间曾表示：
以色列将城市规划转变为政府的工具，用于阻止城市非犹太人口的扩张。这是一项残酷的政策，仅从忽视巴勒斯坦居民的需求（更不用说他们的权利）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证明其残酷性。以色列将严格的分区规划视为限制阿拉伯社区新建住房数量的手段，从而确保1967年以来的阿拉伯人口比例不会超过28%这一水平。允许阿拉伯社区新建“过多”住房意味着城市中“过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该政策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将犹太人迁入东耶路撒冷，并尽可能多地将巴勒斯坦人迁出该市。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住房政策完全围绕这一数字游戏展开。(Cheshin, Bill, & Avi 1999: 31–32)
这种政策至今仍在实施。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1998）的报告，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日益被剥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令人深感担忧。该委员会还对以色列持续实施的扩建东耶路撒冷边界并向该地区转移犹太居民的定居点政策表示关切，此类政策导致犹太人数量超过巴勒斯坦人。
歧视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1998）也对过分强调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地位的做法表示关切，认为此举可能导致歧视，并使非犹太居民沦为二等公民。该组织指出，尽管阿拉伯公民占总人口超过19%，但以色列政府并未赋予其平等权利。这种歧视记录在以色列阿拉伯人较低的生活水平中显而易见，这主要归因于住房、水、电力和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的缺乏，以及教育水平较低。联合国还指出，尽管阿拉伯语在法律上具有官方地位，但在实际中并未得到同等重视。
此外，联合国对1952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机构地位法》授权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机构及其下属机构（包括犹太民族基金）控制以色列大部分土地表示严重关切，因为这些机构的成立目的是专门为犹太人牟利。尽管这些机构是根据民间组织的法律成立的，但以色列国家仍对它们的政策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它们的活动负有责任。一个国家不能通过将政府职能私有化来逃避其法律义务。联合国委员会认为，以色列国家大规模、有系统地没收巴勒斯坦土地和财产，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上述机构，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歧视形式，因为这些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会拒绝非犹太人使用这些财产。因此，这些做法构成以色列违反国际公约义务的行为。
经济
由于以色列占领军施加的一系列特定限制和障碍，耶路撒冷难以充分利用其所有可用的人力及经济资源。这些障碍阻碍了关键的宏观经济发展。此外，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扭曲，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高于15年前，而制造业和农业的占比则大幅下降（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2014）。总体而言，自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鉴于人口增长强劲，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迅速，劳动力市场面临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导致失业率上升。
旅游
耶路撒冷常被描述为“分裂的”（Klein 2005）、“隔离的”（Thawaba & Al-Rimmawi 2013）、“碎片化的”（Pullan 2011）甚至“多边界的”（Dumper 2014）。在奥斯曼统治时期，耶路撒冷的社区边界由“马哈拉特”（Mahallat）邻里单位界定。然而，老城被明确划分为四个宗教区，尽管这一分割直到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才得以实施。当时，耶路撒冷被重建为一个“分区”的城市，其原则是“分离”不同族群（Roberts 2013）。然而，尽管委任当局坚持民族隔离政策，仍存在显著的混合区域，尤其是在商业区（Abowd 2014）。尽管巴勒斯坦人继续将该城视为未来国家的首都，但如前所述，以色列城市规划反映了避免未来城市分治的目标（Bollens 1998）。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建造了大量定居点，且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定居点数量显著增加。这些定居点居住着约20万犹太人（UNOCH 2014），规模从大型社区到位于巴勒斯坦社区核心地带安保化的独立屋不等（Dumper 1997）。东耶路撒冷的重大定居点与城市西部紧密相连，吞并了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并在概念上将绿线（1967年前的边界）大幅向东耶路撒冷推进，甚至超出市政边界（Allegra 2013；Shaly & Rosen 2010）。尽管以色列已占领东耶路撒冷50年，绿线仍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国际边界。
鲍曼（Bauman 2016: 175）表示：
交通基础设施在提升以色列人流动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连接以色列定居点的主要干道穿过巴勒斯坦社区，却未为其提供服务，将这些社区分割成孤立的飞地，破坏了城市结构，并抑制了城市东部地区的在地生活和社会交流。
以色列定居点是以色列战略性建造的殖民地，通过绕行道路网络（Selwyn 2011）与外界相连，并将每个巴勒斯坦社区/城市与邻近地区隔离，限制其成长能力。这些均为武装的非法定居点，约200个位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其当前首要目的是继续控制和支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迫使巴勒斯坦人完全撤离（Isaac, R. 2017）。这种由强制性流动性限制造成的空间差异，因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投资严重不足而进一步加剧。由于数十年的漠视，鲍曼（Baumann，2016: 175）指出：“就连中产阶级的巴勒斯坦社区也缺乏基本设施，包括功能正常的道路和人行道、接入下水道系统、可靠的垃圾清运服务、社区设施、公共公园和邮政服务。”
隔离墙是以色列占领的具体表现之一，已切断至少5.5万名耶路撒冷居民——占该市巴勒斯坦人口四分之一——与市中心及那里提供的经济、教育（Harker 2009）、医疗和社会资源的联系（Bauman 2016）。通过修建围墙、设立检查站、路障以及实施复杂的许可证制度，阻碍巴勒斯坦社区的通行和进入，是以色列占领当局实施空间-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Ophir、Givoni & Hanafi 2009；Weizman 2007）。这些流动性限制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流动，并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日常生活（Hammami 2004, 2010）。
以色列占领并非法吞并东耶路撒冷后，那里的旅游业开始衰退。例如，城市西部与东部地区酒店客房的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68年至1979年间，东耶路撒冷酒店客房占比从60%下降至40%。尽管1969年至1973年间东耶路撒冷旅游业收入增长了20%，但同一时期以色列控制区的旅游业收入却增长了80%。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80%的游客预订都集中在以色列控制区。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东耶路撒冷共有41家酒店，提供1633间客房，平均入住率为35%，与2011年的19.7%相比显著提升。据估计，酒店和餐厅等旅游企业占耶路撒冷城市就业人口的25%，约为6674人，仅次于其他服务业，后者在2010年雇佣了约32%的劳动力（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2014）。尽管酒店和餐饮业对东耶路撒冷经济的贡献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有所下降，但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所恢复。
最近，以色列议员吉迪恩·埃扎（Gideon Ezra）与另外七名议员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提议禁止东耶路撒冷居民在该市担任导游。此举可能导致数百人失业。他声称，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充分代表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因此不应获得导游资格认证。该法案建议，带领超过11人或乘坐多辆车辆的导游必须是以色列公民。如前所述，东耶路撒冷大多数巴勒斯坦居民仅拥有居住权而非公民身份，因此将被禁止为最赚钱的旅游团提供导游服务（Hasson 2010）。东耶路撒冷导游协会主席萨米·巴哈巴（Sami Bahbah）向以色列报纸《国土报》表示，目前约有300名巴勒斯坦导游持有以色列旅游部的认证。若该法案通过，他们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致力于促进耶路撒冷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存的非政府组织“伊尔·阿米姆”（Ir Ammim）谴责了该法案，表示：
我们很清楚哪一种国家会为外国游客提供“官方导游服务”，这项法案会是又一个将我们推向这种国家模式的举措。这不仅是危险的政治压迫，更是对旅游资源的沉重打击，因为那可能是东耶路撒冷居民仅存的经济支柱。(Hasson 2010: 2)
目前，以色列正利用旅游景点来巩固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该国正与右翼犹太定居者团体合作，通过开发公园和旅游景点，悄然扩大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范围，这将对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现状带来重大改变。根据麦卡锡（McCarthy 2009）的报告，这一“机密”计划旨在将东耶路撒冷老城周边的多个区域连接起来，以巩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强化其对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主张——这一举措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根据一项为期八年的计划，将在看似具有犹太历史意义的地点建立九个国家公园、人行道和旅游景点，其中大部分将由与以色列政府合作的定居者团体控制。这些景点还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非法犹太定居点建立联系。这些公园将被建造成一个“圣经游乐场”，占用巴勒斯坦公共和私人土地，并布置有围栏（McCarthy 2009）。
以色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实施的惩罚措施，如宵禁和突击查税，进一步阻碍了东耶路撒冷旅游业的发展。此外，以色列于2002年建造的隔离墙（Isaac 2009）及其随后对东耶路撒冷发展实施的限制措施，对旅游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害，因为此类举措使该城市与巴勒斯坦其他被占领土隔绝。障碍包括新建酒店或将旧建筑改造成酒店的许可程序十分繁琐、市政税高昂、物理和经济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土地短缺。此外，尽管以色列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巴勒斯坦旅游业主要依赖不足的私人投资，且缺乏巴勒斯坦政府有意义的支持（Arafeh 2016a）。
东耶路撒冷地区活跃酒店数量持续下降。2009年至2016年间，东耶路撒冷酒店数量减少41%，从2009年的34家降至2016年第二季度的20家。2013年，入住东耶路撒冷酒店的游客占总游客量的12%，而入住西耶路撒冷酒店的游客占88%。此外，2009年，被占领土内34%的酒店位于东耶路撒冷，而截至2016年6月，巴勒斯坦领土内东耶路撒冷的酒店比例已降至不足18%。巴勒斯坦旅游业发展受阻，加之对前往巴勒斯坦旅行的负面认知，导致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入住西耶路撒冷的住宿设施。
抑制耶路撒冷老城的经济发展
耶路撒冷老城曾是东耶路撒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顾客以及其他游客。其当前的衰落充分体现了经济边缘化对东耶路撒冷经济造成的削弱，这使巴勒斯坦人在此地的生活日益艰难。老城商业市场的衰落与东耶路撒冷旅游业的衰退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老城商业活动逐渐依赖旅游业，游客数量激增。随着这一转变，市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尽管老城以传统产业和市场闻名，例如阿塔林香料市场（Souq al-Attareen）和拉哈明肉类市场（Souq al-Lahameen）等，但随着商贩将生意转向更具利润的纪念品商店，这些传统市场逐渐失去了其独特吸引力。东耶路撒冷的经济衰退和旅游业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老城商业活动的衰退。这种情况无疑因以色列当局为遏制巴勒斯坦商业而实施的重税政策而雪上加霜，这是以色列有计划地制造东耶路撒冷经济崩溃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商人被迫缴纳六种税：财产税（Arnona）、增值税、所得税、国民保险、工资税和许可证税。由于商业状况恶化，许多巴勒斯坦商人已陷入债务危机，无法缴纳这些税款。以色列占领当局近期向无法缴税的商人提供了大量诱导措施，鼓励他们出售店铺。因此，税收已成为以色列政府剥夺巴勒斯坦财产、扩大老城犹太人定居点规模的另一工具（Arafeh 2016a）。
随着耶路撒冷、贝特汉尼纳（Beit Hannina）、阿尔-拉姆（Al-Ram）和拉姆安拉等其他地区新商业中心的兴起，东耶路撒冷的竞争优势丧失。那些地区因交通更便利而对巴勒斯坦人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隔离墙建成及以色列军队实施旅行限制之后。
新商业中心的兴起、沉重的税收负担、旅游业的衰退以及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购买力的下降，共同压制了老城的经济。根据耶路撒冷阿拉伯商会（引自Arafeh 2016a: 4）的报告，
目前，老城内有超过200家商店关闭。仍在营业的商店无法在夜间延长营业时间，因为它们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这导致了“耶路撒冷早早入睡”的现象，即耶路撒冷居民在晚上和周末选择前往伯利恒或拉姆安拉，而非留在耶路撒冷。
2015年初，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多个街区以及老城内外设置了混凝土路障和检查站。根据阿勒哈克（Al-Haq）组织的一份报告（引自Arafeh 2016a: 4），“以色列军队在老城内设立了30多个检查站和观察点，其中包括4个电子探测器，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和游客的行动自由”。
以色列致使老城经济衰退的操作，连同其他政策，如房屋拆除；提供服务时的不平等规定，即向巴勒斯坦居民提供较少服务但要求他们与犹太居民缴纳相同税款；以及撤销居住证——这些措施旨在使老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日益艰难。这一过程与以色列加速推进东耶路撒冷（包括老城）殖民化的努力并行不悖，具体表现为非法定居点的扩张。非法定居点扩张及东耶路撒冷殖民化行为得到右翼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由美国犹太人资助，例如位于巴勒斯坦社区核心地带的“阿特雷特·科哈尼姆”（Ateret Cohanim）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在老城及更广泛的东耶路撒冷地区建立犹太人多数人口。这些组织从以色列国家获得了大量援助，包括为其定居者提供私人安保服务，尤其是在没收巴勒斯坦人财产期间。以色列还通过犹太国家基金和不在地主财产保管人（Custodian of Absentee Property）等机构，为非法定居点的开发项目提供资金，并简化巴勒斯坦人财产向右翼组织的转移程序（Arafeh 2016b）。
图17.1反映了耶路撒冷年轻一代阿拉伯人的困境。这些儿童因父母持有不同类型的身份证件而没有合法身份。当一名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与一名持有耶路撒冷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生育子女时，该子女被视为“在国外出生”，因此无法获得耶路撒冷的永久合法身份。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限制并不适用于以色列犹太人；一名在西岸定居点出生的以色列儿童可以合法居住在耶路撒冷或以色列现今领土的任何地区。拒绝授予巴勒斯坦儿童耶路撒冷居住权的政策，最终目的是鼓励家庭迁移至其他地区。这是以色列政府旨在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该市、维持犹太人人口多数地位的目标的一部分。
图17.1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面临的困难
尽管非法定居点扩张活动猖獗，犹太人仍只占老城居民总数的约10%。迄今为止，该地区犹太宗教和教育机构的建设呈现增长趋势。定居者尤其努力在老城内外以犹太遗址包围阿克萨清真寺，试图将旅游景观犹太化。定居者的关键成功在于建造了所谓的“圣经主题公园”——“大卫之城”，该公园环绕老城城墙，并包含西尔万（Silwan）地区南部的大部分瓦迪·希尔瓦（Wadi Hilwa）街区（Arafeh 2016b）。根据阿拉菲（Arafeh 2016a: 5）的著作：
该公园由定居者团体埃尔-阿德（El-Ad）运营，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以色列当局和定居者利用该公园传播其对耶路撒冷作为“犹太城市”的叙事和形象，其中包括抹去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及其历史。
这绝非新的现象，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原始目标的延续，即在世界各地犹太人与这片绝大多数人并无实际根源的土地之间制造联系。这一建构遗产的过程已被众多历史学家（包括以色列历史学家）充分承认并进行分析，而这一过程始终包含对巴勒斯坦遗址与遗产的侵占，并宣称其归属犹太人（Ibrahim 2011; Isaac 2014）。
在此战略框架下，巴勒斯坦成为一个被重新定义的空间、领域与符号的试验场，以使其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换言之，必须构建一种特定的文化遗产，以与试图通过建立合法性来正当化对空间的占领与控制的宗教叙事相协调，从而强化该项目在犹太人意识中的地位并催生国际支持运动。巴勒斯坦整个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封锁空间记忆及其历史的另一套叙事（Whitelam 2013）。在此叙事框架下，以色列政策的实施呈现两条路径。第一条是摧毁、篡改和忽视那些证实或提醒巴勒斯坦存在、巴勒斯坦权利或巴勒斯坦历史的元素。巴勒斯坦数千年的历史被描绘成始于犹太教的出现，而事实上，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的存在远早于犹太人的到来。这一政策的极致表现是1948年驱逐居民后摧毁了超过450个巴勒斯坦村庄。这些房屋的石块被盗走，用于建造犹太人住宅，以作为“土生土长”和“真实性”的记号。第二条路径涉及以色列政策的实施，包括重建特定地点的符号、名称和文化，以确认并证明以色列叙事的可信性和历史性（Ibrahim 2011）。
一些支持这一策略的证据得到了英国媒体的证实。最近，英国广播公司承认制作了一张具有误导性的以色列地图，该地图将耶路撒冷纳入其中，被占领的西岸被并入约旦，而加沙则不复存在。这张地图是为一档电视节目制作的图形。在这张地图中，西岸被并入约旦，而加沙则被描绘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以色列国旗被印在原加沙地区，而扩大后的约旦则被涂成绿色。几秒钟后，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一个统一城市出现。在这张虚构的BBC地图中，新耶路撒冷与其实际位置相去甚远，被西岸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线分割。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标注城市位置的插图悬浮在死海上空。BBC向观众传递的信息似乎是：耶路撒冷，包括其全部领土，均属于以色列，不存在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领土（Saleem 2017）。
一个犹太人的旅游、高等教育和高科技发展目的地
2050年耶路撒冷的愿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游客将看到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高科技中心，周围环绕着大量游客，其中包括消除巴勒斯坦人的物理存在和历史。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以色列正在制定三个耶路撒冷总体规划。其中一个总体规划是2020年总体规划，尽管该规划于2004年首次公布，但至今尚未提交公众审查。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马罗姆计划”——一份由政府委托制定的耶路撒冷发展计划，以及“耶路撒冷5800计划”（又称耶路撒冷2050计划），该计划由私人发起，被称为该市“变革性”总体规划。在她的政策简报中，阿拉菲（Arafeh，2016b）对这三个总体规划进行了详细分析，解释了以色列如何计划将耶路撒冷打造成旅游和高科技中心，以及他们如何利用城市规划来重塑该市的人口结构。所有这些计划的最终目的是重新激活并加强以色列对该市的控制。值得再次强调的是，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违反国际法，未获国际社会承认。此外，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包括东西两部分）为其首都的声明缺乏国际法律效力，因此耶路撒冷没有外交使团，甚至包括以色列最大盟友美国在内。
为了将耶路撒冷打造成“中东地区的旅游核心”（Arafeh 2016b: 3），耶路撒冷5800计划旨在吸引私人投资和酒店建设，打造屋顶花园和公园，并将老城周边地区改造为住宿区，同时禁止车辆通行。该计划还设想建设高质量交通线路，包括一条国家高速铁路线；一个广泛的公交车和公共交通网络；新增多条高速公路并扩建现有道路；以及一条贯穿全国南北的高速公路。该战略还支持在耶路撒冷与死海之间的霍尔卡尼亚谷地建设一座机场，年客运量达3500万人次。该机场将通过连接道路和铁路与耶路撒冷、本古里安机场及其他城市中心相连。该计划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设非法定居点的愿景相类似（Arafeh 2016b）。
根据阿拉菲（Arafeh 2016b: 3）的观点，尽管耶路撒冷5800计划自诩为一份非政治性文件，
……旨在通过经济繁荣促进和平，但其人口目标却证明了相反的意图。事实上，该计划设想，通过实施计划产生的1200亿美元总附加值，加上酒店业新增7.5万至8.5万个全职岗位以及相关产业新增的30万个岗位，将共同减少贫困并吸引更多犹太人移居耶路撒冷，从而增加耶路撒冷犹太人人口，进一步加剧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人口失衡。
尽管旅游业不仅被视为吸引犹太人移居耶路撒冷的经济引擎，但以色列对该市旅游业的开发与控制，更是其掌控叙事权、确保耶路撒冷在国际社会被塑造成一个统一的（东西部）犹太城市的工具。以色列对导游资格有严格限制，并严格控制游客所听到的叙事内容和历史事实。这些推广以色列旅游业的计划与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旅游业发展和增长实施的各种限制措施相辅相成，包括：将东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其他地区隔离，尤其是在修建隔离墙后；土地短缺导致成本高昂；基础设施薄弱；税收高昂；以及限制发放建造酒店或将建筑改造成酒店的许可证。考虑到这些障碍，而且在数百万美元被投入以色列旅游业的情况下，也确保了巴勒斯坦旅游业无法与以色列竞争。这也是西岸被占领期间的主导策略。以色列领导人采取了“去发展”巴勒斯坦经济的行动，破坏潜在增长并使巴勒斯坦经济依赖于以色列。
三个计划的另一个共同目标是通过发展两个先进产业——高科技和高等教育——吸引全球各地的犹太人。为了促进高等教育，2020年总体规划的目标是在市中心建立一所国际大学，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马罗姆计划还旨在将耶路撒冷打造成一个“领先的学术城市”（Arafeh 2016b: 4），既吸引犹太人，也吸引国际学生，这些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将被鼓励定居耶路撒冷。在同一背景下，耶路撒冷5800计划提出通过“长期教育旅游”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经济增长——这是该市殖民化目标之一（Arafeh 2016b）。
通过城市规划和法律驱逐巴勒斯坦人
尽管以色列正致力于将耶路撒冷打造成一个吸引犹太人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的商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心，但东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却异常严峻。这些问题包括挤压巴勒斯坦企业与贸易、削弱教育部门以及阻碍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当地的高贫困率是这些问题显而易见的后果。2015年，东耶路撒冷75%的巴勒斯坦人（其中约84%为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Arafeh 2016b）。
隔离墙是以色列为确保耶路撒冷犹太人多数地位并实施该国对耶路撒冷的实际边界而采取的最有影响力的措施之一，从而将耶路撒冷转变为以色列国最大的城市（见Cook 2015）。阿拉菲（Arafeh 2016b: 5）指出，
隔离墙的建造方式使以色列能够吞并额外的160平方公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同时物理上将超过55000名耶路撒冷居民与市中心隔离。目前位于隔离墙外的地区和社区的规划与发展极度匮乏，市政服务几乎完全缺失，尽管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继续缴纳地产税。
城市规划是以色列为加强其对耶路撒冷的控制、限制巴勒斯坦人的城市扩张并作为犹太化城市政策的一部分而使用的另一项重大地缘政治和战略工具。正如库克（Cook，2015: 151）所言：
以色列当前的关键政策辩论——尽管迄今主要在幕后进行——在于是否能在不重新考虑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人口转移”（可能通过强加的和平协议实现）的情况下，维持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统治体系。
城市规划是2020年总体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该规划将耶路撒冷视为一个连绵不绝的城市群、一个大都市中心，并最终成为以色列的首都（Arafeh 2016b）。该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鼓励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非法定居点发展，维持坚实的犹太人多数人口，同时减少犹太人外迁。内部计划是在部分现有犹太人社区建设经济适用房，并建立新城区。如前所述，该计划旨在通过道路网络将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在地理、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互联互通。
伊尔·大卫基金会（Ir David Foundation）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增加大卫城（City of David）的犹太人定居点，其领导人与市长关系密切。近年来，该基金会一直在老城附近购买房屋，试图“犹太化”该地区。2010年，耶路撒冷市政规划与建设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备受争议的计划，拟拆除西尔万街区22座未获许可的巴勒斯坦人房屋，并在原址建设旅游中心。据称，该地区的“非法建筑”阻碍了市政当局建设包含餐厅和精致酒店的旅游中心（Eldar and Hasson 2010)。
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存在以及巴勒斯坦社区的发展也受到该计划承诺“严格执行规划和建筑法律……以阻止非法建筑现象”的严重限制（Arafeh 2016b: 6）。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耶路撒冷发放的建筑许可中仅有7%颁发给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在向巴勒斯坦人发放建筑许可时存在歧视，加上许可费用高昂，迫使许多巴勒斯坦人非法建房。在执行法规时巴勒斯坦人也面临歧视。根据国际和平与合作中心（Arafeh 2016b）的报告，2004年至2008年间，78.4%的建筑违规行为发生在西耶路撒冷地区，而东耶路撒冷仅占21.5%。
综上所述，2020年总体规划本质上是一项政治计划，利用城市规划作为隐蔽工具以确保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人口和领土控制。该计划支持“在城市中对不同人口群体实施空间隔离”，并将其视为实际优势。其核心目标是根据民族归属将耶路撒冷划分为多个规划区，确保每个区域仅包含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欧洲）犹太人，不允许两者混居。因此，以色列还利用其法律作为驱逐巴勒斯坦人、侵占其土地和房屋的手段，以确保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和控制。事实上，最近在2015年3月1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激活了1950年颁布的《缺席地主财产法》（Absentee Property Law），该法律旨在没收1948年纳克巴灾难中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的财产。该法律被用作将流离失所巴勒斯坦人财产转移至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法律依据”。1967年后，以色列将该法律适用于东耶路撒冷，允许其没收居住地被认定位于巴勒斯坦边界之外的耶路撒冷居民的财产。
2017年12月6日，世界目睹了历史的重演，白宫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次做出这一决定的并非阿瑟·贝尔福，而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的声明将与《贝尔福宣言》一同载入史册，成为将一个民族的土地赠予另一个民族的非道德行为，颠覆了美国对耶路撒冷数十年来的政策。特朗普的声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对他们称之为家园的城市的权利。这无疑将鼓励以色列进一步发展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尤其是那些在耶路撒冷承受巨大压力和占领条件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
库姆西耶（Qumsiyeh 2004）解释了为何“两国方案”的公共关系宣传并非解决方案，而是本·古里安在20世纪20年代为欺骗世界、声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和平而制造的谎言，同时巩固其占领和权力，并在地缘政治上扩大控制范围。本·古里安曾写道（引自Qumsiyeh 2017，未注明页码）：
必须明确，这个国家没有容纳两个民族的空间……如果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将变得宽广而宜居……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为以色列保留土地，至少是为以色列保留西部土地[即巴勒斯坦]，且不包括阿拉伯人。这里没有妥协的余地……除了将阿拉伯人从这里迁移到邻国，别无他法，必须迁移所有阿拉伯人，或许仅保留伯利恒、拿撒勒和耶路撒冷老城……除此之外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也不能留下。迁移必须指向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
他继续说道，
我们目前不仅与阿拉伯邻国处于冲突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处于冲突之中——因为耶路撒冷。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这场冲突的根源不仅在于政治、经济或军事，还在于意识形态。
他所指的意识形态是犹太复国主义——一种与原住民利益不相容的殖民主义形式。
结论
本章探讨了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总体规划如何旨在将该市打造成旅游和高科技中心，以及城市规划如何被用于重塑该市的人口结构。它揭示了以色列通过有计划地经济上瓦解东耶路撒冷，使该地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几乎无法居住，从而确保该市犹太人控制的策略。在此背景下，旅游业被用作控制（并重写）叙事、确保耶路撒冷在国际社会眼中呈现为犹太城市形象的工具。本质上，旅游业被用作殖民、种族隔离、驱逐和剥夺的工具。支持这一结论的是，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被一些媒体（如AWD 2017）报道称，他曾表示：“是时候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比纳粹更糟糕。”里夫林和以色列科学院院长、人文科学教授鲁思·阿农（Ruth Arnon）均在该学院位于首都贾博廷斯基街的会场发表讲话，提及那个痛苦而血腥的夏天，以及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之间敌意升级至新高度的局面。他的发言也于2017年2月12日在以色列媒体上被引用：以色列新通过的《犹大与撒玛利亚定居点管理法》正式没收了数块巴勒斯坦土地，这将使以色列被视为“种族隔离国家”。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一篇论文中所言，
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尽可能坚定地、有说服力地讲述巴勒斯坦的故事，以保持人们对它的关注，因为始终存在着这个故事可能消失的恐惧。
参考文献
Abowd, T. (2014) Colonial Jerusalem: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a City of Myth, 1948–2012.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Al-Haq (2015) ‘Israel’s retaliatory seizure of tax: A war crime to punish Palestinians ICC membership’. Available online: www.alhaq.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ndex/item/the-unlawful-seizure-of-palestinian-taxes-israel-s-collective-punishment-of-a-people (Accessed 1 December 2017).
Aljazeera (2017) ‘UNESCO passes Jerusalem resolution critical of Israel’. Available online: www.aljazeera.com/news/2017/05/unesco-passes-jerusalem-resolution-critical-israel-170502160841594.html (Accessed 1 December 2017).
Allegra, M. (2013) ‘The politics of suburbia: Israel settlement polic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Jerusale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5: 497–516.
Arafeh, N. (2016a) Economic Collapse in East Jerusalem: Strategies for Recovery. Washington, DC: AlShabaka, the Palestinian Policy Network.
Arafeh, N. (2016b) Which Jerusalem? Israel’s Little Known Master Plans. Washington, DC: AlShabaka, the Palestinian Policy Network.
AWD (2017) ‘Time to admit that Israel is a sick society, the Israeli Holocau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s worse than Nazis’. Available online: http://awdnews.com/political/israeli-president-time-to-admit-that-israel-is-a-sick-society,the-israeli-holocaust-against-the-palestinians-is-worse-than-nazis (Accessed 2 June 2017).
Baumann, H. (2016) ‘Enclaves, borders, and everyday movements: Palestinian marginal mobility in East Jerusalem’, Cities, 59: 173–182.
Bollens, S.A. (1998) ‘Urban planning amidst ethnic conflict: Jerusalem and Johannesburg’, Urban Studies, 35(4): 729–750.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heshin, A., Bill, H., & Avi, M. (1999) 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i Rule in East Jerusal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ok, J. (2015) ‘Visible equality as a confidence trick’, in I. Pappé (ed.), Israel and South Africa: The Many Faces of Apartheid (pp. 123–159). London: Zed Books.
Davis, M. (2007) Planet of the Slums. London: Verso.
Douglass, M., Wissink, B., & van Kempen, R. (2012) ‘Enclave urbanism in China: Consequ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Urban Geography, 33(2): 167–182.
Dumper, M. (1997) The Politics of Jerusalem since 196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umper, M. (2014) Jerusalem Unbound: Geography,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ly 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ldar, A., & Hasson, N. (2010) ‘Jerusalem master plan: Expansion of the Jewish enclaves across the city’. Available online: www.haaretz.com/jerusalem-master-plan-expansion-of-jewish-enclaves-across-the-city-1.298651 (Accessed 1 December 2017).
Falah, G.W. (2003) ‘Dynamics and patterns of the shrinking of Arab lands of Palestine’, Political Geography, 22: 179–209.
Farah, M., & Bakr, A.A. (2015) East Jerusalem: Exploiting Instability to Deepen the Occupation. Ramallah, Palestine: Al-Haq Organisation.
Frykberg, M. (2011) ‘Legal experts warn of ethnic cleansing in Jerusalem’. Available online: 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legal-expert-warns-ethnic-cleansing-jerusalem/928 (Accessed 16 February 2017).
Hammami, R. (2004) ‘On the importance of thugs: The moral economy of a checkpoint’, Jerusalem Quarterly, 6: 16–28.
Hammami, R, (2010) ‘Qalandia: Jerusalem’s Tora Bora and the frontiers of global inequality’, Jerusalem Quarterly, 41: 29–51.
Harker, C. (2009) ‘Student im/mobility in Birzeit, Palestine’, Mobilities, 4(1): 11–35.
Hasson, N. (2010) ‘MKs seen to ban East Jerusalem Arabs guiding in the city’. Available online: www. haaretz.com/mks-seek-ban-on-east-jerusalem-arabs-guiding-in-the-city-1.319890 (Accessed 15 February 2017).
Hughes, S. (2017) ‘With a wink and a nod: Settlement growth through construction as commemoration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Geopolitics, 22(2): 360–382.
Ibrahim, N. (2011)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Palestine: A conflict of two narratives’, This Week in Palestine, Volume 155. Available online: www.thisweekinpalestine.com/details.php?id=3358&ed=192&edid= 192#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7).
Isaac, J. (2017)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Israeli occupied State of Palestine: Undermining authentic resolution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22(2/3): 85–91.
Isaac, R.K. (2009) ‘Can the segregation wall in Bethlehem be a tourist attraction?’, Tourism,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 6: 221–228.
Isaac, R.K. (2010a) ‘Alternative tourism: New forms of tourism in Bethlehem for the Palestinian tourism industry’,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3(1): 21–36.
Isaac, R.K. (2010b) ‘Moving from pilgrimage to responsible tourism: The case of Palestine’,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3(6): 579–590.
Isaac, R.K. (2014) ‘Israel’s going to destroy my birth place Batti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ourism Studies (CTS) Conference, Sarajevo, 21–26 June.
Isaac, R.K. (2017) ‘Transformational host communities: Justice tourism and the water regime in Palestine’,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17: 139–158.
Isaac, R.K., & Platenkamp, V. (2012) ‘Ethnography of hope in extreme places: Arendt’s agora in controversi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12: 173–186.
Isaac, R.K., Hall, C.M., & Higgins-Desbiolles, F. (2016)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Tourism in Palestine. London: Routledge.
Jadallah, D. (2014) ‘Colon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urban space of Jerusale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68(1): 77–98.
Khalidi, R. (1997) Palestinian 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lein, M. (2005) ‘Old and new walls in Jerusalem’, Political Geography, 24(1): 53–76.
Kwan, M.P. (2009) ‘From place-based to people-based exposure measur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9): 1311–1213.
Kwan, M.P. (2013) ‘Beyond space (as we knew it): Towards temporary integrated geographies of segregation, health and accessibil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3(5): 1078–1086.
McCarthy, R. (2009) ‘Israel using tourist sites to assert control over East Jerusalem’. Available online: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may/10/israel-expansion-east-jerusalem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7).
Nightingale, C. (2012) Segregation: A Global History of Divided Citi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phir, A., Givoni, M., & Hanafi, S. (2009) The Power of Inclusive Exclusion: Anatomy of Israeli Rul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New York: Zone Books.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2014) Recommendations and Proposals for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 East Jerusalem City. Ankara: SESRIC.
Prior, M. (1997) The Bible and Colonialism: A Moral Critiqu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Pullan, W. (2011) ‘Frontier urbanism: The periphery at the center of contested cities’,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16: 15–35.
Qumsiyeh, M. (2004) Sharing the Land of Canaan: Human Rights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Struggle. London: Pluto Press.
Qumsiyeh, M. (2017) ‘Last Straw’. Available online: http://popular-resistance.blogspot.nl/2017/12/last-straw.html (Accessed 5 January 2018).
Roberts, N.E. (2013) ‘Divided Jerusalem: British urban planning in the holy cit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2(4): 7–26.
Said, E. (1995) ‘Projecting Jerusale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1): 5–14.
Saleem, A. (2017) ‘Israel map raises questions about BBC’s impartiality’. Available online: https://electronic intifada.net/blogs/amena-saleem/israel-map-raises-questions-about-bbc-impartiality?utm_source=EI+readers&utm_campaign=52c742c783-RSS_EMAIL_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802a7602d-52c742c783-290666173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7).
Selwyn, T. (2011) ‘Landscapes of separation: Reflections on symbolism of by-pass roads in Palestine’, in B. Bender, & M. Winer (eds), Contested Landscapes: Movements, Exile and Place. Oxford: Berg.
Shaly, A., & Rosen, G. (2010) ‘Making places: The shifting green 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ater metropolitan Jerusalem’, City and Community, 9(4): 358–389.
Sheller, M. (2004) ‘Mobile publics: Beyond the network perspectiv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22(1): 39–52.
Solomon, R. (2017) ‘Settlements will be Israel’s downfall’. Available online: http://palestineupdates.com/settlements-will-be-israels-downfall/ (Accessed 2 February 2017).
Strickland, P. (2015) ‘Israel to revoke Jerusalem residency of Palestinians’. Available online: www.aljazeera.com/news/2015/10/israel-revoke-jerusalem-residency-palestinians-151015125531507.html (Accessed 16 August 2017).
Thawaba, S. & Al-Rimmawi, H. (2013)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of Jerusalem: 1967–present’,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12(1): 63–77.
United Nations (1998)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vailable online: 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0/0BC7883100A95730852569AF00575179 (Accessed 12 March 2017).
UNOCH (2014) East Jerusalem: Key Humanitarian Concerns, Update August 2014. Jerusalem: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Urry, J. (2007) Mobil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eizman, E. (2007)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Verso.
Whitelam, K.W. (2013) 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Israel: The Silencing of 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Yiftachel, O. (1999) ‘Ethnocracy: The politics of Judaizing Israel/Palestine’, Constellations, 6(3): 364–390.
Yiftachel, O. (2002) ‘The shrinking space of citizenship: Ethnocratic politics in Israel’, Middle East Report, No. 223 (Summer).
